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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我透过蚊帐的细小网眼，看到她微黑的皮肤闪亮如月光，细腻如流水。
十九岁半的日子像顺流而下的大河上漂浮的鲜艳花瓣，承受着青春的雨点呼啸而过，闪电般明亮而短暂，那个无处可寻、永远消逝的十九岁半，雷声隆隆，遥远而隐秘，每个夜晚开放在我的蚊帐顶上，我的蚊帐就是水面，十九岁半的往事如同新买的皱纸花，一次次被一只无声的手置放在清澈的水中，它们吸收水分，缓缓张开，一层又一层，直至花朵的最中心。它们的颜色和筋络，那些十九岁半的细节，一一显形、聚拢，我手中的硬皮本有时被我弄得像秋风一样飒飒响，王在下铺说：小林，你还不上厕所，要黑灯了。
王的声音使我想起一种并不柔软的丝绸，这种丝绸细致、光滑、十分漂亮，但是并不柔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丝绸，也许是为了形容王的声音我臆造出来的。
王已经三十岁，但仍然非常美丽，很有风采，她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她二十岁的时候去了北大荒，四十岁的时候去了美国，我保存着一张她从美国的denton寄来的照片，照片上的王穿着一身黑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玫瑰红的长丝巾，风衣搭在胳膊上，长发剪成了短发，风采依旧，更见年轻。她的照片是通过她在国内的妹妹转寄给我的，她妹妹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王的美国地址，她说王让我先给她写信，我立刻照着地址寄了一封信去，但两年过去，王却杳无音讯。
此刻我十分想念她，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王，在整整四年的日子里，在王的上铺，我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多米的故事中，对身边的事情缺乏知觉。现在十年过去，回首遥望，大学时代黑暗而模糊，就像大雨来临之前的天空，看不见真正的蓝天和太阳，有时候阳光从浓黑茂密的乌云的边缘射出，如同一道金光闪闪的镶边，这就是王。
王的面容凸现在大学女同学的前面，男同学的面容更为模糊和暗淡，他们是中景，在他们之后，是明亮的樱花大道、法国梧桐蔽天的大上坡、绿色和紫色琉璃瓦闪闪发光的屋顶、大落地玻璃窗的西式建筑和东湖珞珈山的湖光山色。
我一直睡在王的上铺，一年级的时候十二个人住一间屋子，在楼层和山顶的最高处，一只圆形的窗口日夜吹送着室外的气息，用红旗代替的窗帘猎猎作响，给这个房间带来了不安定的气氛。
我的床铺在这只圆形窗口的左侧，几乎伸手可及，落日时分太阳从这个圆形窗口长驱直入，进到我的床上。我的床如同舞台上的布景，被这束光线照得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到下垂的蚊帐里悬挂的东西，被子、枕头的形状和颜色，以及靠墙放着的一溜杂乱的书籍。细小的浮尘在这束硕大的圆形光线中缓缓旋转。
这往往是晚饭时分，我不在蚊帐里头。
我端着我吃饭用的大搪瓷碗在食堂通往宿舍的漫长的道路上边吃边走，然后我把碗放回宿舍，到平台或者草坪或者林荫道上，以背英语单词为借口散步，或以散步为借口背英语单词。
在某些夜晚，月亮会像太阳一样从这个圆窗进到我的床上，月色冷而狰狞，只在我的床上停留，在黑暗的室内把我的床单照亮。在这样的夜晚我感到恐惧。
在我童年时期，也有着这样一个圆形窗口，那是农业局的一间大屋子，住着从遥远的省城下放的父女俩，后来父亲一九六七年被吊打死了，小姑娘不知去向，她的外地口音在我们的游戏中时隐时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放在这种反常的窗口跟前，圆形窗口，肯定是不正常的。
二年级是四个人一间房间，我还是在王的上铺，我被一只亲切的手放在王的上铺，她像我的母亲和大姐，在我们班上，王出类拔萃，美丽、热情、聪慧，但她总是竞争不过另一个女人l。l比王还大两岁，三十二岁才上大学，l锐利无比，即使是体育课百米测验、游泳、铅球，也必须是第一。
王跑不过她，王连我也跑不过，她生完孩子刚刚满月就来上学了。看到同样是年过三十的l身轻如燕跑了一圈又一圈，我感到心情压抑。
l比王善于跟老师打交道，每次课间休息总要跟老师交谈，每次提问总要第一个举手，每次小组讨论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以便高屋建瓴），每次考试总是要比王得分高，入党比王早，学分制一来，比王早毕业，毕了业比王先去了美国。在同学中，王跟l到底谁更完美一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最后的两年又调了一次房间，八个人一间，我仍在王的上铺，中午时分和晚上，我再也不到图书馆或者教室去自习，我日益躲在蚊帐里，透过蚊帐的网点看这个房间，王的忧郁和失意在她的下铺堆积，她有时靠在床上看书，有时给她的女友写信，有时独自想念她的儿子，我从未真正靠近过她，我沉浸在我的故事里，漠然地看着她们在我的蚊帐之外来来去去。
这是令人痛心的岁月。
王是大学毕业后唯一给我写信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林。她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掠过我黯淡的外省日子，带着往昔珍贵的情谊，来到我的窗前。
有一年，王特意争取到一个到我所在的n城开会的机会，当时她在上海的一家高校教书，我在n城的图书馆当分类，她事先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这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以n城的偏远，高校的清贫，出一趟差是多么的难。
结果我回家了，回b镇。王没有在n城看到我，她十分十分失望，回去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十二分失望的信。我不能把我避开她的原因告诉她，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其他任何别的理由都无法成立。
那是一个隐秘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隐藏在心，当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事情，我惊慌失措，神经紧张，我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件事，最后我决定必须由自己来把它处理掉。
我匆忙请假回b镇，在驶离n城的火车上，我想到了王，我想到在那一刻，王正坐上了另一列火车，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大都市向着n城奔驶而来，她美丽亲切的脸庞随着列车轰隆隆的节奏在我的眼前晃动，我的不可告人、自私、封闭等等被我自己真切地感觉到，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揪心的疼痛。
火车就这样离n城越来越远。
王把我看成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说她也没有长大，她三十多岁了还说她没有长大，我一直匪夷所思。这使她原谅我的一切缺点，在她出国之前的日子里她一直给我写信。有一段时间，她从别人那里知道我心情不好（我很奇怪地从不向她倾诉），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让我到上海找她，她陪我玩，然后再陪我到杭州散散心，她正好要回杭跟母亲告别，她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我没有去。
就这样我跟王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
我现在已经能面对过去，十年的时光使我渐渐增长了勇气，我开始需要把自己的一切一一梳理，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将永不会厌倦回忆。我想王总有一天会从美国回来，她说过她要回来，我们将重温往日。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长大，我认识到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就是缘分。从前我觉得这是一个俗气的字眼，只有小地方的女人才会对此津津乐道，有一年元旦我收到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的贺年片，上面简洁地写着：相识是缘。
这四个陌生的字使我浮想联翩，我忽然想到，世界之大，我为什么认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结婚而不是跟那个人结婚，这里面一定有一种玄妙的东西，我们不认识它，但是它的气流缓缓吹来，迎面笼罩着我们。
我的一个会算命的女同事告诉我，我的前世是一只小松鼠，对此我半信半疑，不过我想，假如我真是那只松鼠变的，在今生，所有我的爱与仇、敌和友，任何一件好事与坏事，大概都在前世跟这只松鼠有纠葛。
肯定就是这样。
如果在一九七六年，有人告诉我，两年之后的某月某日，我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和另外五十五名我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间屋子里，然后我们将在一起相处达四年之久，我会觉得这是绝不可能的。
即使到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偏远的b镇，我也想不出这个跟陌生人聚集的契机。
事实上，这五十六个人确实是在某一个日子，从互不相干的遥远的地方赶到那个城市来了，乌鲁木齐和银川，云南的个旧和广西的北流，想想这些地名吧，奇迹确实在出现，这帮人在出生之前就被一阵大风吹散，现在又被这阵神秘的风吹到了一起，这帮人最大的有三十五岁，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
这帮人，这个班级，在到齐的第一天，就自己组织起来在那个最大的、墙上有一只圆形窗口的屋子里开了一个会，每个人谈谈自己为什么要报考图书馆学系，互相介绍一下自己。结果缘分这个东西一再顽强地在我们中间浮出，本想报考古专业的，想来想去却报了图书馆学系，本想要报外文系的，考虑到年龄太大，一闭眼填了图书馆学系，更有那热爱文学的，心里想着中文系，不知怎么也报了图书馆学系。也有本来要报北大的，一转念却报了w大。
于是在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某月某日，这些人们，就来到了这间有着圆形窗口的屋子里。
