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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僵硬，腮帮子麻木，眼睛枯涩，哈欠一个接着一个。我努力坚持着，含糊不清地讲述往事汽车的喇叭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晨光射进庙堂，地上一片蝙蝠的粪便。正对着我面的肉神，小盆一样的脸上覆盖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他我感到有几分骄傲、有几分惭愧、有几分惶恐。过去的生活，像一个童话，更像一个谎言。我看着他时，他也看着我，眉眼生动，似乎随时都会开口和我对话。仿佛我对着他吹一口气，他就会手舞足蹈，跑出庙堂，到肉的盛宴和肉的讨论会上去吃，去说。如果肉神真的像我，那他一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和尚依然盘腿坐在蒲团上，连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没有。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闭上眼睛。我记得在夜半时分，肚子曾经饥饿难忍，但早晨醒来，竟然一点也不感到饿了。于是我就回忆起来，那个模样像野骡子姑姑的女人，似乎又用她喷泉般的乳汁饲育过我。我舔舔唇齿，嘴巴里似乎还有乳汁的甘甜。今天是肉食节的第二天，各种题目的讨论会将在东西两城的宾馆和饭店里召开，各种风格的筵席，也将在东西两城的诸多地方摆开。小庙对面的草地上，诸多的烧烤摊子还将继续营业，只不过是经营着摊子的人，换了一拨新的。现在，摊主们还没来，食客们也未到。只有一队队动作麻利的清洁工人，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一样忙碌着。
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校。虽然这不是新生入学的季节，但因为有老兰的面子在，学校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父母把我送进小学的同时，也把妹妹送进了村子里的育红班——现在都改叫学前班了。
从村子出来，过了翰林桥，往前走一百米，就是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原来是老兰家的庄园，但破坏得已经很厉害。那些青砖蓝瓦的建筑，向人们昭示着兰家的辉煌。兰家可不是土财主，兰家在老兰的父亲那一辈上，就有了去美国念书的留学生。老兰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大门口上方有一个铸铁的花格子圆拱，上面焊着四个红色的铁字：翰林小学。我已经十一岁，插班读一年级。我比班里那些小学生大几乎一倍，个子也高出了半截。早晨站队升国旗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很注意地看着我。我想他们很可能以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混到了一年级的队伍里来了。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让我老老实实地在那个小方凳上坐四十五分钟，我感到无比的痛苦。而且每天不是一个四十五分钟，每天要坐七个四十五分钟，上午四个，下午三个。我坐到十分钟时就感到头晕，就想躺下睡觉。老师唆唆的讲课声我渐渐地听不到了，身边同学的念书声也听不到了，老师的脸我也看不见了。我感到眼前有一块像电影银幕一样的白布，白布上晃动着很多影子，有人影子，有牛影子，还有狗的影子。
那个班主任蔡老师刚开始还想修理我——她是个女的，圆圆脸，鸡窝头，脖子很短，屁股很大，走起道来摇摇摆摆，像河里的鸭——但很快她就不理睬我了。她是教数学的。在她的课堂上我睡着了。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起来，大声在我的耳边喊：
"罗小通！"
我睁开眼，懵懵懂懂地问：
"什么事？你家里死人了吗？"
她以为我故意咒她家死人，其实她冤枉了我。我在梦中梦到好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大街上奔跑，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叫着：快快快，快快快，老师家死人了。但老师看不到我的梦境，所以我说她家死人了她就以为我在故意地咒她。她很有修养，如果是那些没有修养的老师肯定会当场扇我一个大耳刮子，但我的班主任老师只是红了红她的圆圆脸，然后就回到讲台前，抽动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小姑娘似的。她用上牙咬了一下下唇，像鼓足了勇气似的问我：
"罗小通，现在有八个梨子，要分给四个孩子，怎么个分法？"
"分什么？"我说，"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
我的答案逗得教室里那些小屁孩子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的答案，他们只是感到我回答问题的态度很好玩，一个笑了，然后都跟着傻笑。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名叫绿豆的小子把两道黄鼻涕都笑了出来。这些愚蠢的小家伙，跟着一个愚蠢的班主任，变得更加愚蠢了。我得意洋洋地看着班主任，只见她用那根长长的教鞭猛的抽了一下讲台上的桌子，圆脸涨得通红，愤怒地说：
"你给我站起来。"
"为什么要我站起来？"我问，"为什么他们都坐着，你却要我站起来？"
"因为你在回答问题。"班主任说。
"回答问题就要站起来吗？"我傲慢地说，"你们家难道没有电视机吗？你们家没有电视机难道你就没有看过电视吗？难道你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吗？你看电视时没有看到过那些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人物吗？他们从来都是坐着回答问题，只有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才站起来呢。"
