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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 -->>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
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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