有一个女孩，她不能告诉人们她为什么会报这个学校和这个系，她的原因比所有的人都远为复杂，这个原因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背负着这个秘密使她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人群，她本来已是一个十分孤僻的孩子，正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些新鲜的面孔，一片新生的声音来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个机会却白白地浪费了。
逃离b镇的女孩惊魂未定，小小年纪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秘密在陌生的人群里重新开始。她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将永远也甩不掉，它将要决定她的一生。
这个女孩就是多米。
小小年纪这个词使我想起了电影卖花姑娘，凄切和缓的旋律越过二十年的时光像一片草席向我漂来，既雪白，又淡青，散发着月光般朦胧的亮泽。
小小姑娘
清早起床
提着花篮上市场
就是这样一些歌词，此刻像一些小小的柔软的手，从草编的花篮里伸出，舞动着各种令人心疼的手势，在我的怀想中，它们有时是明确的吐字，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圆润，滚动成珍珠，有时却是一种无言哼唱，像意大利影片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里的主题曲，华美的女声在弦乐中滑动，时而游出，时而潜入，时而漂远，时而浮来，它没有歌词，令人心碎。
我热爱它们。
所有的电影和它们消散已久的主题曲都是我的所爱。
我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万紫千红、科学养鱼、宁死不屈、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回故乡之路、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种种。
在b镇的平淡岁月里，彩色影片就是节日。在多米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b镇，看到多米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倘佯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花朵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多米的面前。多米在黑暗中全身布满红晕和梦想，手心出汗，默不作声。
多年以后，我还在黑暗中等待电影的那一道开始的铃声，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等待这道神秘的铃声，这是一根时空的魔杖，又长又细，悬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在黑暗中打开了一道隐秘的大门，铃声一停，我们就进到了一处更为黑暗的处所，我们丧失意识，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只有听任黑暗的指引，我们不禁直起了腰，收缩了毛孔，我们紧张地等候着事物的降临。
这时我们脑后的上方突然亮起一道灰白的光柱，它毫不犹豫地直抵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顿时就有了四四方方的雪白的空间，我们紧盯着这空间，这是我们的新世界，唯一的幻想，唯一的天堂或梦乡，我们无限信赖地仰望这个前方。这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梦乡的大门隆隆启开，我们灵魂出窍，我们的身体留在黑暗的原地，我们的灵魂跟随着这道银白的光柱，这唯一的通道，梦乡之舟，进入另一个世界。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歌声永远缭绕在我的少年时光。
现在我们来说多米。多米十八岁的时候在距b镇二十多里的地方插队，有一天黄昏收工的时候，多米听到从公社回来的人说晚上在公社的操场上放新片创业，多米立即决定独自前往。
多米是一个无法与人分享内心快乐的孩子，她无法忍受熟识的人与她一道看电影，越熟越不能忍受，最怕的是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她或他们会妨碍她走进梦幻，他们是平常的现实的日子的见证，多米看电影却是要超拔这些日子，她要腾空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们却像一些石头，压着她的衣服，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使她坐立不安。
后来多米在大学里每到周末就独自一人提着小板凳到露天放映场看电影，她风雨无阻，在雨中举着她的折叠小花伞，在雪地里跺着脚搓着手，她的身边是不相识的外系同学。
多米曾跟王一起看过一个外国片冰海沉船，多米看到船正在汹涌的大海中下沉，一个瘦削的男子在已经倾斜的甲板奏响了最后的小提琴。多米感到冰海里的水正漫向她的胸口，她泪眼婆娑地望着那个小提琴手，倾听着那最后的琴声，她感到自己就要沉到海底，就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无限的哀恸堆积，多米绝望地抽泣起来，竟哭出了声，她正回肠荡气地等待着黑暗的海水覆盖她的头顶，王却关切地抚着她肩膀，说：多米你怎么了？
现在多米一个人去公社，她拿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她既害怕又亢奋，她想起了种种可怕的人的传说和鬼的传说，这些传说隐身在黑暗中尾随着她，多米甚至听到了它们隐隐的脚步声，黑暗在黑暗中变化着种种形状在多米的面前起舞，多米的手心出着汗，腿软着，这使她有点像在梦中走路，她想她就要死了，她想她坚决不怕死，她想她主要不是要看电影，而是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她不顾一切地行走在乡道上，狗远远地吠着，田野的稻穗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太远的村庄的暗影里有星星点点微弱的灯火，多米看到了它们，它们就像一只手，把黑暗赶走，多米定定地走路，她想起小时候在b镇，晚上一个人从少年之家回来的时候就吹口哨壮胆。
多米的口哨声细小、漏气，根本不成形，毫不像她所要伪装的男孩，根本就如一个胆怯的女孩吹了壮胆的，多米根本不知道她恰恰暴露了自己，她的小而漏气的口哨声和她那同样微弱的电筒亮光如同两只小小的虫子一前一后跟随着她，她紧张的心放松下来，听见自己吹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大学宿舍的上铺的蚊帐里，我在多米的口哨声中看到了b镇的体育场，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大城市w城的大学，还是偏僻小镇b镇，或者是多米插队的公社，露天的电影放映场却永远相同。
这让我在回忆多米的故事时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空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的四周是高大的柚加利树，它们紧密围绕，风从树干的空间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的斜坡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在银幕的正面和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启锚远行。
也许一切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
多米快到公社的时候远方雷声隆隆，天快要下雨了。多米挤在操场的人堆里看创业，王铁人说：井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在荒野和篝火中一个女声唱道：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
雷声从天边一直滚到了头顶，人堆中的多米既振奋又不安，眼前的银幕里的荒原和头顶的惊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她从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多米无端觉得她奋斗的时候到了，她必须开始了，奋斗这个词从她幼年时代起就潜伏在她胸中，现在被一场电影所唤起，空荡荡地跳了出来。
她不知道她要奋斗什么。她在生产队里不会联系群众，谁也不会推荐她上大学，她又没有后门可走，大队支书的老婆倒是找过多米的母亲看病，但多米一点儿也不认为母亲的后门能走成功。
但是多米不能一辈子当农民，这是一个意志，插了一年队的多米又加倍地把这意志炼成了钢，磨成了铁。她一定要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在返回生产队的墨黑的路上，打着惊雷闪着电，多米高度亢奋，她空前地进行着好运设计，她想她日后一定要写电影，她诅了咒发了誓，生着气地想，一定要写电影，写不了也要写，电影这个字眼如同一粒璀璨的晶体，在高不可攀的天上遥遥地闪耀，伴随着闪电来到多米的心里。
这是一个多么石破天惊、异想天开、胆大包天的念头，多米深深地为自己的念头震撼着，这是最最边远的g省的遥远的b镇农村，有一个女孩想到了要写电影，这是多么的了不起。神秘的铃声骤然而起，一道大幕拉开了，多米日后的经历就是以此为开端，半年之后多米奇迹般地差半步就到了电影厂当编剧，正是源于这个夜晚。
这是一个人间神话，这个神话使我相信，有一个神在注视着多米，并选中了她。
现在，神话尚未开始，天下起雨来了。
雨点迅猛地落在多米身上，她的脸和手背迅速被雨水打中，水的感觉立刻从指尖末梢传到了心里，在一片冰凉湿润中写电影的念头像雷声一样远去，而一些坚硬、有力的字句却迈着雄健的步伐，越过雷声，像雨水一样自天而降，这些句子在到达多米的那一刻由冰冷变为灼热，发出咝咝的声响，变成一片大火，顷刻燃遍了多米的全身。
这些字句排列起来就是一首诗。
多年来这首最初的诗深藏在我的心底，但是由于那个不可告人的事件，使我总是回避我早期的创作经历，这首诗和那件事被我一起掩埋着，我一面要雪耻，一面又掩埋着要雪耻的这件事。
我忌讳别人提到我的处女作，这个阴影是如此沉重，也许不止这些，也许还有别的。
也许正是想要摆脱它们我才选择了这个长篇。
