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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坐下说，坐下说啊，姨去生火做饭。( )<冰火#中文 ”
呆呆地望着三姨匆匆下楼的背影，我无力地靠在床边忍不住揉了揉眼睛，最后确定立在我眼前的人，并不是来自梦境。凝视着他那风尘仆仆却依旧温暖如昨的笑脸，我淡然一笑，用探询的眼神无声在问：你怎么跑来啦？
他似乎看懂了我的意思，咧唇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绽给我一抹好看的笑脸：“来找你！为什么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他叫杨显刚，26岁，在省医院工作，是一名外科主任医生，我常听曹玲说他有多么多么厉害，医院的领导是如何如何赏识他；他父母是回国华侨，从前和我爸曾在同一所学校任教。
“我，”我原本想说，干嘛跑来呢，你在医院工作，又不是打听不到我的状况。顿了顿，心里突然酸苦得厉害，结果搞得自己又凝咽住发不出声，越想抑就越是抑不住急涌上来的泪。
他轻轻拉过我的手，专注地将他的和我的合在一起，再用力握了握，抬头时正好对上我已经泪流满面的脸。那一瞬，我看见他黑亮的眸子里盛满了心疼。
被他一把揽进了怀里，我想拒绝却拒绝不脱，就像冰冷实在很难拒绝温热。
“灵曦，什么都别说，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灵曦，你其实一直都明白的，是不是？”
是。
我叫沈灵曦，今年23岁，在省城艺校美术系读大二，出生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不远的一座大山上，母亲是村寨中一名美丽的白族姑娘，父亲是山里唯一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知识青年，一个能歌会舞的少数民族姑娘；一个漠然含蓄，一个美丽多情。他们的爱情在这个年代来说，是甜蜜是不幸的，更是刻骨铭心无法替代的。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独自回省城复考，幸运地分配到城里教书，好消息传到家里才只有几天，母亲却因一场暴雨引起的塌方事故与世长辞。后来，父亲与我相依为命地度过了十六个春秋。我们每年寒暑假都会从省城赶回山里的老家，修修补补山里的小木楼；父亲对母亲一直念念不忘，他时常坐在小石坡上对母亲念叨，陪她看红光醉人的日出日落。去年，父亲因长年过度吸烟一路挺进肺癌的晚期；今年，我又始料未及地突然陷入了昏迷，在医院一躺就是三天，醒来被确诊自己患了血癌。
医院啊，带给了多少病人希望，为什么给我的偏偏却是绝望！我是个才刚满二十三岁的女孩子！这不是拍电视，是我，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年青人呀！要我怎么办！谁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呢？怎么办，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明知住在医院也没有用，还要筹钱去做化疗，去在孤单恐惧没钱中慢慢等死吗？自然，没人能想象那段日子，我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也不想说。
眼泪在爸爸去世的日子已经差不多流干了。
我拒绝了医生的出国治疗建议，瞒着所有的亲友私自办理了退学手绪，单子上填的是因父去世，忧伤过度，无法学习。离校的时候，我没有通知我最好的朋友曹玲，也没有向那人，和我谈了三年的初恋男友说什么。并不是自己有多坚强，好逞强，你又知不知道那时我有多么的无助和绝望！曹玲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跟与她相识多年的男友分了手；而就在不久前室友还告诉我，说亲眼看到我的初恋男友和另一个寢室的女生也打得火热——
卖了城里的房子，我像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悄无声息独自回到山里的小楼。山里虽然静，没有电话也没有邮局，便没有人打扰，没有人对我可怜。这里有父母的陪伴，我想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不至于太窘迫太孤单。
门前的水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被灌满，木架子上盛米的坛子也被塞得实实的，床上多了张军用绿棉被，屉子里摆着许多种印着英文五颜六色的药盒。
我蜷着身子坐在竹板凳上，目光追随他在屋子里忙前忙后：捣弄着瓷盆瓦罐，趴在古老的土灶后烧火，聚精会神地抄着锅铲做饭。他朝我努了努嘴，示意我开动，我发着愣，盯着摆在眼前的粥碗，呆了半晌。
他蹙着眉用医生的专业视线对我打量，接着，转身提过来一只矮板凳，坐下调了个和我持平的姿势，搅了搅舀粥的小竹勺，声音很轻：“我来喂你。”
见我不说话，他善解人意地微微一笑：“弄个饭什么的不难学，拿手术刀可比这个难多了。喔，对了，”他扬了扬眉：“你们家里的东西，还有这山上的小路，屋后的小菜园子，竹林子，我已经摸熟了，撵人的心思就别再起了。”
“呵呵，”他轻轻吹了吹粥，确定温度合适后抬起头，像父亲般目光柔和地宠溺着：“来，趁热吃。”
日子因他的到来开始变得轻快。
天晴的时候他会将我抱到门前的小平坡上晒太阳，帮我按摩几乎快麻痹的双腿；下雨或起风的日子我们就窝在小阁楼，我缩在被子里听他吹口琴；偶尔兴致很好的时候，他会“乒乒乓乓”地跳起滑稽的踢踏舞，逗得我笑弯了腰。晚上，他像一个没有丝毫男女意识的人，钻进我家唯一的蚊帐，给我讲他的小时候和他能记起的所有有趣故事。见我咬牙忍痛，他就像个话唠般这个那个问... -->>
