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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潮，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