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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民的特遣队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从莽莽的亚热带丛林中找回了失事飞机上的文件包，这次行动，特遣队牺牲了五个人，这五个军人全部死于雷伤。防步兵雷是个很讨厌的东西，它的设计思想是故意不炸死人，而是炸碎触雷人的某部分肢体，使其敌方分出一部分兵力抬伤员，从而达到使对方战斗减员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抢救及时，触雷者只是会残废，而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就又当别论了，尤其是在莽莽无际的亚热带丛林中，伤员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这次行动中，除了工兵排长赵志诚因伏地排雷被炸中头部当场死亡外，其余四个干部战士全部是死于负伤后失血过多而死亡。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这次行动结束后很久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吴满囤的死真使他俩肝胆俱裂，悲伤不已。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都是一流的，若不是带领尖兵组的宁伟及时做出反应，整个特遣队会毫无察觉地进入雷区，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钟跃民还真是感到后怕，那片雷场实在太可怕了，其布雷密度简直是世界之最。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行动后按惯例进行总结，宁伟被评为三等功，他特遣队里惟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三等功，所有参加行动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三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三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七九年以后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走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地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有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三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拚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三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一定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象个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陪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看出来了，你陪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笫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笫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双方都做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处理复员。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牺牲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钟跃民的不合作态度使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刚刚执行完九死一生的任务，这些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这些战士，孙教导员求救似地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恨铁不成钢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三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么？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执行任务又立了三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请政治部放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涌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使他感到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上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上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他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三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笫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特遣队的行动结束后，钟跃民被上级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文革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么？