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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奶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
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奶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