年初的一天，我把一部小说集整理好。然后着手写一篇序，我本来想写一个女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在陌生而干燥的北方都市茫然失措地生活着，她的心灵日益枯萎，在夜晚，她自幼生长的那个亚热带小镇如同一些已逝的花瓣从黑暗中鱼贯而来，缭绕着她。
我打算写的正是这样一篇东西，在我下笔之前，华美的词句正分散着在暗中一闪一闪，我向来喜欢把它们连缀在一起，这是我惯用的伎俩。
但我却陷入了回忆。
我写出的是一篇完全不同的序，在这个序里，我从第一句话起就掉落到了往事里，我不由自主地叙述起我的处女作的写作及后来的事情，往事汹涌而来，我把它们一一按落在我的纸上，十五年过去，它们变得陌生、不真实，我拼命吸附它们，力图找回从前的时光。
从前的时光我是多么年轻，曾经多么骄傲。
十九岁。
有一天我从大队学校回生产队，刚拐出大路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同队的大队会计从单车上兴冲冲地跳下来说：多米，上面叫你去n城了！
什么？
上面叫你去n城了，要你改稿。会计很兴奋，他有个哥哥是省日报的通讯员，曾经有过去n城改稿的经历，经常把改稿一词放在嘴边。
我说：是谁说的，是真的吗？一面心里狂跳着。
会计说：是真的，n城来的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及时讲给你听，知青的事都很打紧，我就骑车出来喊你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多米，让我通知你去n城，路费你先出，到了再给你报销。
会计想起来说，是叫你去n城文艺改稿，多米你写了什么？会计有些兴犹未尽，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镇。
b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
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
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十分悲壮，汪说她去送她姐姐，火车开动，站台上一片哭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听吧战斗的号角万众一心保卫国土，让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她们在大学里有时会满怀深情地唱起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镇，我既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也没有看到过火车开动时分生离死别的壮丽场面。
b镇没有火车。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处是想跳出此井，到远处去。
雷红在我从青苔满地的天井向上一跃的过程中担负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从n城带回来的歌、故事、笔记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个生动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里去。
雷红是我中学时代的邻居，她的舅父、姨妈、姑母、叔父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省份的四个城市，就像一个神仙撒下的四颗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赞叹。
雷红的父亲是个教育家，曾经在教育局工作过，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教育的文章，后来被弄到供销社当采购员。但他衣着整洁，既在意雷红们的功课，出差时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给几个女儿做新衣服。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福气。有这样的父亲，雷红姐妹总是高高兴兴地独自玩耍，她们不需要别人，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门前的空地上跳跃，她们跳跃的绳子发出呼呼的响声，令我羡慕。
所以雷红永远对家庭负有责任，时至今日，她还常常在信中说她要为父母尽孝道。
雷红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雷红至今一事无成，雷红常常说，等她到了四十岁，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希望看到这本书。
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句子：幸福就是枷锁。雷红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无所作为不能怪她，但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呢？写一本书就是有所作为吗？有所作为好呢还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会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还是宁愿要一个父亲。
谁不愿意要一个父亲呢？
我中学时代的日记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组成，它们被我编成了号码，到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了，它们越来越厚，跨越的时间越来越多，记述的句子越来越短。我早年的日记本一本都不在身边，它们本来在b镇，几经反复，还是回了b镇。
b镇离北京十分遥远，我只能依稀地看着它们。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难看的红色的玫瑰，这就是雷红从n城回来送给我的。
在中学的某个时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对我的同学说，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颜色要么是黑底白花，要么是白底黑花，再也没有别的颜色比这好看的了。现在想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种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么的怪异，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种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邻班有一个女生，托人从外地买到了这样一块布料，浓黑的底，惨白的大花紧贴在上面，那是一种变形的细细长长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狰狞地缠绕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从她的身上，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变得多么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对美好颜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从雷红的手上送给了我，如同n城的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是我与n城的一个预约。
于是这个黑色的日记本便记着从雷红那里听来的基督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开头，据说这是一本内部的书，需师级以上的干部方可阅读，雷红的表哥从他的同学那里偷来看的，雷红只来得及看一个开头。
雷红对她在n城的亲戚不大以为然，说她的表姐连红楼梦都没看过。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大兴阅读红楼梦，我和雷红这些b镇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读此书，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著名论断烂熟于心，我们背诵了所有的诗词，阅读了有关解释，成了年纪小小的红迷。
我想，我没有去过n城不算什么，我通读了红楼梦，又自学高等数学，我还买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谜，并逐期借阅月刊科学实验，我的各科成绩闻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后光子到哪里去了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阶段，我看到这一切既没有老师的指点，也没有家长的引导，一切都是自发的。遥望b镇的那个少女，她穿着蓝色衣裤，在b镇钢蓝色的天空下纵身一跃，她坚定地从高处往低处跳，训练自己的胆量和意志。这是多么奇异的少女，她柔软的身躯和蓝色的弧线珍贵地闪耀在b镇的天边。
我常常对人说起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永远停留在我的少女时代。
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
没有去过n城实在算不了什么，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我们将长上翅膀，乘风破浪，蓝色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鸣响，我们就是海鸥，就是船，就是闪电。
将乘风远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这是一个轻飘飘的、狂妄自大的时代，如同天上的白云，轻盈、柔软、洁白。
此刻，我紧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阵亮丽的绿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心脏中嘤嘤作响。
