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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又要死人了！”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他曾到过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
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又要死人了！”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他曾到过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