“你们坐下说，坐下说啊，姨去生火做饭。( )<冰火#中文 ”
呆呆地望着三姨匆匆下楼的背影，我无力地靠在床边忍不住揉了揉眼睛，最后确定立在我眼前的人，并不是来自梦境。凝视着他那风尘仆仆却依旧温暖如昨的笑脸，我淡然一笑，用探询的眼神无声在问：你怎么跑来啦？
他似乎看懂了我的意思，咧唇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绽给我一抹好看的笑脸：“来找你！为什么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他叫杨显刚，26岁，在省医院工作，是一名外科主任医生，我常听曹玲说他有多么多么厉害，医院的领导是如何如何赏识他；他父母是回国华侨，从前和我爸曾在同一所学校任教。
“我，”我原本想说，干嘛跑来呢，你在医院工作，又不是打听不到我的状况。顿了顿，心里突然酸苦得厉害，结果搞得自己又凝咽住发不出声，越想抑就越是抑不住急涌上来的泪。
他轻轻拉过我的手，专注地将他的和我的合在一起，再用力握了握，抬头时正好对上我已经泪流满面的脸。那一瞬，我看见他黑亮的眸子里盛满了心疼。
被他一把揽进了怀里，我想拒绝却拒绝不脱，就像冰冷实在很难拒绝温热。
“灵曦，什么都别说，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灵曦，你其实一直都明白的，是不是？”
是。
我叫沈灵曦，今年23岁，在省城艺校美术系读大二，出生在云南与缅甸交界处不远的一座大山上，母亲是村寨中一名美丽的白族姑娘，父亲是山里唯一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知识青年，一个能歌会舞的少数民族姑娘；一个漠然含蓄，一个美丽多情。他们的爱情在这个年代来说，是甜蜜是不幸的，更是刻骨铭心无法替代的。在我六岁那年，父亲独自回省城复考，幸运地分配到城里教书，好消息传到家里才只有几天，母亲却因一场暴雨引起的塌方事故与世长辞。后来，父亲与我相依为命地度过了十六个春秋。我们每年寒暑假都会从省城赶回山里的老家，修修补补山里的小木楼；父亲对母亲一直念念不忘，他时常坐在小石坡上对母亲念叨，陪她看红光醉人的日出日落。去年，父亲因长年过度吸烟一路挺进肺癌的晚期；今年，我又始料未及地突然陷入了昏迷，在医院一躺就是三天，醒来被确诊自己患了血癌。
医院啊，带给了多少病人希望，为什么给我的偏偏却是绝望！我是个才刚满二十三岁的女孩子！这不是拍电视，是我，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年青人呀！要我怎么办！谁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呢？怎么办，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明知住在医院也没有用，还要筹钱去做化疗，去在孤单恐惧没钱中慢慢等死吗？自然，没人能想象那段日子，我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也不想说。
眼泪在爸爸去世的日子已经差不多流干了。
我拒绝了医生的出国治疗建议，瞒着所有的亲友私自办理了退学手绪，单子上填的是因父去世，忧伤过度，无法学习。离校的时候，我没有通知我最好的朋友曹玲，也没有向那人，和我谈了三年的初恋男友说什么。并不是自己有多坚强，好逞强，你又知不知道那时我有多么的无助和绝望！曹玲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跟与她相识多年的男友分了手；而就在不久前室友还告诉我，说亲眼看到我的初恋男友和另一个寢室的女生也打得火热——
卖了城里的房子，我像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悄无声息独自回到山里的小楼。山里虽然静，没有电话也没有邮局，便没有人打扰，没有人对我可怜。这里有父母的陪伴，我想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不至于太窘迫太孤单。
门前的水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被灌满，木架子上盛米的坛子也被塞得实实的，床上多了张军用绿棉被，屉子里摆着许多种印着英文五颜六色的药盒。
我蜷着身子坐在竹板凳上，目光追随他在屋子里忙前忙后：捣弄着瓷盆瓦罐，趴在古老的土灶后烧火，聚精会神地抄着锅铲做饭。他朝我努了努嘴，示意我开动，我发着愣，盯着摆在眼前的粥碗，呆了半晌。
他蹙着眉用医生的专业视线对我打量，接着，转身提过来一只矮板凳，坐下调了个和我持平的姿势，搅了搅舀粥的小竹勺，声音很轻：“我来喂你。”
见我不说话，他善解人意地微微一笑：“弄个饭什么的不难学，拿手术刀可比这个难多了。喔，对了，”他扬了扬眉：“你们家里的东西，还有这山上的小路，屋后的小菜园子，竹林子，我已经摸熟了，撵人的心思就别再起了。”
“呵呵，”他轻轻吹了吹粥，确定温度合适后抬起头，像父亲般目光柔和地宠溺着：“来，趁热吃。”
日子因他的到来开始变得轻快。
天晴的时候他会将我抱到门前的小平坡上晒太阳，帮我按摩几乎快麻痹的双腿；下雨或起风的日子我们就窝在小阁楼，我缩在被子里听他吹口琴；偶尔兴致很好的时候，他会“乒乒乓乓”地跳起滑稽的踢踏舞，逗得我笑弯了腰。晚上，他像一个没有丝毫男女意识的人，钻进我家唯一的蚊帐，给我讲他的小时候和他能记起的所有有趣故事。见我咬牙忍痛，他就像个话唠般这个那个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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