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的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么？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他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种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数次特种行动。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们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是每一个成员必须掌握的，不止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是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没有，因为仅仅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的大事了。”
钟跃民的转业问题一直拖到1984年，这一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军100万，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春天，钟跃民接到了去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他发现张海洋的名字也列在正营职进修人员的名单上，这已经表明了上级的意图，尽管要有大批的军官转业，但钟跃民和张海洋还是要留的人员，不然不会送他们进院校深造。钟跃民认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自己去军事学院进修，那么回来后只能死心塌地在部队干一辈子了，再想转业，恐怕不会有机会了。钟跃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转业回北京。因为营职军官想走的并不多，政治部正头疼转业干部的工作不好做呢。这会儿要求转业还显得钟跃民的姿态很高，有点儿主动为国家分忧的意思。
在军司令部大楼前，张海洋从大楼里走出来，两个哨兵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礼，沿着军部大院的水泥路向宿舍走去，时时向迎面而来的军官和士兵还礼。钟跃民开着一辆敞蓬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猛拐方向盘，吉普车横在张海洋面前。
张海洋惊喜地问：“跃民，你好久没来了，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
钟跃民说：“我到军务处办事，顺便来看看张参谋。”
“骂我呢是不是？司令部参谋一大把，咱不过是个听喝儿的，比不了你钟大队长，特种侦察大队你说了算。”
钟跃民单刀直入地说：“听说了吧？这次要裁军一百万。”
“当然，这谁不知道？你小子肯定又有想法了？”
“旧事重提，还是转业的事，这次裁军可是个机会。”
张海洋沉吟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次去军事学院进修人员的名单里有咱们俩。”
“我知道，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决定转业，对于你我来讲，现在是咱们人生的一座分水岭，一旦去进修，就意味着从此一辈子做个职业军人，再回头也不可能了，要是现在就转业，很多事还可以重新开始。”
张海洋说：“跃民，这个问题我考虑考虑，行吗？”
钟跃民嘲讽道：“你还真想当将军？以后没有仗打了，部队已经没的玩啦。”
张海洋想了想说：“嗯，有道理，你这一说我的心也活动了，这次裁军倒是个机会，要不然部队也不会放人，你决定了吗？”
“我的决心已定。”
“跃民，你容我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我已经把转业报告交上去了”钟跃民一踩油门，吉普车箭一样窜出去。
张海洋愣了一下，突然大喊：“跃民。”
钟跃民猛地刹住车，汽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
张海洋说：“你走了，我也没意思，不如一起走，我马上写转业报告。”
“你可想好了，没人逼你，别到时候后悔。”
“我已经想好了，转业，回北京。”
钟跃民和张海洋的转业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干部处的人正为这么多不愿转业的军官忙得焦头烂额，尤其是一些来自农村的军官，尽管转业后可以在县城安置工作，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转业，这部分人的工作很难做。钟跃民和张海洋都是内定不予转业的军官，他们却在这时交上了转业报告，干部处的人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这下又多出了两个能留下的名额，他们的工作也好做一些。干部处的的王处长分别找钟跃民和张海洋谈过话，也象征性地挽留了一下，钟跃民一口咬定他要求转业的举动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自己在部队也受了十几年教育，理应为国家分忧才是。王处长才不相信他的鬼话，钟跃民闹转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政治部谁不知道？不过王处长还是挺感谢钟跃民和张海洋的，他们主动要求转业毕竟是减轻了干部处的压力。
在北京的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钟跃民、张海洋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站在接待厅里，他们正和一些从各军兵种转业复员的军人交谈。
钟跃民看看表，不耐烦地说：“等了四十分钟了吧，怎么还不叫咱们？”
一个穿海军军装的转业军官说：“你才等四十分钟就不耐烦了？我都等一个多小时了，没辙，到了这儿咱归人家管，你还别有脾气。”
张海洋说：“跃民，咱们这兵种几乎没什么专业能和咱对口，也就是公安局刑警队能搭上点儿边，要分咱们去公安局，你去不去？”
“不去，我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公民，不能刚脱了军装又换上警服，那我转业干吗？”