我在b镇农村的田野中间站立着，太阳在流泻，一个声音越过太阳对我说：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长期以来囚禁在我的梦境中，现在它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它的音响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红那年从n城回来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里的一个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样，这走了样的曲子就是我对n城的印象。
这段乐曲在那个绿色流淌的下午从天上流泻下来，n城的楼房和棕榈树鱼贯来到我的眼前。
我来不及跟任何人请假，当天晚上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到邻队去演出一台节目，我既是编导又是主演，有一个铁姑娘开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领舞，我的缺席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那一刻我连想都没有想。
我匆匆回到队里，匆匆在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绿色帆布挎包里塞进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蓝色封面的现代诗韵，在偷偷摸摸练习写诗的最初生涯中，这本诗韵和新华字典被我翻得像陈年的旧书。
我拉出单车，沿着门口窄而斜的下坡飞奔到路上，链盖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响。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骑着车，下坡的时候也不抓闸，车体飞快地下坠，很是惊险过瘾。
我身轻如燕心如闪电。
噢，n城，你是如此爱我！
走上柏油马路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两旁的蔷薇在怒放。正是在怒放，怒放这个词发明得多么好！充满激情和活力，既像气体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热烈，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茁壮、繁茂、层层叠叠争相开放的蔷薇花，在b镇，哪里有这如云堆积的花朵呢？我第一次发现，粉红和粉白的颜色也是可以鲜艳的，它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阳正在落山，浓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荡在娇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风从大路的尽头一路吹来，仿佛来自一个不可名状的梦幻之所。
这蔷薇花多像梦中所赐啊！在我十九岁的时光中，遍布着它们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灿烂的花丛了。
我回到家，母亲和继父都知道了此事，连母亲的同事也都知道了。当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亲带我坐客车到地区，在地区教书的姐夫送我到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叮咛，在排队等待进站的时候姐夫郑重地告诉我，在火车上有位子就坐着，没位子就站着。他又说：只要有位子，不管那头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赶快坐下去，不然就抢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来越近，一个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变化着各种色彩和亮光，轰隆隆地走近我。我兴奋极了，无形的亮光与色彩，无声的喧响在我身边涌动，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够得到！
火车快到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片灯海，真是辉煌之极，我睁大眼睛仰望每一处高楼和灯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个大城市来了，这是一个省会。后来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无数次到达过n城火车站，从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n城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岁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尚未到来，一切的惊喜都未曾被剥夺，它们如同一个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们只在一个时刻绽开，那个时刻是如此短暂，这短暂的时刻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在出站的栏杆旁看到了我的哥哥，这个唯一的哥哥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父带来的，但他天性善良，待我不错，我跟他并无隔膜。当时我哥哥被选送到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学化工，家里给他打了电报，他就来接我了。
他像许多性急的人一样攀在栏杆的横杆上，以便使自己的头从众多的头中浮出。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先看到了他，他正往人群中焦急地找我。
那是一个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从那里散发着安全的空气。多少年后我想起第一次到达n城时看到我哥哥的情景，还是满怀感动。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未出过门，当她在夜晚到达一个陌生的偌大的城市，万灯闪烁，万头攒动，如果她看不到接车的人，她将怎么办？
我想，也许n城的全部辉煌都是在我看见哥哥之后才发现的。我跟在他的身后，迎面看到大街上的一座七八层的大楼，竟觉得十分巍峨。
在哥哥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带我去找文联大楼。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无数的街道使我眼花缭乱，问了很多人，文联大楼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沿着红卫路伸出的一条树木很多的幽静小路往里走。
小路的两旁是围墙，围墙非常长，一直没有看到门，并且出奇地静，前后没有一个人。我们越走越远，还是那么静，还是没有人，我有点害怕，于是停了下来。
我侧过身，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到了我们的跟前，吓了我一跳，刚才怎么空无一人？也许她是从树底下钻出来的。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满是黑色的皱纹，身上却穿着黄绿色的军上衣，像一个穿军衣的女巫。
我哥哥问她文联大楼在哪里？
她看了看我，冷傲地说：文联大楼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们没看见这墙上全是铁丝网吗，这是关犯人的地方。
我哥又问：那红卫路在哪里？
她手一指，说：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路。
这是那个兴奋和混乱的初夏中唯一的一个古怪的记忆，当我那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常常想到在n城碰到的这个女巫似的老女人，这肯定是一个不祥的符号，是命运中的一个征兆。
那件我迟迟不能说出的事是什么呢？
是抄袭。所有写作的人最鄙视、最无法容忍的抄袭。
很多年来，看到别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地义愤填膺，十二分地表示蔑视，我对那位被抄袭了的女友说：告她，跟她打官司。
同时我心里想，上帝保佑那个抄袭的女孩。
我又想：幸亏那耻辱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早已证明了自己，我写出了比当初抄的诗更好的诗，我写出了比我的诗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过去高山仰止的一切刊物我都一一到达了。我的一位诗友在n城文艺负责诗歌组，他告诉我，当年我的档案他亲手烧毁了，变成了灰。
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w大学来招生，曾到n城文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对招生的人说：这个女孩也会写诗，我们考过她，她不过是一时糊涂。
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实在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草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过去，或者自己另想出一个词代替。
我欣喜地抄写着，一时觉得血液畅通，全身轻盈，就像自己在写诗、在创作时的感觉。我肯定是被自己迷惑住了，我视迷途为正途，充满信心地疾走如飞。
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抄写，我放下笔，像往常写完一首诗所感觉的那样，既兴奋又有点累，还凭空生出了一种功德圆满的心情。我想我终于跨越了最后的困难，在预定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是我的好运设计的第一步，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就会步步跟上。我在心里说：看啊！我是有力量的。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诗誊抄了一遍，准备到公社邮电所寄出。誊抄作品是最愉快的时刻，令人想起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正是那种感觉，b镇不产苹果，这使苹果在我们众多的亚热带稀奇古怪的水果中闪烁出一种仙果的光芒，跟一种最大的喜悦联系在一起。但在誊抄脚印的时候苹果消失了，我感到了一阵不安，我把别人的原作翻出对照了一遍，除了一些词句，两者的确是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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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我透过蚊帐的细小网眼，看到她微黑的皮肤闪亮如月光，细腻如流水。
