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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
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
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在此可以列举出关于卡夫卡弱点的一长串说道来，然而这些又全都是悲剧性地从他的优点中蹦出来的。通过指出“准确性”这个特点我仅仅指出了他的本质中的一个方面。就此可以解释再解释（人们会这么干的），但是不会有结局。这就像永远沿着一道没有门的墙走动，始终进不了院子之内。当然这种无休止的、徒劳的解释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轮廓，似乎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无头绪。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卡夫卡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将他们解释透彻。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细区分，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无法区分什么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是渐渐成熟的。我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过了若干年，我们才完全信赖。
我们关系的开端是，我们决定不让中学里学过的希腊语知识生锈。我们一起读柏拉图的普拉塔高勒斯，参考译文，借助我们的学生词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时柏拉图在我心中还未达到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种地位（这是在卡夫卡死后很久），当时我们喜欢的自然首先是关于诡辩家们的五彩缤纷的、滑稽逗乐的描写，是那种柏拉图一苏格拉底式讽刺。假如说读柏拉图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分别受到这颗伟大的星星的吸引），那么使我对福楼拜产生关注应该归功于卡夫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
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吓唬... -->>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
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
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在此可以列举出关于卡夫卡弱点的一长串说道来，然而这些又全都是悲剧性地从他的优点中蹦出来的。通过指出“准确性”这个特点我仅仅指出了他的本质中的一个方面。就此可以解释再解释（人们会这么干的），但是不会有结局。这就像永远沿着一道没有门的墙走动，始终进不了院子之内。当然这种无休止的、徒劳的解释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轮廓，似乎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无头绪。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卡夫卡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将他们解释透彻。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细区分，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无法区分什么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是渐渐成熟的。我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过了若干年，我们才完全信赖。
我们关系的开端是，我们决定不让中学里学过的希腊语知识生锈。我们一起读柏拉图的普拉塔高勒斯，参考译文，借助我们的学生词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时柏拉图在我心中还未达到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种地位（这是在卡夫卡死后很久），当时我们喜欢的自然首先是关于诡辩家们的五彩缤纷的、滑稽逗乐的描写，是那种柏拉图一苏格拉底式讽刺。假如说读柏拉图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分别受到这颗伟大的星星的吸引），那么使我对福楼拜产生关注应该归功于卡夫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
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吓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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