张海洋说：“我倒想去，当警察也不错，哥们儿，以后你要犯了事，我来捞你。”
“操，你他妈盼我点儿好成不成？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现在改革开放了，能干的事多了，复转办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摆摊儿当个体户去。”
“别扯淡，你一个正营级干部去当个体户？”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喊：“钟跃民、张海洋来了没有？”
两人答应着走进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和两人握手：“恭喜二位，公安局看了你们的材料，很感兴趣，说欢迎你们这些老侦察兵去刑警队工作，怎么样？二位对这个工作满意吗？”
张海洋说：“我愿意去。”
钟跃民问道：“还有别的工作吗？”
“暂时没有，这个工作你要是都不满意，就只好再等了，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联系单位，如果有单位愿意接收你，我马上给你办手续。”那个工作人员说。
钟跃民说：“算了，你们别麻烦了，刚才我看见你们门口有个煎饼摊儿，生意还挺红火，这手艺我也会，不成我就摆个煎饼摊儿。”
一个正在旁边填表的姑娘抬头看了钟跃民一眼，又低下头去。
工作人员说：“钟大队长，你要摆煎饼摊儿也别到我门口来，到时候领导说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一个正营级军官去摆摊，我们可负不了这责任。”
“行，不在你们门口摆，我去他们公安局门口摆。”
张海洋说：“跃民，你不去都是孙子，以后我还有免费早点了呢。”
工作人员递过一份表格：“张海洋同志，请你填一下表。”张海洋开始填表。
钟跃民说：“海洋，我先回去了，咱们再联系吧。”
“跃民，你小子别想起一出是一出，有事儿和哥们儿商量着点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钟跃民正在复转办的大门外取自行车，忽然发现刚才在办公室里填表的姑娘也在取车，钟跃民礼貌地向她点点头，姑娘嫣然一笑。
钟跃民奇怪地问：“你笑什么？”
姑娘笑着说：“你真逗，一个正营职军官要去摆摊儿卖煎饼，你是说着玩的吧？”
“我干吗说着玩？哪天我一高兴还真去摆摊儿，靠劳动吃饭，这不丢脸，谁规定的营级干部就不能当个体户？”
姑娘说：“你真不是开玩笑吗？”
“得，看来你也有兴趣？那我欢迎入伙，咱们成立个煎饼托拉斯怎么样？将来做大了，咱再增加出口业务，让煎饼走向全世界。”
姑娘笑弯了腰：“你可真能侃”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你叫什么？”
“我叫高，南海舰队通讯总站的，刚复员。”
钟跃民问：“怎么样？分到工作啦？”
高回答：“哪儿呀？连你们转业军官都没什么合适的工作，就别提我们这些当兵的啦，对了，公安局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吗不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转业吗？理由很简单，让别人管够了，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别的就不受人管了。”
高笑了：“你倒是很洒脱，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军官。”
钟跃民故作严肃地说：“当了十几年兵，也该让我过过老百姓的日子了，既然国家安置工作有困难，咱就体谅一下，自谋职业。”
“哟，觉悟还真高，不愧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
“不好意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高捂着嘴笑：“还跟真的似的。”
钟跃民说：“现在没有什么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之分了，咱们都算待业青年吧，你我同病相怜啊，我决定收你入伙啦。”
高反问道：“我说过我要入伙了吗？”
“反正你也没分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先入伙干着，等有了好工作再走呗。”
高想了想说：“你这想法倒是挺好玩的，有点儿惊世骇俗的味道，我倒真想试试，可我有条件。”
“瞧瞧，这还没入伙呢，就先提条件，你当兵时候也这么和领导讲价钱？好，你先说说看。”
“我的条件是，不许欺负人。”
“这没问题，还有吗？”
高说：“既是合伙人，你我的地位就是平等的，别总在我面前自称是领导。”
“官兵平等，这是咱们军队的优良传统，这也没问题。”
高一下子抓住他话的毛病：“不都是待业青年吗？哪来的官和兵？你不要总想着你的军官身份，现在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别和我摆军官架子。”
“行，咱就来个坟头儿改菜园子——拉平啦，关于合伙的具体问题，咱们找个时间再谈，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钟跃民转业回北京的消息使袁军和郑桐很兴奋，大家十几年没在一起了，每年休探亲假也很难凑在一起，往往是这个刚走，那个又回来了。现在大家终于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
袁军已经和周晓白结了婚，周晓白从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部医院，袁军也于一年前被调入北京的总部机关工作，比起在野战军，他现在的工作轻闲多了。
郑桐和蒋碧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三岁了，夫妻俩的工作也很稳定，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相比之下，钟跃民的生活就显得有些落魄，三十多岁了，还独身一人，多年来他的工资一部分寄给了吴满囤的父母，剩下的就糊里糊涂地花掉了，当了十多年军官却没有一分钱积蓄，幸亏转业时发了几千元的转业费，不然可真是穷光蛋了。
袁军和郑桐在一家餐馆为钟跃民接风，大家围坐在餐桌前都很兴奋。袁军和周晓白穿着新式军官制服，郑桐戴着白框眼镜，西服革履，一副儒雅学者的派头，蒋碧云穿着西服套裙是典型的职业妇女形象，只有钟跃民穿着一身洗白的老式军装，显得很寒酸。
袁军举杯提议道：“跃民刚转业回来，咱们为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干一杯。”
