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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太原的新皇,年号“归运”。
取自汉代班固典引:“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
“归运”即顺时而至的天运,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会直接以“正统”为年号。
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年号“昭德”。
取自汉代刘向说苑:“天有昭德,宝鼎自至。”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
当中央朝廷的君臣,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
还未正式出兵,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
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因“勾结伪帝”而下狱,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
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麻溜奔往太原,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
昭德皇帝传下圣旨,召集大军勤王,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
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都只当没接到诏书,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没了朝廷盘剥,他们还过得更滋润,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
整个东北地区,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一占辽宁,一占泰宁(吉林),一占原朝鲜北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
前面两股势力,互相攻伐,都想吞掉对方,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但也不敢拒绝,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
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
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不要朝廷一分钱,自费进京听候皇命。
昭德皇帝龙颜大悦,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冠加三英,赐斗牛服。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挂总督帅印,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
王家与黄家,再度联手。
只不过嘛,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
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山东团练三万、京畿民夫五万,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
太原的归运皇帝,纯属被赶鸭子上架,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听闻北京已经发兵,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
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
关键时刻,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
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誓不投降,力战而死。
黄宗德杀出重围,回到北京时,身边只剩数千残兵,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
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而西苑新军将领,则是当机立断,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
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
这属于山东(外加天津)商贾集团,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
而为国捐躯的王贤,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指挥不当的罪名,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
王氏子弟震怒,大部分选择辞官。
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控制天津的铁路、河港和海港,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
一支前往湖广,全力资助王元珍。
一支前往贵州,支持王贲扩张实力,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
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整个京城粮价暴涨。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兵部尚书的位子,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
归运元年,或者说,昭德元年。
归运皇帝再次东征,一路打到北京城外,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
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王太师,圣人也,不可轻侮,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
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请”到北京城下,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加太师衔。
王皋面无表情,下令道:“开炮!”
城楼巨炮调整角度,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
两军都惊骇莫名,北京守军义愤填膺、士气大振。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竟然选择围而不攻,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
北京城太坚固了,就算带着巨炮,也得打好几个月。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城中饿殍遍地,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攻城方粮草不济,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火速担任内阁首辅。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
北京朝廷,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颇有百废待兴、再造河山的味道。
而山西的归运朝廷,则被山西商贾控制,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而是出兵攻打河南,因为山西粮食不足,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
昭德三年。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权倾朝野的王皋,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王皋悲愤不已,虽然皇帝不敢杀他,只是逼他交出大权。但王皋刚烈异常,自杀于狱中,留下血书遗言:“煌煌大明,国将不国。王氏子孙愧对祖宗,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听闻王皋的死讯,当晚便吞煤自尽,留下血书:“生不可救社稷,死或能醒人心,吾随岸磊公(王皋)共赴黄泉去也。”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他真不敢杀王皋,这这何至于此啊。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金芳,京城内外人心尽失,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愤而传檄天下,喊出“诛暴君”的口号,先是断绝漕运,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主动开城投降,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将紫禁城抢掠一番,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却很快不知所措,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
王鳌代表着天津、山东商贾利益,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
山西那边,反应很扯淡。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山西商贾却不放人,因为去了北京之后,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说朝廷早已迁都,让王鳌去太原做官。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一些支持山西商贾,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趁机怂恿将领兵变,口号是“清君侧、迎帝归”。
兵变被镇压,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总兵郑越(武进士郑虎后代)自立为河南王。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自封为直隶总督,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
经过这些事件,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藩王”,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不再认可北方政权。
徽商和江淮商贾,另立宗室为帝,改元“大兴”,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
可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却不愿听南京号令,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又下设省议会、府议会、州县议会,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王元珍占据湖广、江西之后,大量王氏族人、大同社成员、物理学社成员来投,可谓人才济济。
而且,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多出自小地主、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
广西地方势力,需要面对“伪大越国”的兵锋,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广西兵紧急回源,“伪大越国”趁机入侵。广西士绅商贾,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竟然选择向“伪大越国”投降。
广西济世派大怒,串联掀起农民起义,四处杀官造反、攻略州县。仅仅一年时间,就有十余万农民军,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
交趾设省的时候,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拥有最多的土地,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
这次起兵自立,宣布建立大越国的,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
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扇动土著百姓,对汉人高举屠刀。交趾汉人分布各地,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竟被阮氏窃土成功。而且,阮氏还手段高明,承诺不侵多汉人商贾的财产。导致交趾汉人当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
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
双方交流非常顺利。
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佃户。超过2000亩的土地,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
交趾士子自然愿意,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
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
归运(昭德)三年,王元珍大破“伪大越国”与广西豪族联军,交趾汉人在“伪大越国”起义。
交趾商贾很有意思,对阮氏自立不闻不问,对汉人起义也不闻不问。只要别妨碍他们做生意,就算打破狗脑子,似乎也跟他们无关。
当王元珍攻入交趾,并与义军合兵时,交趾商贾终于慌了,他们害怕被夺走产... -->>
