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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
那长桌子比乒乓桌略大一点，而所有陈列的书又都是翻开的，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了。这中间，又以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道德经、西游记、古典诗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居多。然而，如老子、吴承恩之流，是再也没有资格得诺贝尔奖金的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鲁迅的著作有几本，但都很薄；茅盾的作品有一本：子夜。这些大师也已作古了。尚健在的巴金的著作，我们只看到两本，一本是寒夜，另一本也很薄，看起来不像是家。大家都知道，家已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关键的图书馆却没有。艾青的诗没有专集，只有与闻一多两人的合集死水与黎明，而且是中瑞文对照本，这就可以估计出来所选的诗也不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只看到两本中国文学社编的“熊猫丛书”一本是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六位女作家的合集，封面是她们六位女士的照片，故一看就认识。另一本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其中有我的灵与肉。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友好、很客气，显然不会是有意使我们尴尬而放上这本书的。他可能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姚文元已经被我们打倒了，关进了监狱，也可能是照西方的习惯，认为人虽然犯了法，著作还可以保存下来。我们本想告诉他，姚文元这个文痞写的东西都毫无学术价值，不过是许多条打人的棍子，但转而一想，恐怕我们跟他说上一天，他也不会明白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只好作罢，放就让它放着去吧。也许它在将来还有点史料的价值。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走出了瑞典文学院。绕到前面，才知道我们刚刚进去的那扇门是侧门，正门面对着一个小广场。正门的台阶上坐着许多男女青年在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这时，小广场的木椅子上也坐满了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在享受阳光的模样。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许多鸽子。地上很潮湿，还散布着许多鸽粪、垃圾。堂皇的、世界著名的瑞典文学院的环境卫生可不怎么样。
这里还要插一句：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的街道卫生都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好，商店连各自门前的雪都不扫，门槛外面的垃圾一律由市政工人负责。有一次逛街，我向马悦然教授介绍我国的“门前三包”他也认为很好。
参观完瑞典文学院，我们有一种闻名不如见面，而见面又不如不见的感觉。心想，原来不过如此，很有些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很大程度是图书馆所展出的书给我们造成的。
后来，禁声同志给我们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在现代，不仅仅靠作品，这里面还有些“门道”第一，当然是政治背景，比如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得文学奖，几乎完全在于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还有文学思潮与不可捉摸的西方读者的兴趣变化。比如拉美的马尔克斯获奖，就是西方普遍地突然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关注起来，再加上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就是技术因素：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活动。所谓活动说明了就是拉关系。瑞典文学院名义上不受政府干预，但它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十八个老头子院士仍然要受这一批或那一批名流的影响。禁声同志说，如果我国的文化宣传部门能把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确定下来；认为获奖也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我们的积极活动，巴金或者艾青获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俞连斯登自己也承认的，他们的评奖不可能做得十分公正，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见得就说明我国的文学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通过这次访问，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我看还是本世纪初那些不愿承担此项评奖活动的院士有见识：靠十八个根本不可能熟悉世界各国文学情况的老头子，来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最佳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实也证明，从一九一年以来，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影响他的伟大，如托尔斯泰；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到后来却默默无闻了。
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绕过正门的广场，走到另一侧的一条小巷子。这条巷子比我们进门的那一条巷子热闹（在斯德哥尔摩，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只好说这一侧，那一侧）。巷子边有一个酒店，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在瑞典就开始放假，于是许多人正在排队买酒，准备过周末。还有几个小“滂克”在巷子里嬉闹。他们就住在瑞典文学院旁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这所学院颁发的一项奖金，牵动着世界成千上万的文学家的脑神经。
霍尔小姐领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殿堂以后，就留在走廊的一间房子里，没有参加我们和俞连斯登的谈话。直等到我们出了图书馆才又接着导游。我们上了汽车准备回旅馆时，霍尔小姐告诉我们，那瑞典文学院下面的一层，就是从正门进去的地方，并不属于文学院，而是一家股票交易所。
这倒很有点象征意味：楼上的学院对文学作品所发的奖金，有时并不反映文学作品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分离的；楼下交易所所售的股票，票面金额有时也不反映实物的实际价值，价格与价值也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