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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 -->>
一、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
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
二、火葬
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肠与家计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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