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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奸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也照样看不见。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奸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也照样看不见。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