大家干杯。
钟跃民笑道：“行呀，哥几个都混出来了，袁军也调到总部了，在家门口当兵，这要放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周晓白是总院的主治医生，郑桐两口子都成了知识分子，混得都比我强，我现在连个工作还没有呢。”
周晓白安慰他：“你别这么说，这不是刚转业吗？新生活还没开始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大家都会尽力的，我就不信，咱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会找不到工作。”
郑桐开玩笑：“袁军，听听你老婆把跃民夸的？你心里这会儿是不是酸溜溜的？”
蒋碧云制止道：“你瞎说什么？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袁军说：“没事儿，我们哥几个开玩笑惯了，再说了，要不是跃民当年发扬风格，哪还有我什么事儿？这个周晓白，我看只有跃民能治她，要是跃民当她丈夫，每天让她打洗脚水都干，哪象我，在家没地位，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连烟都不让抽。”
周晓白用筷子打了袁军一下：“住嘴，又胡说八道？你再说我就真和跃民重温旧梦去，反正他还没结婚呢，喂！跃民，你说呢？”
钟跃民说：“没问题，他要敢欺负你，你就来找我，我家大门永远敞着，只要是年轻女性，我一律欢迎。”
蒋碧云笑道：“钟跃民还这么流氓。”
周晓白指着钟跃民说：“你以为他们是谁？当年在冰场上都是有名的流氓，尤其是钟跃民，见女孩子就追，嘴还特贫。”
郑桐说：“跃民，我们单位新分来一批大学生，其中有几个妞儿长得还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蒋碧云说：“郑桐，你可别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虎口里送，谁跟他谁倒霉。”
钟跃民表示同意：“还是蒋碧云了解我。”
郑桐说：“即使是老虎，不是也得喂食吗？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老虎饿死，是老虎就得吃肉，你总不能弄点儿窝头拌白菜帮子唬弄老虎。”
钟跃民说：“没关系，我这只老虎反正是素惯了，白菜帮子也将就了。”
袁军喝了一口酒，仔细品味着：“跃民，你没觉得这酒的味道有点不对吗？”
钟跃民也尝了一口：“这不是”五粮液”的味儿，是假酒。”
袁军怒气冲冲地对服务员喊：“去，把你们老板找来。”
郑桐也把筷子摔在桌上：“这假酒卖得比真酒价儿都高，真他妈的黑了心了。”
钟跃民冲服务员喊：“你们老板要是没功夫来，我们就不等了，这顿饭的帐就由他付了。”
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从后面走出：“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有事好商量”
老板的话突然停住，钟跃民抬头刚要说话，突然也愣住了：“宁伟”
宁伟喊了一声：“连长，钟大哥。”他一把抱住钟跃民。
钟跃民扶住宁伟的肩膀仔细端详着：“嗯，还是当年在新兵连的模样，变化不大，你小子怎么当老板了？”
宁伟向服务员喊了一声：“把这桌菜撤了，重上一桌，大哥，我复员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工作了，这些年复转军人太多了，根本安排不过来，我和亲戚借了点儿钱，开了这么个饭馆，生意一直不怎么样，凑合混吧，大哥，你怎么也转业了？”
钟跃民说：“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军队不是养人的地方，大家早晚都要走，你比我早走几年，就当了老板，我是回来晚了。”
钟跃民记得宁伟在当兵的时候，是个很寡欲的人，他不喜欢和战友们聊天闲扯，也从来没见过他和别人玩扑克牌下象棋，说不上他有什么业余爱好。这次和宁伟意外地重逢，钟跃民倒是发现宁伟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居然也会玩了，有时去泡泡酒吧，有时还会去一些涉外饭店玩保龄球。钟跃民也问过宁伟有没有女朋友。宁伟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交过几个女朋友，每次交往都没有超过一个月。钟跃民估计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女孩子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性格的男人。
在一个涉外饭店的保龄球馆里，宁伟手拿保龄球在教钟跃民掷球，钟跃民连掷三个球，都是满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保龄球有什么好玩的，洋人们总是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不就是把球扔出去砸几个木瓶吗？干吗还非得换鞋？
宁伟称赞道：“不愧是老侦察兵了，手头真准。”
钟跃民不屑地说：“你们这些当老板的就玩这个，有什么意思？”
“大哥，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上流社会运动，你可以不喜欢，可你不能不会玩，不然会被别人笑话。”
“扯淡，我是个当兵的，又不是什么上等人？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宁伟说：“你好几年没回北京了，不知道北京的情况，现在发财的人不少，有了钱总得有地方消费，所以什么时髦玩什么，听说现在正在建高尔夫球场，等建好了，有钱人就该奔那儿了。”
钟跃民四处张望着：“来这儿的都是有钱人？还真看不出来。”
宁伟指着旁边一条球道上一个正在挑选保龄球的人低声说：“看见那个人了吗？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手上那块表至少值几万，这是真正的有钱人。”
钟跃民看着那人：“就他？真他妈邪了，如今的有钱人是这模样？咦？这人我怎么看着眼熟？”
那人抬起头来，和钟跃民的目光相遇。他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放下球匆匆走过来：“你是钟跃民？”
钟跃民也认出了他：“你是李援朝？”
李援朝兴奋地说：“真的是你，钟跃民。”
钟跃民也笑了：“我的天，你还活着？”两人热烈握手。
李援朝搂着钟跃民的肩膀说：“咱们得好好聊聊，多少年没见了？”
“从六八年分手到现在，十七年了。”
李援朝把钟跃民和宁伟带进饭店的咖啡厅里，他轻车熟路地向服务员打了个响指：“三杯咖啡。”