十九岁半的日子像顺流而下的大河上漂浮的鲜艳花瓣，承受着青春的雨点呼啸而过，闪电般明亮而短暂，那个无处可寻、永远消逝的十九岁半，雷声隆隆，遥远而隐秘，每个夜晚开放在我的蚊帐顶上，我的蚊帐就是水面，十九岁半的往事如同新买的皱纸花，一次次被一只无声的手置放在清澈的水中，它们吸收水分，缓缓张开，一层又一层，直至花朵的最中心。它们的颜色和筋络，那些十九岁半的细节，一一显形、聚拢，我手中的硬皮本有时被我弄得像秋风一样飒飒响，王在下铺说：小林，你还不上厕所，要黑灯了。
王的声音使我想起一种并不柔软的丝绸，这种丝绸细致、光滑、十分漂亮，但是并不柔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丝绸，也许是为了形容王的声音我臆造出来的。
王已经三十岁，但仍然非常美丽，很有风采，她出生在杭州，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她二十岁的时候去了北大荒，四十岁的时候去了美国，我保存着一张她从美国的denton寄来的照片，照片上的王穿着一身黑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玫瑰红的长丝巾，风衣搭在胳膊上，长发剪成了短发，风采依旧，更见年轻。她的照片是通过她在国内的妹妹转寄给我的，她妹妹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王的美国地址，她说王让我先给她写信，我立刻照着地址寄了一封信去，但两年过去，王却杳无音讯。
此刻我十分想念她，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王，在整整四年的日子里，在王的上铺，我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多米的故事中，对身边的事情缺乏知觉。现在十年过去，回首遥望，大学时代黑暗而模糊，就像大雨来临之前的天空，看不见真正的蓝天和太阳，有时候阳光从浓黑茂密的乌云的边缘射出，如同一道金光闪闪的镶边，这就是王。
王的面容凸现在大学女同学的前面，男同学的面容更为模糊和暗淡，他们是中景，在他们之后，是明亮的樱花大道、法国梧桐蔽天的大上坡、绿色和紫色琉璃瓦闪闪发光的屋顶、大落地玻璃窗的西式建筑和东湖珞珈山的湖光山色。
我一直睡在王的上铺，一年级的时候十二个人住一间屋子，在楼层和山顶的最高处，一只圆形的窗口日夜吹送着室外的气息，用红旗代替的窗帘猎猎作响，给这个房间带来了不安定的气氛。
我的床铺在这只圆形窗口的左侧，几乎伸手可及，落日时分太阳从这个圆形窗口长驱直入，进到我的床上。我的床如同舞台上的布景，被这束光线照得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到下垂的蚊帐里悬挂的东西，被子、枕头的形状和颜色，以及靠墙放着的一溜杂乱的书籍。细小的浮尘在这束硕大的圆形光线中缓缓旋转。
这往往是晚饭时分，我不在蚊帐里头。
我端着我吃饭用的大搪瓷碗在食堂通往宿舍的漫长的道路上边吃边走，然后我把碗放回宿舍，到平台或者草坪或者林荫道上，以背英语单词为借口散步，或以散步为借口背英语单词。
在某些夜晚，月亮会像太阳一样从这个圆窗进到我的床上，月色冷而狰狞，只在我的床上停留，在黑暗的室内把我的床单照亮。在这样的夜晚我感到恐惧。
在我童年时期，也有着这样一个圆形窗口，那是农业局的一间大屋子，住着从遥远的省城下放的父女俩，后来父亲一九六七年被吊打死了，小姑娘不知去向，她的外地口音在我们的游戏中时隐时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放在这种反常的窗口跟前，圆形窗口，肯定是不正常的。
二年级是四个人一间房间，我还是在王的上铺，我被一只亲切的手放在王的上铺，她像我的母亲和大姐，在我们班上，王出类拔萃，美丽、热情、聪慧，但她总是竞争不过另一个女人l。l比王还大两岁，三十二岁才上大学，l锐利无比，即使是体育课百米测验、游泳、铅球，也必须是第一。
王跑不过她，王连我也跑不过，她生完孩子刚刚满月就来上学了。看到同样是年过三十的l身轻如燕跑了一圈又一圈，我感到心情压抑。
l比王善于跟老师打交道，每次课间休息总要跟老师交谈，每次提问总要第一个举手，每次小组讨论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以便高屋建瓴），每次考试总是要比王得分高，入党比王早，学分制一来，比王早毕业，毕了业比王先去了美国。在同学中，王跟l到底谁更完美一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最后的两年又调了一次房间，八个人一间，我仍在王的上铺，中午时分和晚上，我再也不到图书馆或者教室去自习，我日益躲在蚊帐里，透过蚊帐的网点看这个房间，王的忧郁和失意在她的下铺堆积，她有时靠在床上看书，有时给她的女友写信，有时独自想念她的儿子，我从未真正靠近过她，我沉浸在我的故事里，漠然地看着她们在我的蚊帐之外来来去去。
这是令人痛心的岁月。
王是大学毕业后唯一给我写信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林。她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掠过我黯淡的外省日子，带着往昔珍贵的情谊，来到我的窗前。
有一年，王特意争取到一个到我所在的n城开会的机会，当时她在上海的一家高校教书，我在n城的图书馆当分类，她事先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这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以n城的偏远，高校的清贫，出一趟差是多么的难。
结果我回家了，回b镇。王没有在n城看到我，她十分十分失望，回去之后给我写了一封十二分失望的信。我不能把我避开她的原因告诉她，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其他任何别的理由都无法成立。
那是一个隐秘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隐藏在心，当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事情，我惊慌失措，神经紧张，我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件事，最后我决定必须由自己来把它处理掉。
我匆忙请假回b镇，在驶离n城的火车上，我想到了王，我想到在那一刻，王正坐上了另一列火车，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大都市向着n城奔驶而来，她美丽亲切的脸庞随着列车轰隆隆的节奏在我的眼前晃动，我的不可告人、自私、封闭等等被我自己真切地感觉到，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揪心的疼痛。
火车就这样离n城越来越远。
王把我看成是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说她也没有长大，她三十多岁了还说她没有长大，我一直匪夷所思。这使她原谅我的一切缺点，在她出国之前的日子里她一直给我写信。有一段时间，她从别人那里知道我心情不好（我很奇怪地从不向她倾诉），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让我到上海找她，她陪我玩，然后再陪我到杭州散散心，她正好要回杭跟母亲告别，她马上就要去美国了。
我没有去。
就这样我跟王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
我现在已经能面对过去，十年的时光使我渐渐增长了勇气，我开始需要把自己的一切一一梳理，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将永不会厌倦回忆。我想王总有一天会从美国回来，她说过她要回来，我们将重温往日。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在长大，我认识到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就是缘分。从前我觉得这是一个俗气的字眼，只有小地方的女人才会对此津津乐道，有一年元旦我收到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的贺年片，上面简洁地写着：相识是缘。
这四个陌生的字使我浮想联翩，我忽然想到，世界之大，我为什么认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结婚而不是跟那个人结婚，这里面一定有一种玄妙的东西，我们不认识它，但是它的气流缓缓吹来，迎面笼罩着我们。
我的一个会算命的女同事告诉我，我的前世是一只小松鼠，对此我半信半疑，不过我想，假如我真是那只松鼠变的，在今生，所有我的爱与仇、敌和友，任何一件好事与坏事，大概都在前世跟这只松鼠有纠葛。
肯定就是这样。
如果在一九七六年，有人告诉我，两年之后的某月某日，我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和另外五十五名我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间屋子里，然后我们将在一起相处达四年之久，我会觉得这是绝不可能的。
即使到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偏远的b镇，我也想不出这个跟陌生人聚集的契机。
事实上，这五十六个人确实是在某一个日子，从互不相干的遥远的地方赶到那个城市来了，乌鲁木齐和银川，云南的个旧和广西的北流，想想这些地名吧，奇迹确实在出现，这帮人在出生之前就被一阵大风吹散，现在又被这阵神秘的风吹到了一起，这帮人最大的有三十五岁，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
这帮人，这个班级，在到齐的第一天，就自己组织起来在那个最大的、墙上有一只圆形窗口的屋子里开了一个会，每个人谈谈自己为什么要报考图书馆学系，互相介绍一下自己。结果缘分这个东西一再顽强地在我们中间浮出，本想报考古专业的，想来想去却报了图书馆学系，本想要报外文系的，考虑到年龄太大，一闭眼填了图书馆学系，更有那热爱文学的，心里想着中文系，不知怎么也报了图书馆学系。也有本来要报北大的，一转念却报了w大。
于是在一九七八年春天的某月某日，这些人们，就来到了这间有着圆形窗口的屋子里。
