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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妹子躺倒了。
昨天晚上，老公公婉转而又体面地拒绝了她的要走姑家的要求，她的第一次示威被悄无声息地粉碎了，她回到厦屋里，早早脱了衣裳，关了门，拉灭了电灯，躺在炕上，眼泪潸潸流下来，渗湿了枕头。
院子里很静，大嫂和二嫂，一人抱一张席箔，领着娃子到街巷里乘凉去了，老公公和婆婆也到场边乘凉去了，偌大的屋院里，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三伏天，屋里闷热得像蒸笼，她的心里憋满了太多的窝囊气，更加烦闷难忍。她想放声痛哭一场，却哭不出来，如果哭声震动四邻，惊震了聚集在街巷和场边乘凉的男女老少，那么，她和老公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她似乎还没有勇气使这种矛盾公开化，如果公开化了，很难有人同情她的。到这个家庭几个月来的生活，她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个家庭在吕家堡是富于实际威信的。庄稼人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频频更换的政治口号弄得昏头晕脑，虽然不能不接受种种运动和种种口号对人们生活秩序和习惯的重大影响，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依然崇尚家庭里的实际和谐。吕克俭虽然作为大肚子中农被置于吕家堡的一个特殊显眼的位置上，时刻都潜伏着被推入敌对阵营的危险，令一般庄稼人望而心怯，自觉不自觉地被众人孤立起来了。然而，对于吕家的实际生活，却令众多的庄稼人钦敬，甚至奉为楷模，用一句时兴话说，是模范文明家庭。人都说老公公知礼识体，老婆婆是明白贤惠人，两位老人能把一个十多口人的家庭拢在一起，终年也不见吵架闹仗，更不与村人惹是生非，这在吕家堡的中老年庄稼人眼里，简直羡慕死了。这样一个在众人眼里有既定影响的家庭，如果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吵架，而闹别扭，她即使有理也说不清了，她将会很自然地被人看作是搅槽鬼了。
二姑受到带有侮辱性的待遇，她说不出口，说了别人也还是要说二姑不懂礼行的，她只有眼泪，悄悄默默地淌。
四妹子听到脚步声，又听到敲门声了，是建峰。他白天黑夜在地里浇水，匆匆回家来，抱着大碗扒饭，嘴一抹就下河川去了。他负责四五眼机井上抽水泵的安全运转，发生故障及时修理，正常运行时，就躺在井台的树荫下睡觉，浇地的社员三班倒换，他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听见他的脚步声，她没有拉灯，摸黑拉开了木门闩，随即爬上炕去，面向墙壁躺下了。
她听见他走进厦屋，顺手闭上门，拉亮了电灯。明亮的电灯光刺得她的眼睛睁巴不开，她用双手捂住，心里却在想：你老子今日把我二姑作践了！他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她猜不准，他的老子究竟给他说过没有？她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他诉诉委屈？
他坐在椅子上，咕嘟咕嘟喝下了她晾在茶缸里的冷水，啪地一声关了电灯，咣当一声关上了木门栓子，她就感到了他的有劲的双臂。她依然面向墙壁，双臂拘着胸脯，拒绝那双手的侵略。
他一句不吭，铁钳一样硬的手掌把她制服了他满足了，喘着气又勾起短裤，溜下炕，拉开门，一句话也没说，脚步声又响到街门外去了。
没有欢愉，没有温存，四妹子厌恶地再次插上门，几乎是栽倒在炕上。婚后的一月里，她对他骤然涨起的热情，像小河里暴涨的洪水一样又骤然消退了。自从那晚老公公对他训导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只对她需要发泄性欲的冷漠的大丈夫了。他不问她劳动一天累不累，也不问她身体适应不适应关中难熬的三伏酷热，更不管她吃饭习惯不习惯，总之，他对她的脸儿绷得够紧的了。她的月经早已停了，她几乎减少了一半饭量，有几次端起碗来，呕得汤水不进。他知道她怀上了，却说：“怀娃都那样。听说过了半年就好了”她想吃点酸汤面条，老婆婆没有开口做出这样的指令，她也不敢给自己做下一碗，一大家子人，怎么好意思给自己单吃另喝呢？她想吃桃儿，桃月过去了，一颗桃儿也没尝过。她想吃西红柿，这种极便宜的蔬菜，旺季里不过四五分钱一斤，老公公咬住牙也不指派谁去买半篮子回来。现在，梨瓜和西瓜相继上市了，那更是不敢想象的奢侈享受了他从来也不问她一声，怀了娃娃是不是需要调换一回口味？