迁都太原的新皇,年号“归运”。
取自汉代班固典引:“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
“归运”即顺时而至的天运,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会直接以“正统”为年号。
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年号“昭德”。
取自汉代刘向说苑:“天有昭德,宝鼎自至。”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
当中央朝廷的君臣,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
还未正式出兵,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
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因“勾结伪帝”而下狱,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
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麻溜奔往太原,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
昭德皇帝传下圣旨,召集大军勤王,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
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都只当没接到诏书,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没了朝廷盘剥,他们还过得更滋润,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
整个东北地区,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一占辽宁,一占泰宁(吉林),一占原朝鲜北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
前面两股势力,互相攻伐,都想吞掉对方,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但也不敢拒绝,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
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
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不要朝廷一分钱,自费进京听候皇命。
昭德皇帝龙颜大悦,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冠加三英,赐斗牛服。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挂总督帅印,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
王家与黄家,再度联手。
只不过嘛,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
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山东团练三万、京畿民夫五万,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
太原的归运皇帝,纯属被赶鸭子上架,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听闻北京已经发兵,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
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
关键时刻,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
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誓不投降,力战而死。
黄宗德杀出重围,回到北京时,身边只剩数千残兵,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
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而西苑新军将领,则是当机立断,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
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
这属于山东(外加天津)商贾集团,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
而为国捐躯的王贤,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指挥不当的罪名,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
王氏子弟震怒,大部分选择辞官。
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控制天津的铁路、河港和海港,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
一支前往湖广,全力资助王元珍。
一支前往贵州,支持王贲扩张实力,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
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整个京城粮价暴涨。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兵部尚书的位子,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
归运元年,或者说,昭德元年。
归运皇帝再次东征,一路打到北京城外,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
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王太师,圣人也,不可轻侮,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
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请”到北京城下,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加太师衔。
王皋面无表情,下令道:“开炮!”
城楼巨炮调整角度,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
两军都惊骇莫名,北京守军义愤填膺、士气大振。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竟然选择围而不攻,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
北京城太坚固了,就算带着巨炮,也得打好几个月。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城中饿殍遍地,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攻城方粮草不济,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火速担任内阁首辅。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
北京朝廷,在京畿地区轻徭薄赋,天津王氏也愿提高商税,终于给中央回了一口血,颇有百废待兴、再造河山的味道。
而山西的归运朝廷,则被山西商贾控制,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而是出兵攻打河南,因为山西粮食不足,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
昭德三年。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权倾朝野的王皋,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王皋悲愤不已,虽然皇帝不敢杀他,只是逼他交出大权。但王皋刚烈异常,自杀于狱中,留下血书遗言:“煌煌大明,国将不国。王氏子孙愧对祖宗,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听闻王皋的死讯,当晚便吞煤自尽,留下血书:“生不可救社稷,死或能醒人心,吾随岸磊公(王皋)共赴黄泉去也。”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他真不敢杀王皋,这这何至于此啊。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金芳,京城内外人心尽失,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愤而传檄天下,喊出“诛暴君”的口号,先是断绝漕运,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主动开城投降,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将紫禁城抢掠一番,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却很快不知所措,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
王鳌代表着天津、山东商贾利益,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
山西那边,反应很扯淡。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山西商贾却不放人,因为去了北京之后,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说朝廷早已迁都,让王鳌去太原做官。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一些支持山西商贾,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趁机怂恿将领兵变,口号是“清君侧、迎帝归”。
兵变被镇压,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总兵郑越(武进士郑虎后代)自立为河南王。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自封为直隶总督,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
经过这些事件,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藩王”,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不再认可北方政权。
徽商和江淮商贾,另立宗室为帝,改元“大兴”,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
可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却不愿听南京号令,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又下设省议会、府议会、州县议会,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王元珍占据湖广、江西之后,大量王氏族人、大同社成员、物理学社成员来投,可谓人才济济。
而且,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多出自小地主、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
广西地方势力,需要面对“伪大越国”的兵锋,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广西兵紧急回源,“伪大越国”趁机入侵。广西士绅商贾,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竟然选择向“伪大越国”投降。
广西济世派大怒,串联掀起农民起义,四处杀官造反、攻略州县。仅仅一年时间,就有十余万农民军,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
交趾设省的时候,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拥有最多的土地,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
这次起兵自立,宣布建立大越国的,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
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扇动土著百姓,对汉人高举屠刀。交趾汉人分布各地,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竟被阮氏窃土成功。而且,阮氏还手段高明,承诺不侵多汉人商贾的财产。导致交趾汉人当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
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
双方交流非常顺利。
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佃户。超过2000亩的土地,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
交趾士子自然愿意,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
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
归运(昭德)三年,王元珍大破“伪大越国”与广西豪族联军,交趾汉人在“伪大越国”起义。
交趾商贾很有意思,对阮氏自立不闻不问,对汉人起义也不闻不问。只要别妨碍他们做生意,就算打破狗脑子,似乎也跟他们无关。
当王元珍攻入交趾,并与义军合兵时,交趾商贾终于慌了,他们害怕被夺走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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