有一个女孩，她不能告诉人们她为什么会报这个学校和这个系，她的原因比所有的人都远为复杂，这个原因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背负着这个秘密使她从一开始就远离了人群，她本来已是一个十分孤僻的孩子，正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些新鲜的面孔，一片新生的声音来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这个机会却白白地浪费了。
逃离b镇的女孩惊魂未定，小小年纪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秘密在陌生的人群里重新开始。她不知道这个秘密她将永远也甩不掉，它将要决定她的一生。
这个女孩就是多米。
小小年纪这个词使我想起了电影卖花姑娘，凄切和缓的旋律越过二十年的时光像一片草席向我漂来，既雪白，又淡青，散发着月光般朦胧的亮泽。
小小姑娘
清早起床
提着花篮上市场
就是这样一些歌词，此刻像一些小小的柔软的手，从草编的花篮里伸出，舞动着各种令人心疼的手势，在我的怀想中，它们有时是明确的吐字，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圆润，滚动成珍珠，有时却是一种无言哼唱，像意大利影片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里的主题曲，华美的女声在弦乐中滑动，时而游出，时而潜入，时而漂远，时而浮来，它没有歌词，令人心碎。
我热爱它们。
所有的电影和它们消散已久的主题曲都是我的所爱。
我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万紫千红、科学养鱼、宁死不屈、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回故乡之路、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种种。
在b镇的平淡岁月里，彩色影片就是节日。在多米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b镇，看到多米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倘佯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花朵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多米的面前。多米在黑暗中全身布满红晕和梦想，手心出汗，默不作声。
多年以后，我还在黑暗中等待电影的那一道开始的铃声，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等待这道神秘的铃声，这是一根时空的魔杖，又长又细，悬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在黑暗中打开了一道隐秘的大门，铃声一停，我们就进到了一处更为黑暗的处所，我们丧失意识，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只有听任黑暗的指引，我们不禁直起了腰，收缩了毛孔，我们紧张地等候着事物的降临。
这时我们脑后的上方突然亮起一道灰白的光柱，它毫不犹豫地直抵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顿时就有了四四方方的雪白的空间，我们紧盯着这空间，这是我们的新世界，唯一的幻想，唯一的天堂或梦乡，我们无限信赖地仰望这个前方。这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梦乡的大门隆隆启开，我们灵魂出窍，我们的身体留在黑暗的原地，我们的灵魂跟随着这道银白的光柱，这唯一的通道，梦乡之舟，进入另一个世界。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歌声永远缭绕在我的少年时光。
现在我们来说多米。多米十八岁的时候在距b镇二十多里的地方插队，有一天黄昏收工的时候，多米听到从公社回来的人说晚上在公社的操场上放新片创业，多米立即决定独自前往。
多米是一个无法与人分享内心快乐的孩子，她无法忍受熟识的人与她一道看电影，越熟越不能忍受，最怕的是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她或他们会妨碍她走进梦幻，他们是平常的现实的日子的见证，多米看电影却是要超拔这些日子，她要腾空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们却像一些石头，压着她的衣服，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使她坐立不安。
后来多米在大学里每到周末就独自一人提着小板凳到露天放映场看电影，她风雨无阻，在雨中举着她的折叠小花伞，在雪地里跺着脚搓着手，她的身边是不相识的外系同学。
多米曾跟王一起看过一个外国片冰海沉船，多米看到船正在汹涌的大海中下沉，一个瘦削的男子在已经倾斜的甲板奏响了最后的小提琴。多米感到冰海里的水正漫向她的胸口，她泪眼婆娑地望着那个小提琴手，倾听着那最后的琴声，她感到自己就要沉到海底，就要与这个世界永别了，无限的哀恸堆积，多米绝望地抽泣起来，竟哭出了声，她正回肠荡气地等待着黑暗的海水覆盖她的头顶，王却关切地抚着她肩膀，说：多米你怎么了？
现在多米一个人去公社，她拿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乡道上，她既害怕又亢奋，她想起了种种可怕的人的传说和鬼的传说，这些传说隐身在黑暗中尾随着她，多米甚至听到了它们隐隐的脚步声，黑暗在黑暗中变化着种种形状在多米的面前起舞，多米的手心出着汗，腿软着，这使她有点像在梦中走路，她想她就要死了，她想她坚决不怕死，她想她主要不是要看电影，而是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她不顾一切地行走在乡道上，狗远远地吠着，田野的稻穗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不太远的村庄的暗影里有星星点点微弱的灯火，多米看到了它们，它们就像一只手，把黑暗赶走，多米定定地走路，她想起小时候在b镇，晚上一个人从少年之家回来的时候就吹口哨壮胆。
多米的口哨声细小、漏气，根本不成形，毫不像她所要伪装的男孩，根本就如一个胆怯的女孩吹了壮胆的，多米根本不知道她恰恰暴露了自己，她的小而漏气的口哨声和她那同样微弱的电筒亮光如同两只小小的虫子一前一后跟随着她，她紧张的心放松下来，听见自己吹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大学宿舍的上铺的蚊帐里，我在多米的口哨声中看到了b镇的体育场，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大城市w城的大学，还是偏僻小镇b镇，或者是多米插队的公社，露天的电影放映场却永远相同。
这让我在回忆多米的故事时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空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的四周是高大的柚加利树，它们紧密围绕，风从树干的空间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的斜坡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在银幕的正面和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启锚远行。
也许一切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
多米快到公社的时候远方雷声隆隆，天快要下雨了。多米挤在操场的人堆里看创业，王铁人说：井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在荒野和篝火中一个女声唱道：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
雷声从天边一直滚到了头顶，人堆中的多米既振奋又不安，眼前的银幕里的荒原和头顶的惊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她从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多米无端觉得她奋斗的时候到了，她必须开始了，奋斗这个词从她幼年时代起就潜伏在她胸中，现在被一场电影所唤起，空荡荡地跳了出来。
她不知道她要奋斗什么。她在生产队里不会联系群众，谁也不会推荐她上大学，她又没有后门可走，大队支书的老婆倒是找过多米的母亲看病，但多米一点儿也不认为母亲的后门能走成功。
但是多米不能一辈子当农民，这是一个意志，插了一年队的多米又加倍地把这意志炼成了钢，磨成了铁。她一定要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在返回生产队的墨黑的路上，打着惊雷闪着电，多米高度亢奋，她空前地进行着好运设计，她想她日后一定要写电影，她诅了咒发了誓，生着气地想，一定要写电影，写不了也要写，电影这个字眼如同一粒璀璨的晶体，在高不可攀的天上遥遥地闪耀，伴随着闪电来到多米的心里。
这是一个多么石破天惊、异想天开、胆大包天的念头，多米深深地为自己的念头震撼着，这是最最边远的g省的遥远的b镇农村，有一个女孩想到了要写电影，这是多么的了不起。神秘的铃声骤然而起，一道大幕拉开了，多米日后的经历就是以此为开端，半年之后多米奇迹般地差半步就到了电影厂当编剧，正是源于这个夜晚。
这是一个人间神话，这个神话使我相信，有一个神在注视着多米，并选中了她。
现在，神话尚未开始，天下起雨来了。
雨点迅猛地落在多米身上，她的脸和手背迅速被雨水打中，水的感觉立刻从指尖末梢传到了心里，在一片冰凉湿润中写电影的念头像雷声一样远去，而一些坚硬、有力的字句却迈着雄健的步伐，越过雷声，像雨水一样自天而降，这些句子在到达多米的那一刻由冰冷变为灼热，发出咝咝的声响，变成一片大火，顷刻燃遍了多米的全身。
这些字句排列起来就是一首诗。
多年来这首最初的诗深藏在我的心底，但是由于那个不可告人的事件，使我总是回避我早期的创作经历，这首诗和那件事被我一起掩埋着，我一面要雪耻，一面又掩埋着要雪耻的这件事。
我忌讳别人提到我的处女作，这个阴影是如此沉重，也许不止这些，也许还有别的。
也许正是想要摆脱它们我才选择了这个长篇。
年初的一天，我把一部小说集整理好。然后着手写一篇序，我本来想写一个女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在陌生而干燥的北方都市茫然失措地生活着，她的心灵日益枯萎，在夜晚，她自幼生长的那个亚热带小镇如同一些已逝的花瓣从黑暗中鱼贯而来，缭绕着她。
我打算写的正是这样一篇东西，在我下笔之前，华美的词句正分散着在暗中一闪一闪，我向来喜欢把它们连缀在一起，这是我惯用的伎俩。
但我却陷入了回忆。