她到这个家庭快半年了，大致也可以看出来经济运转的过程，老公公把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统统掌管在自己手中，一家人吃饭的稀稠和粗细粮搭配，由老婆婆一日三顿严格控制，上房里屋的脚地，靠东墙摆着四个齐胸高的粗瓷大瓮，靠南墙和西墙摆着两只可墙长的大板柜，全部装着小麦，玉米则盘垒在后院的椿树和榆树的树杆上。据说每天晚上脱鞋上炕以前，老公公像检阅士兵的总统一样，要揭起每一只瓷瓮的凸形盖子，打开木柜上的锁子，看看那些小麦，在后院的玉米垒成的塔下转一圈。不过她没有发现过，许是村里人的戏谑之言。她确实看见过老公公卖粮的事，那是夏收前的青黄不接的困三二月，入睡定时光，屋里院里一阵自行车链条的杂乱响声之后，悄悄地灌了小麦，又灌了包谷，那些陌生人的自行车货架上搭着装得圆滚滚的粮食口袋，鱼贯地从院子推出街门去了。她爬在窗台上，约略数出来，十一口袋。她明白，目下粮食交易的市价，小麦卖到六毛，包谷卖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也有五百多块。这时候，建峰从里屋回到厦屋，头发上和肩头扑落着一层翻弄粮食的细沫尘土。老公公做得诡，一次瞧准时机，把全部要卖的粮食一次卖掉，神鬼不知。不像村里一般庄稼人，见了买主就想卖，一百也卖，二百也卖，反显得惹眼。每年的这一笔重大收入，压在婆婆的箱子底儿，难得再出世。
另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就是养猪。政府禁止社员养羊、养牛、养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只允许养猪。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用套红的黄色道林纸印出来，家家户户屋内都贴着一份，是县上统一发下来的。老公公从地里回到屋里，扔下家具，就蹲到猪圈口的半截碌碡上，点燃旱烟袋，欣赏那头黑克郎，直到交给公社生猪收购站，装着七八十块钱回来，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只两作长的小猪崽。
第三笔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资。听说大哥的工资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开支以后，必定在开支后的那个星期六回家来交给老公公，然后再由老公公返还给他十九元，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抽烟，买香皂或牙膏一类零碎花销。老公公留下二十元，做为全家统筹安排的进项。老公公禁止儿子回家来买任何孝顺他老俩口子的吃食，一来是家大人多，买少了吃不过来，买多了花销不起，于是在家里就... -->>
四妹子躺倒了。
昨天晚上，老公公婉转而又体面地拒绝了她的要走姑家的要求，她的第一次示威被悄无声息地粉碎了，她回到厦屋里，早早脱了衣裳，关了门，拉灭了电灯，躺在炕上，眼泪潸潸流下来，渗湿了枕头。
院子里很静，大嫂和二嫂，一人抱一张席箔，领着娃子到街巷里乘凉去了，老公公和婆婆也到场边乘凉去了，偌大的屋院里，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三伏天，屋里闷热得像蒸笼，她的心里憋满了太多的窝囊气，更加烦闷难忍。她想放声痛哭一场，却哭不出来，如果哭声震动四邻，惊震了聚集在街巷和场边乘凉的男女老少，那么，她和老公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她似乎还没有勇气使这种矛盾公开化，如果公开化了，很难有人同情她的。到这个家庭几个月来的生活，她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个家庭在吕家堡是富于实际威信的。庄稼人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频频更换的政治口号弄得昏头晕脑，虽然不能不接受种种运动和种种口号对人们生活秩序和习惯的重大影响，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依然崇尚家庭里的实际和谐。吕克俭虽然作为大肚子中农被置于吕家堡的一个特殊显眼的位置上，时刻都潜伏着被推入敌对阵营的危险，令一般庄稼人望而心怯，自觉不自觉地被众人孤立起来了。然而，对于吕家的实际生活，却令众多的庄稼人钦敬，甚至奉为楷模，用一句时兴话说，是模范文明家庭。人都说老公公知礼识体，老婆婆是明白贤惠人，两位老人能把一个十多口人的家庭拢在一起，终年也不见吵架闹仗，更不与村人惹是生非，这在吕家堡的中老年庄稼人眼里，简直羡慕死了。这样一个在众人眼里有既定影响的家庭，如果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吵架，而闹别扭，她即使有理也说不清了，她将会很自然地被人看作是搅槽鬼了。
二姑受到带有侮辱性的待遇，她说不出口，说了别人也还是要说二姑不懂礼行的，她只有眼泪，悄悄默默地淌。
四妹子听到脚步声，又听到敲门声了，是建峰。他白天黑夜在地里浇水，匆匆回家来，抱着大碗扒饭，嘴一抹就下河川去了。他负责四五眼机井上抽水泵的安全运转，发生故障及时修理，正常运行时，就躺在井台的树荫下睡觉，浇地的社员三班倒换，他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听见他的脚步声，她没有拉灯，摸黑拉开了木门闩，随即爬上炕去，面向墙壁躺下了。