那些傻孩子又哈哈地笑起来，我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听懂，他们怎么可能听懂！他们可能看过电视，但他们看电视只会去看那些动画片，不会像我这样关注重大问题。他们更不会像我这样，通过看电视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大和尚，那个元宵节前，我们家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的彩色电视机，平面直角，21遥。这样的电视今天已经成了老古董，但在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别说是在我们乡下，就是到了北京、上海这些大码头，也是最先进的。这台电视机是老兰让黄豹送来的。当黄豹把那个方方正正的黑得发亮的家伙从纸盒子里拔出来时，我们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声。漂亮，实在是太漂亮了。母亲说。连平日里很少喜形于色的父亲也说：瞧人家这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电视机盒子里那些固定机器的白色泡沫塑料块儿也让父亲大为惊异，他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轻的东西。我对此自然不以为怪，因为我们在收破烂时，多次地见过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毫无用处，所有的破烂收购站都拒绝接受。黄豹不仅仅给我们送来了电视机，而且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根高大的电视机天线杆子和一架鱼骨天线。天线杆子高十五米，是用无缝钢管焊接起来的，钢管的外表上涂抹了防锈的银粉。天线杆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竖起来，我们家立即就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想如果我能爬到天线杆子顶端，站在天线上，就可以把全村的风景尽收眼底。当那些漂亮的画面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时，我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亮了。电视机把我们全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的知识也因之大增。让我来上学、而且是从一年级上起，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我的学问和知识在我们屠宰村除了老兰就是我。尽管我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子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
班主任老师被我的话给噎住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一旦从眼睛里流到脸上就是眼泪。我有点怕那些东西流出来，也有点盼望着那些东西流出来。我心中有点得意，也有点害怕。我知道一个能把班主任气哭了的孩子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坏孩子，但同时也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我知道这样的孩子不是个一般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好了发展可以成为大干部，往坏里发展可以成为大土匪，总之这样的孩子不是平凡的孩子。很可惜很庆幸班主任老师眼睛里那些闪亮的东西终究没有流出来，她先是用很低的声音说：
"你给我出去。"
然后她用很高、很尖的声音喊叫：
"你给我滚出去！"
"老师，只有皮球才可能滚出去，刺猬把身体缩起来像个皮球也可以滚出去，"我说，"我不是皮球，也不是刺猬，我是人，我只能走出去，或者是跑出去，当然我也可以爬出去。"
"那你就爬出去吧。"
"但是... -->>
舌头僵硬，腮帮子麻木，眼睛枯涩，哈欠一个接着一个。我努力坚持着，含糊不清地讲述往事汽车的喇叭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晨光射进庙堂，地上一片蝙蝠的粪便。正对着我面的肉神，小盆一样的脸上覆盖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他我感到有几分骄傲、有几分惭愧、有几分惶恐。过去的生活，像一个童话，更像一个谎言。我看着他时，他也看着我，眉眼生动，似乎随时都会开口和我对话。仿佛我对着他吹一口气，他就会手舞足蹈，跑出庙堂，到肉的盛宴和肉的讨论会上去吃，去说。如果肉神真的像我，那他一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和尚依然盘腿坐在蒲团上，连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没有。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闭上眼睛。我记得在夜半时分，肚子曾经饥饿难忍，但早晨醒来，竟然一点也不感到饿了。于是我就回忆起来，那个模样像野骡子姑姑的女人，似乎又用她喷泉般的乳汁饲育过我。我舔舔唇齿，嘴巴里似乎还有乳汁的甘甜。今天是肉食节的第二天，各种题目的讨论会将在东西两城的宾馆和饭店里召开，各种风格的筵席，也将在东西两城的诸多地方摆开。小庙对面的草地上，诸多的烧烤摊子还将继续营业，只不过是经营着摊子的人，换了一拨新的。现在，摊主们还没来，食客们也未到。只有一队队动作麻利的清洁工人，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一样忙碌着。
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校。虽然这不是新生入学的季节，但因为有老兰的面子在，学校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父母把我送进小学的同时，也把妹妹送进了村子里的育红班——现在都改叫学前班了。
从村子出来，过了翰林桥，往前走一百米，就是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原来是老兰家的庄园，但破坏得已经很厉害。那些青砖蓝瓦的建筑，向人们昭示着兰家的辉煌。兰家可不是土财主，兰家在老兰的父亲那一辈上，就有了去美国念书的留学生。老兰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大门口上方有一个铸铁的花格子圆拱，上面焊着四个红色的铁字：翰林小学。我已经十一岁，插班读一年级。我比班里那些小学生大几乎一倍，个子也高出了半截。早晨站队升国旗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很注意地看着我。我想他们很可能以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混到了一年级的队伍里来了。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让我老老实实地在那个小方凳上坐四十五分钟，我感到无比的痛苦。而且每天不是一个四十五分钟，每天要坐七个四十五分钟，上午四个，下午三个。我坐到十分钟时就感到头晕，就想躺下睡觉。老师唆唆的讲课声我渐渐地听不到了，身边同学的念书声也听不到了，老师的脸我也看不见了。我感到眼前有一块像电影银幕一样的白布，白布上晃动着很多影子，有人影子，有牛影子，还有狗的影子。