我写出的是一篇完全不同的序，在这个序里，我从第一句话起就掉落到了往事里，我不由自主地叙述起我的处女作的写作及后来的事情，往事汹涌而来，我把它们一一按落在我的纸上，十五年过去，它们变得陌生、不真实，我拼命吸附它们，力图找回从前的时光。
从前的时光我是多么年轻，曾经多么骄傲。
十九岁。
有一天我从大队学校回生产队，刚拐出大路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同队的大队会计从单车上兴冲冲地跳下来说：多米，上面叫你去n城了！
什么？
上面叫你去n城了，要你改稿。会计很兴奋，他有个哥哥是省日报的通讯员，曾经有过去n城改稿的经历，经常把改稿一词放在嘴边。
我说：是谁说的，是真的吗？一面心里狂跳着。
会计说：是真的，n城来的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及时讲给你听，知青的事都很打紧，我就骑车出来喊你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多米，让我通知你去n城，路费你先出，到了再给你报销。
会计想起来说，是叫你去n城文艺改稿，多米你写了什么？会计有些兴犹未尽，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镇。
b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
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
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十分悲壮，汪说她去送她姐姐，火车开动，站台上一片哭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听吧战斗的号角万众一心保卫国土，让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她们在大学里有时会满怀深情地唱起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镇，我既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也没有看到过火车开动时分生离死别的壮丽场面。
b镇没有火车。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处是想跳出此井，到远处去。
雷红在我从青苔满地的天井向上一跃的过程中担负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从n城带回来的歌、故事、笔记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个生动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里去。
雷红是我中学时代的邻居，她的舅父、姨妈、姑母、叔父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省份的四个城市，就像一个神仙撒下的四颗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赞叹。
雷红的父亲是个教育家，曾经在教育局工作过，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教育的文章，后来被弄到供销社当采购员。但他衣着整洁，既在意雷红们的功课，出差时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给几个女儿做新衣服。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福气。有这样的父亲，雷红姐妹总是高高兴兴地独自玩耍，她们不需要别人，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门前的空地上跳跃，她们跳跃的绳子发出呼呼的响声，令我羡慕。
所以雷红永远对家庭负有责任，时至今日，她还常常在信中说她要为父母尽孝道。
雷红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雷红至今一事无成，雷红常常说，等她到了四十岁，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希望看到这本书。
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句子：幸福就是枷锁。雷红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无所作为不能怪她，但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呢？写一本书就是有所作为吗？有所作为好呢还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会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还是宁愿要一个父亲。
谁不愿意要一个父亲呢？
我中学时代的日记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组成，它们被我编成了号码，到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了，它们越来越厚，跨越的时间越来越多，记述的句子越来越短。我早年的日记本一本都不在身边，它们本来在b镇，几经反复，还是回了b镇。
b镇离北京十分遥远，我只能依稀地看着它们。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难看的红色的玫瑰，这就是雷红从n城回来送给我的。
在中学的某个时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对我的同学说，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颜色要么是黑底白花，要么是白底黑花，再也没有别的颜色比这好看的了。现在想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种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么的怪异，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种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邻班有一个女生，托人从外地买到了这样一块布料，浓黑的底，惨白的大花紧贴在上面，那是一种变形的细细长长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狰狞地缠绕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从她的身上，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变得多么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对美好颜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从雷红的手上送给了我，如同n城的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是我与n城的一个预约。
于是这个黑色的日记本便记着从雷红那里听来的基督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开头，据说这是一本内部的书，需师级以上的干部方可阅读，雷红的表哥从他的同学那里偷来看的，雷红只来得及看一个开头。
雷红对她在n城的亲戚不大以为然，说她的表姐连红楼梦都没看过。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大兴阅读红楼梦，我和雷红这些b镇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读此书，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著名论断烂熟于心，我们背诵了所有的诗词，阅读了有关解释，成了年纪小小的红迷。
我想，我没有去过n城不算什么，我通读了红楼梦，又自学高等数学，我还买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谜，并逐期借阅月刊科学实验，我的各科成绩闻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后光子到哪里去了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阶段，我看到这一切既没有老师的指点，也没有家长的引导，一切都是自发的。遥望b镇的那个少女，她穿着蓝色衣裤，在b镇钢蓝色的天空下纵身一跃，她坚定地从高处往低处跳，训练自己的胆量和意志。这是多么奇异的少女，她柔软的身躯和蓝色的弧线珍贵地闪耀在b镇的天边。
我常常对人说起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永远停留在我的少女时代。
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
没有去过n城实在算不了什么，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我们将长上翅膀，乘风破浪，蓝色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鸣响，我们就是海鸥，就是船，就是闪电。
将乘风远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这是一个轻飘飘的、狂妄自大的时代，如同天上的白云，轻盈、柔软、洁白。
此刻，我紧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阵亮丽的绿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心脏中嘤嘤作响。
我在b镇农村的田野中间站立着，太阳在流泻，一个声音越过太阳对我说：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长期以来囚禁在我的梦境中，现在它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它的音响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红那年从n城回来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里的一个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样，这走了样的曲子就是我对n城的印象。
