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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多言禅让官天下之事,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
PS:第二章在0点前,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写起来有点慢,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
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多言禅让官天下之事,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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