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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 -->>
“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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