这段乐曲在那个绿色流淌的下午从天上流泻下来，n城的楼房和棕榈树鱼贯来到我的眼前。
我来不及跟任何人请假，当天晚上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到邻队去演出一台节目，我既是编导又是主演，有一个铁姑娘开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领舞，我的缺席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那一刻我连想都没有想。
我匆匆回到队里，匆匆在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绿色帆布挎包里塞进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蓝色封面的现代诗韵，在偷偷摸摸练习写诗的最初生涯中，这本诗韵和新华字典被我翻得像陈年的旧书。
我拉出单车，沿着门口窄而斜的下坡飞奔到路上，链盖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响。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骑着车，下坡的时候也不抓闸，车体飞快地下坠，很是惊险过瘾。
我身轻如燕心如闪电。
噢，n城，你是如此爱我！
走上柏油马路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两旁的蔷薇在怒放。正是在怒放，怒放这个词发明得多么好！充满激情和活力，既像气体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热烈，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茁壮、繁茂、层层叠叠争相开放的蔷薇花，在b镇，哪里有这如云堆积的花朵呢？我第一次发现，粉红和粉白的颜色也是可以鲜艳的，它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太阳正在落山，浓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荡在娇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风从大路的尽头一路吹来，仿佛来自一个不可名状的梦幻之所。
这蔷薇花多像梦中所赐啊！在我十九岁的时光中，遍布着它们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灿烂的花丛了。
我回到家，母亲和继父都知道了此事，连母亲的同事也都知道了。当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亲带我坐客车到地区，在地区教书的姐夫送我到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叮咛，在排队等待进站的时候姐夫郑重地告诉我，在火车上有位子就坐着，没位子就站着。他又说：只要有位子，不管那头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赶快坐下去，不然就抢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来越近，一个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变化着各种色彩和亮光，轰隆隆地走近我。我兴奋极了，无形的亮光与色彩，无声的喧响在我身边涌动，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够得到！
火车快到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片灯海，真是辉煌之极，我睁大眼睛仰望每一处高楼和灯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个大城市来了，这是一个省会。后来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无数次到达过n城火车站，从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n城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岁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尚未到来，一切的惊喜都未曾被剥夺，它们如同一个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们只在一个时刻绽开，那个时刻是如此短暂，这短暂的时刻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在出站的栏杆旁看到了我的哥哥，这个唯一的哥哥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父带来的，但他天性善良，待我不错，我跟他并无隔膜。当时我哥哥被选送到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学化工，家里给他打了电报，他就来接我了。
他像许多性急的人一样攀在栏杆的横杆上，以便使自己的头从众多的头中浮出。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先看到了他，他正往人群中焦急地找我。
那是一个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从那里散发着安全的空气。多少年后我想起第一次到达n城时看到我哥哥的情景，还是满怀感动。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未出过门，当她在夜晚到达一个陌生的偌大的城市，万灯闪烁，万头攒动，如果她看不到接车的人，她将怎么办？
我想，也许n城的全部辉煌都是在我看见哥哥之后才发现的。我跟在他的身后，迎面看到大街上的一座七八层的大楼，竟觉得十分巍峨。
在哥哥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带我去找文联大楼。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无数的街道使我眼花缭乱，问了很多人，文联大楼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沿着红卫路伸出的一条树木很多的幽静小路往里走。
小路的两旁是围墙，围墙非常长，一直没有看到门，并且出奇地静，前后没有一个人。我们越走越远，还是那么静，还是没有人，我有点害怕，于是停了下来。
我侧过身，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到了我们的跟前，吓了我一跳，刚才怎么空无一人？也许她是从树底下钻出来的。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满是黑色的皱纹，身上却穿着黄绿色的军上衣，像一个穿军衣的女巫。
我哥哥问她文联大楼在哪里？
她看了看我，冷傲地说：文联大楼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们没看见这墙上全是铁丝网吗，这是关犯人的地方。
我哥又问：那红卫路在哪里？
她手一指，说：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路。
这是那个兴奋和混乱的初夏中唯一的一个古怪的记忆，当我那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常常想到在n城碰到的这个女巫似的老女人，这肯定是一个不祥的符号，是命运中的一个征兆。
那件我迟迟不能说出的事是什么呢？
是抄袭。所有写作的人最鄙视、最无法容忍的抄袭。
很多年来，看到别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地义愤填膺，十二分地表示蔑视，我对那位被抄袭了的女友说：告她，跟她打官司。
同时我心里想，上帝保佑那个抄袭的女孩。
我又想：幸亏那耻辱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早已证明了自己，我写出了比当初抄的诗更好的诗，我写出了比我的诗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过去高山仰止的一切刊物我都一一到达了。我的一位诗友在n城文艺负责诗歌组，他告诉我，当年我的档案他亲手烧毁了，变成了灰。
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w大学来招生，曾到n城文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对招生的人说：这个女孩也会写诗，我们考过她，她不过是一时糊涂。
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实在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草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过去，或者自己另想出一个词代替。
我欣喜地抄写着，一时觉得血液畅通，全身轻盈，就像自己在写诗、在创作时的感觉。我肯定是被自己迷惑住了，我视迷途为正途，充满信心地疾走如飞。
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抄写，我放下笔，像往常写完一首诗所感觉的那样，既兴奋又有点累，还凭空生出了一种功德圆满的心情。我想我终于跨越了最后的困难，在预定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是我的好运设计的第一步，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就会步步跟上。我在心里说：看啊！我是有力量的。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诗誊抄了一遍，准备到公社邮电所寄出。誊抄作品是最愉快的时刻，令人想起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正是那种感觉，b镇不产苹果，这使苹果在我们众多的亚热带稀奇古怪的水果中闪烁出一种仙果的光芒，跟一种最大的喜悦联系在一起。但在誊抄脚印的时候苹果消失了，我感到了一阵不安，我把别人的原作翻出对照了一遍，除了一些词句，两者的确是太像了。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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