她听见他走进厦屋，顺手闭上门，拉亮了电灯。明亮的电灯光刺得她的眼睛睁巴不开，她用双手捂住，心里却在想：你老子今日把我二姑作践了！他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她猜不准，他的老子究竟给他说过没有？她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他诉诉委屈？
他坐在椅子上，咕嘟咕嘟喝下了她晾在茶缸里的冷水，啪地一声关了电灯，咣当一声关上了木门栓子，她就感到了他的有劲的双臂。她依然面向墙壁，双臂拘着胸脯，拒绝那双手的侵略。
他一句不吭，铁钳一样硬的手掌把她制服了他满足了，喘着气又勾起短裤，溜下炕，拉开门，一句话也没说，脚步声又响到街门外去了。
没有欢愉，没有温存，四妹子厌恶地再次插上门，几乎是栽倒在炕上。婚后的一月里，她对他骤然涨起的热情，像小河里暴涨的洪水一样又骤然消退了。自从那晚老公公对他训导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只对她需要发泄性欲的冷漠的大丈夫了。他不问她劳动一天累不累，也不问她身体适应不适应关中难熬的三伏酷热，更不管她吃饭习惯不习惯，总之，他对她的脸儿绷得够紧的了。她的月经早已停了，她几乎减少了一半饭量，有几次端起碗来，呕得汤水不进。他知道她怀上了，却说：“怀娃都那样。听说过了半年就好了”她想吃点酸汤面条，老婆婆没有开口做出这样的指令，她也不敢给自己做下一碗，一大家子人，怎么好意思给自己单吃另喝呢？她想吃桃儿，桃月过去了，一颗桃儿也没尝过。她想吃西红柿，这种极便宜的蔬菜，旺季里不过四五分钱一斤，老公公咬住牙也不指派谁去买半篮子回来。现在，梨瓜和西瓜相继上市了，那更是不敢想象的奢侈享受了他从来也不问她一声，怀了娃娃是不是需要调换一回口味？
她到这个家庭快半年了，大致也可以看出来经济运转的过程，老公公把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统统掌管在自己手中，一家人吃饭的稀稠和粗细粮搭配，由老婆婆一日三顿严格控制，上房里屋的脚地，靠东墙摆着四个齐胸高的粗瓷大瓮，靠南墙和西墙摆着两只可墙长的大板柜，全部装着小麦，玉米则盘垒在后院的椿树和榆树的树杆上。据说每天晚上脱鞋上炕以前，老公公像检阅士兵的总统一样，要揭起每一只瓷瓮的凸形盖子，打开木柜上的锁子，看看那些小麦，在后院的玉米垒成的塔下转一圈。不过她没有发现过，许是村里人的戏谑之言。她确实看见过老公公卖粮的事，那是夏收前的青黄不接的困三二月，入睡定时光，屋里院里一阵自行车链条的杂乱响声之后，悄悄地灌了小麦，又灌了包谷，那些陌生人的自行车货架上搭着装得圆滚滚的粮食口袋，鱼贯地从院子推出街门去了。她爬在窗台上，约略数出来，十一口袋。她明白，目下粮食交易的市价，小麦卖到六毛，包谷卖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也有五百多块。这时候，建峰从里屋回到厦屋，头发上和肩头扑落着一层翻弄粮食的细沫尘土。老公公做得诡，一次瞧准时机，把全部要卖的粮食一次卖掉，神鬼不知。不像村里一般庄稼人，见了买主就想卖，一百也卖，二百也卖，反显得惹眼。每年的这一笔重大收入，压在婆婆的箱子底儿，难得再出世。
另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就是养猪。政府禁止社员养羊、养牛、养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只允许养猪。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用套红的黄色道林纸印出来，家家户户屋内都贴着一份，是县上统一发下来的。老公公从地里回到屋里，扔下家具，就蹲到猪圈口的半截碌碡上，点燃旱烟袋，欣赏那头黑克郎，直到交给公社生猪收购站，装着七八十块钱回来，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只两作长的小猪崽。
第三笔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资。听说大哥的工资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开支以后，必定在开支后的那个星期六回家来交给老公公，然后再由老公公返还给他十九元，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抽烟，买香皂或牙膏一类零碎花销。老公公留下二十元，做为全家统筹安排的进项。老公公禁止儿子回家来买任何孝顺他老俩口子的吃食，一来是家大人多，买少了吃不过来，买多了花销不起，于是在家里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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