钟跃民没进过这样豪华的场所，转业之前他曾认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城里最高级的场所不过是位于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钟跃民曾经随父亲去过几次，谁知离开北京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竟这样大。别的不说，就是眼前这座涉外饭店的豪华程度就让钟跃民感到自惭形秽。
服务员端来咖啡和对咖啡用的鲜奶，钟跃民把咖啡杯放在一边，却端起盛鲜奶的容器喝了一口。
李援朝宽容地笑了笑：“跃民，看你这身衣服，是刚从部队转业吧？”
钟跃民自嘲地说：“土包子一个，这些年当兵都当傻了，不说这些，援朝，当年我听说你们一伙人全进了局子？”
李援朝说：“能不进去么？毕竟是人命关天，幸亏是小混蛋恶贯满盈，不然我们谁也别想出来，不过，平心而论，我当年虽说敢折腾，但毕竟没有杀人的胆子，只是人多手杂，一动起手来就控制不住局面了。”
“后来怎么又把你们放了。”
“有几点原因，第一、我们事先和公安局联系过，公安局同意我们协助捉拿小混蛋。第二、当时公检法系统都处于半瘫痪状态。第三、法不责众，几十号人都动了手，更何况当时的参与者都是干部子弟，都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这难免会形成一股对司法的干预力量，即便如此，我们几个主犯还是被办了一年的学习班，和拘留差不多，这件事七十年代末被公安局平反了，我从学习班出来后，就去当兵了，一干也是十来年。”
钟跃民问：“你现在混得不错嘛，在哪儿高就呀？”
李援朝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八零年转业的，先在机关工作，去年正荣集团公司成立，我有点儿关系，所以进了正荣集团，这是我的名片。”
钟跃民看看名片：“嗬，我说你怎么这样大的排场？你是总经理？”
“我们是国有资产公司，总经理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你可别把我当成外国老板。”
宁伟对钟跃民说：“大哥，我听说过正荣集团，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
李援朝看看表站起来：“跃民，我的时间很紧，一会儿还有应酬，我先失陪了，你收好我的名片，如果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咱们找个时间再谈，好，再见！”
李援朝告辞走了。
宁伟望着李援朝的背影说：“不愧是大老板，派头就是不一般，大哥，这种公司一般人托关系都进不去，你可别放过这个机会。”
钟跃民淡淡地说：“我暂时还没这个兴趣，再说吧。”
钟跃民没和父亲商量就办了转业手续，此举使钟山岳大为恼火，钟山岳希望儿子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这也是为了圆自己的梦。建国以后，地方上需要大批的干部充实各级部门，由于钟山岳是军队干部中少有的文化人，所以被迫脱了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副军级干部了。五五年授衔时，钟山岳在家关起门来骂大街，要不是被组织... -->>
钟跃民的特遣队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从莽莽的亚热带丛林中找回了失事飞机上的文件包，这次行动，特遣队牺牲了五个人，这五个军人全部死于雷伤。防步兵雷是个很讨厌的东西，它的设计思想是故意不炸死人，而是炸碎触雷人的某部分肢体，使其敌方分出一部分兵力抬伤员，从而达到使对方战斗减员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抢救及时，触雷者只是会残废，而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就又当别论了，尤其是在莽莽无际的亚热带丛林中，伤员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这次行动中，除了工兵排长赵志诚因伏地排雷被炸中头部当场死亡外，其余四个干部战士全部是死于负伤后失血过多而死亡。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这次行动结束后很久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吴满囤的死真使他俩肝胆俱裂，悲伤不已。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都是一流的，若不是带领尖兵组的宁伟及时做出反应，整个特遣队会毫无察觉地进入雷区，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钟跃民还真是感到后怕，那片雷场实在太可怕了，其布雷密度简直是世界之最。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行动后按惯例进行总结，宁伟被评为三等功，他特遣队里惟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三等功，所有参加行动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三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三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七九年以后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走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地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有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三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拚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三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一定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象个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陪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看出来了，你陪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笫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笫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双方都做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处理复员。