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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
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
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
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
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
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
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
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
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
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
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集会、欢庆、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
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游行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
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
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
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
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86年或87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
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
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
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
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 -->>
一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一种明亮的黄色。
比柠檬黄深一点，又比橘黄浅一点。我有一件黄色的上衣，双层夹克，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
穿着黑色的牛仔裤，理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边非常短，另一边垂下来，盖住了半边脸。多年以后张尊还记得这个发式，每次他跟人感慨完了之后就说：林蛛蛛当年真是非常时髦啊，理着一个清汤挂面的短发。
发型的确标志着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那是专门为我设计的一种发型，我的女友方耘把她的两个搞美发的朋友弄到图书馆宿舍来，一男一女，男的左看一眼，右再看一眼，然后嚓嚓就把我的垂肩长发剪掉了。他边剪边说：保证好，你放心！
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黄色上衣和黑色牛仔裤，顶着这头在全城独一无二的头发游逛在南宁的大街上。在深夜里我像一个骑车的女巫，在白天，我则像一株奇怪的向日葵。
女巫这个词不是我说的。
但我很喜欢这个称号，我觉得它不同凡响、先知先觉、诡秘飘忽，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当某种生活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这比称我为博士或学者更要令我兴奋。
女巫这个说法最早是李管说的，他是我早年的朋友中对词最敏感的人。
李管当时在桂林，我在南宁。那次他正好到南宁开会。有一天傍晚，我到王红家看她给小孩洗澡，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李管。
他劈头就说：林蛛蛛，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头发挡了半边脸。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他说：肯定没错，穿着你这件黄色夹克，单手骑车，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半夜十二点，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像一个女巫，不是你是谁。
在白天，女巫消失，阳光一照，她就变成了一株向日葵。
现在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再是那种难以描述的黄色了，它正是向日葵的颜色，在阳光下散发出炫目的金黄。葵花这种植物使我首先听到一阵歌声，"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在歌声中万人集会、欢庆、游行的场面像海水一阵又一阵地涌来，我们手持纸做的葵花，成为这海水的一部分。
葵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得最多的花，它出现在银幕、舞台、墙壁、报纸、黑板、课本、信封、信纸、笔记本、像章、瓷盘、茶杯、脸盆上，并在我们的手上成为一种一开一合的道具，在游行队伍里，哨声一响，我们同时打开，葵花在我们的头顶一片金黄（如果我兴致不高，或者头晕，我就会觉得这片葵花是一片屎黄，屎黄当然是最难看的），哨子响两声，我们把葵花关上，一片黑脑袋重新露出来。
在南方，在我们的小镇上，我很少看见真正的向日葵，那种有着宽大叶子、焦黄饱满的圆盘、并且神秘地绕着太阳转的向日葵，如果偶尔见到，我就会惊呼，并且停下来看上半天，我喜欢它那种动人的明亮。但在更多的日子里，葵花是一种简化了的符号，当它出现在信封上时，它是一个椭圆，周围是一圈小些的半圆，这使它看上去像一只蛋壳上沾了一圈虫卵，丑陋无比。这种图案铺天盖地，像泥沙一样多，在我八岁到十八岁，我完全丧失了对这种花朵的感受能力。
直到凡高在中国出现，向日葵才获得了再生。它们身上的颜色一层又一层，神经质的筋络动荡不已，犹如寂静中一声响镲，纯黄的花瓣在炽烈的燃烧中生长，在这时，真正的向日葵才从泥土中上升，成为不朽的事物。
在八十年代，我身穿黄色的上衣，微歪着头站立在旷野上的照片让我联想起一株向日葵，阳光强烈，天空湛蓝，我上身的纯黄在燃烧，头发在燃烧。但当我找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并不是一片蓝色的天空，而是一片红色的壁画。壁画在一面山崖上，山崖从江水里伸出来，需要租一条木船才能到达。
我侧身站在崖画前，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青蛙，这张照片大概摄于86年或87年，地点是广西宁明县。在我的旧影集中，我身穿黄色上衣的相片比比皆是，它们分别摄于广西的百色、隆林、田林，云南的文山、马关、麻栗坡、富宁，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影集里一片金黄，就像无数棵生命力旺盛的向日葵，开放在祖国各地。
由此我认识到，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我仍然应该感谢电影制片厂，它是我呆过的单位中最有趣的地方，它虽然没有给我房子，却给了我自由。
有什么单位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呢？有什么单位总是让你看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而又出钱让你到祖国各地到处走动呢？
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啊。
一只电影虫子掉进了电影厂，就像一条蚕掉进了桑田里，桑田无边无际，又肥又嫩又大的桑叶就像海水一样无穷无尽，我吃完一张又吃一张，最后我会变成一条蚕精，通体透明，金光闪闪。这样的福份从天上掉下来，像一张面饼，叭的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这件好事我在图书馆干活的时候真是连想也想不到。
我特别喜欢回想我到电影厂报到的那一天。
推荐、考核、面试，像风一样吹过去，我口袋里放着图书馆的介绍信，骑上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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