那个班主任蔡老师刚开始还想修理我——她是个女的，圆圆脸，鸡窝头，脖子很短，屁股很大，走起道来摇摇摆摆，像河里的鸭——但很快她就不理睬我了。她是教数学的。在她的课堂上我睡着了。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起来，大声在我的耳边喊：
"罗小通！"
我睁开眼，懵懵懂懂地问：
"什么事？你家里死人了吗？"
她以为我故意咒她家死人，其实她冤枉了我。我在梦中梦到好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大街上奔跑，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叫着：快快快，快快快，老师家死人了。但老师看不到我的梦境，所以我说她家死人了她就以为我在故意地咒她。她很有修养，如果是那些没有修养的老师肯定会当场扇我一个大耳刮子，但我的班主任老师只是红了红她的圆圆脸，然后就回到讲台前，抽动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小姑娘似的。她用上牙咬了一下下唇，像鼓足了勇气似的问我：
"罗小通，现在有八个梨子，要分给四个孩子，怎么个分法？"
"分什么？"我说，"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
我的答案逗得教室里那些小屁孩子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的答案，他们只是感到我回答问题的态度很好玩，一个笑了，然后都跟着傻笑。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名叫绿豆的小子把两道黄鼻涕都笑了出来。这些愚蠢的小家伙，跟着一个愚蠢的班主任，变得更加愚蠢了。我得意洋洋地看着班主任，只见她用那根长长的教鞭猛的抽了一下讲台上的桌子，圆脸涨得通红，愤怒地说：
"你给我站起来。"
"为什么要我站起来？"我问，"为什么他们都坐着，你却要我站起来？"
"因为你在回答问题。"班主任说。
"回答问题就要站起来吗？"我傲慢地说，"你们家难道没有电视机吗？你们家没有电视机难道你就没有看过电视吗？难道你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吗？你看电视时没有看到过那些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人物吗？他们从来都是坐着回答问题，只有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才站起来呢。"
那些傻孩子又哈哈地笑起来，我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听懂，他们怎么可能听懂！他们可能看过电视，但他们看电视只会去看那些动画片，不会像我这样关注重大问题。他们更不会像我这样，通过看电视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大和尚，那个元宵节前，我们家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的彩色电视机，平面直角，21遥。这样的电视今天已经成了老古董，但在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别说是在我们乡下，就是到了北京、上海这些大码头，也是最先进的。这台电视机是老兰让黄豹送来的。当黄豹把那个方方正正的黑得发亮的家伙从纸盒子里拔出来时，我们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声。漂亮，实在是太漂亮了。母亲说。连平日里很少喜形于色的父亲也说：瞧人家这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电视机盒子里那些固定机器的白色泡沫塑料块儿也让父亲大为惊异，他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轻的东西。我对此自然不以为怪，因为我们在收破烂时，多次地见过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毫无用处，所有的破烂收购站都拒绝接受。黄豹不仅仅给我们送来了电视机，而且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根高大的电视机天线杆子和一架鱼骨天线。天线杆子高十五米，是用无缝钢管焊接起来的，钢管的外表上涂抹了防锈的银粉。天线杆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竖起来，我们家立即就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想如果我能爬到天线杆子顶端，站在天线上，就可以把全村的风景尽收眼底。当那些漂亮的画面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时，我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亮了。电视机把我们全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的知识也因之大增。让我来上学、而且是从一年级上起，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我的学问和知识在我们屠宰村除了老兰就是我。尽管我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子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
班主任老师被我的话给噎住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一旦从眼睛里流到脸上就是眼泪。我有点怕那些东西流出来，也有点盼望着那些东西流出来。我心中有点得意，也有点害怕。我知道一个能把班主任气哭了的孩子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坏孩子，但同时也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我知道这样的孩子不是个一般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好了发展可以成为大干部，往坏里发展可以成为大土匪，总之这样的孩子不是平凡的孩子。很可惜很庆幸班主任老师眼睛里那些闪亮的东西终究没有流出来，她先是用很低的声音说：
"你给我出去。"
然后她用很高、很尖的声音喊叫：
"你给我滚出去！"
"老师，只有皮球才可能滚出去，刺猬把身体缩起来像个皮球也可以滚出去，"我说，"我不是皮球，也不是刺猬，我是人，我只能走出去，或者是跑出去，当然我也可以爬出去。"
"那你就爬出去吧。"
"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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