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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三、龙须沟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开始想怎样去写它。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就没法去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多亏了人民艺术戏剧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许多鼓励与帮助,才能写成。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意见,极当感谢。
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三、龙须沟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开始想怎样去写它。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就没法去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多亏了人民艺术戏剧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许多鼓励与帮助,才能写成。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意见,极当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