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牺牲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钟跃民的不合作态度使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刚刚执行完九死一生的任务，这些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这些战士，孙教导员求救似地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恨铁不成钢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三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么？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执行任务又立了三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请政治部放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涌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使他感到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上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上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他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三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笫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特遣队的行动结束后，钟跃民被上级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文革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么？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的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么？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他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种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数次特种行动。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们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是每一个成员必须掌握的，不止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是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没有，因为仅仅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的大事了。”
钟跃民的转业问题一直拖到1984年，这一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军100万，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春天，钟跃民接到了去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他发现张海洋的名字也列在正营职进修人员的名单上，这已经表明了上级的意图，尽管要有大批的军官转业，但钟跃民和张海洋还是要留的人员，不然不会送他们进院校深造。钟跃民认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自己去军事学院进修，那么回来后只能死心塌地在部队干一辈子了，再想转业，恐怕不会有机会了。钟跃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转业回北京。因为营职军官想走的并不多，政治部正头疼转业干部的工作不好做呢。这会儿要求转业还显得钟跃民的姿态很高，有点儿主动为国家分忧的意思。
在军司令部大楼前，张海洋从大楼里走出来，两个哨兵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礼，沿着军部大院的水泥路向宿舍走去，时时向迎面而来的军官和士兵还礼。钟跃民开着一辆敞蓬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猛拐方向盘，吉普车横在张海洋面前。
张海洋惊喜地问：“跃民，你好久没来了，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
钟跃民说：“我到军务处办事，顺便来看看张参谋。”
“骂我呢是不是？司令部参谋一大把，咱不过是个听喝儿的，比不了你钟大队长，特种侦察大队你说了算。”
钟跃民单刀直入地说：“听说了吧？这次要裁军一百万。”
“当然，这谁不知道？你小子肯定又有想法了？”
“旧事重提，还是转业的事，这次裁军可是个机会。”
张海洋沉吟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次去军事学院进修人员的名单里有咱们俩。”
