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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使我内心里陡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却并不知道会有哪种危险。可是，又正是这种危险感刺激起我非要向前一跃，非要试探试探
“马老婆子跟你说过了吗？”我终于开口了。
“嗯。”她终于抬起头来，用微笑的眼睛看着我。“说过了。”
“怎么样？”我问这话的语气就象是邀请她去散步。
“你为啥叫她来说呢？这事最好咱们自己谈。”她说这话的语气就象是讨论我向她借钱。
“我们自己谈也好。因为因为，”我有点招架不住了，口齿不清的说“因为我过去，过去没谈过这种事。所以才请她”
“你过去真的没谈过？”
“真的！”我向她坚决地保证。实际上，所谓的“过去”我只从一九五七年算起。一九五七年以前连我自己也不以为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咋会呢？”她虽然还微笑着，但还是抱有怀疑。
“你想想，从五七年开始，我就不断地在运动里当‘运动员’。”说到这方面，我流利起来，如数家珍地向她报了我的履历。“你看看，我还有工夫变对象、闹恋爱吗？”
“唉！”她摇摇头。“真难为你！”但随即她又笑了：“那么，还要我来教你？”
我涎着脸笑道：“你教教我也好。”我觉得跟她在一起生活会很轻松。
“老实说，”她突然变得很正经“到咱们这个年纪，又经过这么多事，啥‘恋爱’都谈不到了。主要是要成个家，象大家伙儿一样过日子。”
“这点正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说。可是我心里觉得我们想的并不完全相同。
“这样，咱们谁也别说谁过去的事，都别再提了！”她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我理解她是在用一种强硬的态度维护她的弱点。我低下头吸了一口烟。我想，我在感情上也不多么贞洁。难道我没有爱过别的女人？并且是真正地爱？
我点点头：“当然！既然是、既然是”
这“夫妻”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既不习惯，又别扭，而且中间隔着两公尺的距离，纯粹象是在谈买卖。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人都很可笑、很奇怪、很狼狈。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站起来，从床上拿出一个绿色的铁皮暖瓶，又拿起一个玻璃杯，问我：“要茶叶吗？”我说我不要，并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这时我才发现她脸上充满着温情和柔顺。水倒进杯子里，发出细语似的声音。水是没有形状的，它倒进杯子里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诗蓦地闪过我的记忆。
她把水放在我面前的木箱上，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和杯子一起伏在木箱上。我们立即缩短了距离。这时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伸手就能抚摸到她。但是，她却问了这样的话，又使我的念头退缩了回去。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呢？”她撩开耷下来的额发问我。
“我现在，有七、八十块钱。”我说“不过，我还可以向人借”我想到了罗宗棋。
“不要借。”她撇撇嘴“借了还要还，一月一月捯不清你咋就存这么点钱？单身了这么多年。”
我又觉得手上冰凉，我端起杯子喝了口热水。
“怎么能存得下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月二十六块钱工资，要吃饭、要穿衣、要抽烟，七扣八扣要不，我把烟戒了吧。”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在劳改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戒掉。但这场戏的发展规定了我要说这句台词。
“不用戒，”她说“以后在别的上面省一点就行了。我还存下钱来着”
她低着头用食指划着箱盖上的木纹，好象在等我问她。但我没有问。于是，她抬起头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比你多得多！”
我也朝她一笑。我想，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律是农工一级工资——二百七十角！还能有什么富裕？
“那好嘛，以后你当家就是了！”我说。
“那当然！”她象得胜似地笑起来。
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奇异。原来是一个幻影，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这个幻影从脑海中浮上来，跳出来，完全脱离了我，成了站在我面前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以后，她所做的、所说的，竟然和她在我脑海中时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原来以为我非常熟悉她，而现在却觉得她很陌生。
可是她却比在我脑海中时生动，有立体感和肉质感。她温暖的、带有一点葱味的鼻息微微吹拂着我的脸；她丰满的胸脯随着鼻息一起一伏。她的肩膀是滚圆的，结实的，两条美妙的曲线连结着她的两臂这样，她又和那个幻影叠合在一起了。
看来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我们在沉默中互相期待。她的手指在木箱上不安地划动；我坐在马老婆子床上也惴惴不宁。但仿佛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已经败坏了房子里的空气，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难以突破那一刹间就能突破的界线。
