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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
“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
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起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
“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
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
得到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
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去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
“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
“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
“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
“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
“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
“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
“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
“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
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子，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得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
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然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
“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
“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
“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
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又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分地，在饲养场里分牛马。她弄不清公事里头父子间谁个理长理短，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只管给老头和儿子缝衣做饭，给老汉捞一碗干面条，给儿子也捞上一碗干面条，笑盈盈地听那父子俩个在方桌对面一边吃饭一边争论。现在，她只是劝老汉：“快去，甭叫安国等急了”
景藩老汉点着烟锅，虽然神情上仍然表示出对冯安国家婚事的冷淡，还是听顺了老伴的劝告，转身走出门去。
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工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
“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
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起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
“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
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
得到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
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去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
“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
“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
“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
“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
“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
“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
“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
“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
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子，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得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
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然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
“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
“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
“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
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又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分地，在饲养场里分牛马。她弄不清公事里头父子间谁个理长理短，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只管给老头和儿子缝衣做饭，给老汉捞一碗干面条，给儿子也捞上一碗干面条，笑盈盈地听那父子俩个在方桌对面一边吃饭一边争论。现在，她只是劝老汉：“快去，甭叫安国等急了”
景藩老汉点着烟锅，虽然神情上仍然表示出对冯安国家婚事的冷淡，还是听顺了老伴的劝告，转身走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