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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