等了片刻，她又抬起头问：“你看上面会批准你么？你现在这样的身分。”
“我想会的。”我苦着脸笑了笑“你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点么？”
她也笑了。但笑得没有劲头，没有内容，没有方向。笑得很惆怅，很迷惘。
“唉！咱们哪儿跌倒在哪儿爬吧。”她感慨地这样说。
我蓦地很受感动。原来，我们结合的根在这里！她这时才真正发射出潜在于她身上的吸引力。我想握住她放在木箱上的手，轻轻地把她拉进我的怀里，可是黑子突然在院子里大声骂了起来：
“老子超了假，我看哪个‘丫亭’的敢扣老子的工资！啥时候了，还搞‘管卡压’呀！叫那些‘丫亭’的上北京去䁖䁖”
接着，又传来曹学义的声音：
“咋啦？黑子，你疯啦？谁说要扣你工资？！”他又压低嗓门说“进屋去，进屋去！你超的天数，我已经跟会计说过了，按给队上买东西的出差来处理”
这就是我的恋爱和求婚么？睡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总觉得它来得太快，中间似乎缺少某些环节，因而即使得到了手的东西，也有一种份量不足的感觉。即将体验新的生活的兴奋，又使我的心不住地别别跳动。凉飕飕的月光从窗户外泻进来，没有睡着也进入了梦境。而梦境一旦变为现实，现实却又仿佛在为非现实的梦境了。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上午听到的广播在耳边又响起来：“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等等。他们是怎么打碎的呢？见鬼！我和她的结合，好象正是“天命”！“劫数”和命运，是宇宙的魔术师，总是在人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况下，变出个什么环境儿来。它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人们。我一一地回忆了过去的爱情，与之相爱最浓烈的偏偏没有能与之结婚，而与我结婚的却也是一个希望，一个幻想中的肉体；理想的没有能与之结合，而与我结合的又是我的理想——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有人说爱情是给予，但我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欲求；婚姻原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机缘的结果。唉！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对：“夫人，你我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老周，老周！”我突然大声吼起来。我想随便叫一个人来谈谈。
周瑞成马上惊醒了：“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我的情绪又陡地低落下来。“有火柴吗？我抽支烟。”
“睡吧，睡吧！”他不满地翻了一个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吸烟，哪来的火柴？！”
。这个发现，使我内心里陡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却并不知道会有哪种危险。可是，又正是这种危险感刺激起我非要向前一跃，非要试探试探
“马老婆子跟你说过了吗？”我终于开口了。
“嗯。”她终于抬起头来，用微笑的眼睛看着我。“说过了。”
“怎么样？”我问这话的语气就象是邀请她去散步。
“你为啥叫她来说呢？这事最好咱们自己谈。”她说这话的语气就象是讨论我向她借钱。
“我们自己谈也好。因为因为，”我有点招架不住了，口齿不清的说“因为我过去，过去没谈过这种事。所以才请她”
“你过去真的没谈过？”
“真的！”我向她坚决地保证。实际上，所谓的“过去”我只从一九五七年算起。一九五七年以前连我自己也不以为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咋会呢？”她虽然还微笑着，但还是抱有怀疑。
“你想想，从五七年开始，我就不断地在运动里当‘运动员’。”说到这方面，我流利起来，如数家珍地向她报了我的履历。“你看看，我还有工夫变对象、闹恋爱吗？”
“唉！”她摇摇头。“真难为你！”但随即她又笑了：“那么，还要我来教你？”
我涎着脸笑道：“你教教我也好。”我觉得跟她在一起生活会很轻松。
“老实说，”她突然变得很正经“到咱们这个年纪，又经过这么多事，啥‘恋爱’都谈不到了。主要是要成个家，象大家伙儿一样过日子。”
“这点正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说。可是我心里觉得我们想的并不完全相同。
“这样，咱们谁也别说谁过去的事，都别再提了！”她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我理解她是在用一种强硬的态度维护她的弱点。我低下头吸了一口烟。我想，我在感情上也不多么贞洁。难道我没有爱过别的女人？并且是真正地爱？
我点点头：“当然！既然是、既然是”
这“夫妻”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既不习惯，又别扭，而且中间隔着两公尺的距离，纯粹象是在谈买卖。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人都很可笑、很奇怪、很狼狈。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站起来，从床上拿出一个绿色的铁皮暖瓶，又拿起一个玻璃杯，问我：“要茶叶吗？”我说我不要，并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这时我才发现她脸上充满着温情和柔顺。水倒进杯子里，发出细语似的声音。水是没有形状的，它倒进杯子里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诗蓦地闪过我的记忆。
