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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
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 -->>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大徒弟高声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亲商议,他——负有保卫皇城重大责任的旗兵,也只会惨笑一下,低声地说:先还债吧!
左方的钱码比右方的多着许多!母亲的鬓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发愣,左右为难。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儿钱,不知道怎么花用,才能对付过这一个月去。
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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