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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 -->>
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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