她把水放在我面前的木箱上，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和杯子一起伏在木箱上。我们立即缩短了距离。这时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伸手就能抚摸到她。但是，她却问了这样的话，又使我的念头退缩了回去。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呢？”她撩开耷下来的额发问我。
“我现在，有七、八十块钱。”我说“不过，我还可以向人借”我想到了罗宗棋。
“不要借。”她撇撇嘴“借了还要还，一月一月捯不清你咋就存这么点钱？单身了这么多年。”
我又觉得手上冰凉，我端起杯子喝了口热水。
“怎么能存得下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月二十六块钱工资，要吃饭、要穿衣、要抽烟，七扣八扣要不，我把烟戒了吧。”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在劳改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戒掉。但这场戏的发展规定了我要说这句台词。
“不用戒，”她说“以后在别的上面省一点就行了。我还存下钱来着”
她低着头用食指划着箱盖上的木纹，好象在等我问她。但我没有问。于是，她抬起头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比你多得多！”
我也朝她一笑。我想，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律是农工一级工资——二百七十角！还能有什么富裕？
“那好嘛，以后你当家就是了！”我说。
“那当然！”她象得胜似地笑起来。
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奇异。原来是一个幻影，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这个幻影从脑海中浮上来，跳出来，完全脱离了我，成了站在我面前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以后，她所做的、所说的，竟然和她在我脑海中时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原来以为我非常熟悉她，而现在却觉得她很陌生。
可是她却比在我脑海中时生动，有立体感和肉质感。她温暖的、带有一点葱味的鼻息微微吹拂着我的脸；她丰满的胸脯随着鼻息一起一伏。她的肩膀是滚圆的，结实的，两条美妙的曲线连结着她的两臂这样，她又和那个幻影叠合在一起了。
看来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我们在沉默中互相期待。她的手指在木箱上不安地划动；我坐在马老婆子床上也惴惴不宁。但仿佛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已经败坏了房子里的空气，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难以突破那一刹间就能突破的界线。
等了片刻，她又抬起头问：“你看上面会批准你么？你现在这样的身分。”
“我想会的。”我苦着脸笑了笑“你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点么？”
她也笑了。但笑得没有劲头，没有内容，没有方向。笑得很惆怅，很迷惘。
“唉！咱们哪儿跌倒在哪儿爬吧。”她感慨地这样说。
我蓦地很受感动。原来，我们结合的根在这里！她这时才真正发射出潜在于她身上的吸引力。我想握住她放在木箱上的手，轻轻地把她拉进我的怀里，可是黑子突然在院子里大声骂了起来：
“老子超了假，我看哪个‘丫亭’的敢扣老子的工资！啥时候了，还搞‘管卡压’呀！叫那些‘丫亭’的上北京去䁖䁖”
接着，又传来曹学义的声音：
“咋啦？黑子，你疯啦？谁说要扣你工资？！”他又压低嗓门说“进屋去，进屋去！你超的天数，我已经跟会计说过了，按给队上买东西的出差来处理”
这就是我的恋爱和求婚么？睡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总觉得它来得太快，中间似乎缺少某些环节，因而即使得到了手的东西，也有一种份量不足的感觉。即将体验新的生活的兴奋，又使我的心不住地别别跳动。凉飕飕的月光从窗户外泻进来，没有睡着也进入了梦境。而梦境一旦变为现实，现实却又仿佛在为非现实的梦境了。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上午听到的广播在耳边又响起来：“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等等。他们是怎么打碎的呢？见鬼！我和她的结合，好象正是“天命”！“劫数”和命运，是宇宙的魔术师，总是在人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况下，变出个什么环境儿来。它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人们。我一一地回忆了过去的爱情，与之相爱最浓烈的偏偏没有能与之结婚，而与我结婚的却也是一个希望，一个幻想中的肉体；理想的没有能与之结合，而与我结合的又是我的理想——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有人说爱情是给予，但我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欲求；婚姻原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机缘的结果。唉！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对：“夫人，你我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老周，老周！”我突然大声吼起来。我想随便叫一个人来谈谈。
周瑞成马上惊醒了：“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我的情绪又陡地低落下来。“有火柴吗？我抽支烟。”
“睡吧，睡吧！”他不满地翻了一个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吸烟，哪来的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