“我知道，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决定转业，对于你我来讲，现在是咱们人生的一座分水岭，一旦去进修，就意味着从此一辈子做个职业军人，再回头也不可能了，要是现在就转业，很多事还可以重新开始。”
张海洋说：“跃民，这个问题我考虑考虑，行吗？”
钟跃民嘲讽道：“你还真想当将军？以后没有仗打了，部队已经没的玩啦。”
张海洋想了想说：“嗯，有道理，你这一说我的心也活动了，这次裁军倒是个机会，要不然部队也不会放人，你决定了吗？”
“我的决心已定。”
“跃民，你容我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我已经把转业报告交上去了”钟跃民一踩油门，吉普车箭一样窜出去。
张海洋愣了一下，突然大喊：“跃民。”
钟跃民猛地刹住车，汽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
张海洋说：“你走了，我也没意思，不如一起走，我马上写转业报告。”
“你可想好了，没人逼你，别到时候后悔。”
“我已经想好了，转业，回北京。”
钟跃民和张海洋的转业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干部处的人正为这么多不愿转业的军官忙得焦头烂额，尤其是一些来自农村的军官，尽管转业后可以在县城安置工作，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转业，这部分人的工作很难做。钟跃民和张海洋都是内定不予转业的军官，他们却在这时交上了转业报告，干部处的人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这下又多出了两个能留下的名额，他们的工作也好做一些。干部处的的王处长分别找钟跃民和张海洋谈过话，也象征性地挽留了一下，钟跃民一口咬定他要求转业的举动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自己在部队也受了十几年教育，理应为国家分忧才是。王处长才不相信他的鬼话，钟跃民闹转业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政治部谁不知道？不过王处长还是挺感谢钟跃民和张海洋的，他们主动要求转业毕竟是减轻了干部处的压力。
在北京的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钟跃民、张海洋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站在接待厅里，他们正和一些从各军兵种转业复员的军人交谈。
钟跃民看看表，不耐烦地说：“等了四十分钟了吧，怎么还不叫咱们？”
一个穿海军军装的转业军官说：“你才等四十分钟就不耐烦了？我都等一个多小时了，没辙，到了这儿咱归人家管，你还别有脾气。”
张海洋说：“跃民，咱们这兵种几乎没什么专业能和咱对口，也就是公安局刑警队能搭上点儿边，要分咱们去公安局，你去不去？”
“不去，我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公民，不能刚脱了军装又换上警服，那我转业干吗？”
张海洋说：“我倒想去，当警察也不错，哥们儿，以后你要犯了事，我来捞你。”
“操，你他妈盼我点儿好成不成？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现在改革开放了，能干的事多了，复转办要是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摆摊儿当个体户去。”
“别扯淡，你一个正营级干部去当个体户？”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喊：“钟跃民、张海洋来了没有？”
两人答应着走进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和两人握手：“恭喜二位，公安局看了你们的材料，很感兴趣，说欢迎你们这些老侦察兵去刑警队工作，怎么样？二位对这个工作满意吗？”
张海洋说：“我愿意去。”
钟跃民问道：“还有别的工作吗？”
“暂时没有，这个工作你要是都不满意，就只好再等了，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联系单位，如果有单位愿意接收你，我马上给你办手续。”那个工作人员说。
钟跃民说：“算了，你们别麻烦了，刚才我看见你们门口有个煎饼摊儿，生意还挺红火，这手艺我也会，不成我就摆个煎饼摊儿。”
一个正在旁边填表的姑娘抬头看了钟跃民一眼，又低下头去。
工作人员说：“钟大队长，你要摆煎饼摊儿也别到我门口来，到时候领导说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一个正营级军官去摆摊，我们可负不了这责任。”
“行，不在你们门口摆，我去他们公安局门口摆。”
张海洋说：“跃民，你不去都是孙子，以后我还有免费早点了呢。”
工作人员递过一份表格：“张海洋同志，请你填一下表。”张海洋开始填表。
钟跃民说：“海洋，我先回去了，咱们再联系吧。”
“跃民，你小子别想起一出是一出，有事儿和哥们儿商量着点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钟跃民正在复转办的大门外取自行车，忽然发现刚才在办公室里填表的姑娘也在取车，钟跃民礼貌地向她点点头，姑娘嫣然一笑。
钟跃民奇怪地问：“你笑什么？”
姑娘笑着说：“你真逗，一个正营职军官要去摆摊儿卖煎饼，你是说着玩的吧？”
“我干吗说着玩？哪天我一高兴还真去摆摊儿，靠劳动吃饭，这不丢脸，谁规定的营级干部就不能当个体户？”
姑娘说：“你真不是开玩笑吗？”
“得，看来你也有兴趣？那我欢迎入伙，咱们成立个煎饼托拉斯怎么样？将来做大了，咱再增加出口业务，让煎饼走向全世界。”
姑娘笑弯了腰：“你可真能侃”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你叫什么？”
“我叫高，南海舰队通讯总站的，刚复员。”
钟跃民问：“怎么样？分到工作啦？”
高回答：“哪儿呀？连你们转业军官都没什么合适的工作，就别提我们这些当兵的啦，对了，公安局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吗不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转业吗？理由很简单，让别人管够了，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别的就不受人管了。”
高笑了：“你倒是很洒脱，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军官。”
钟跃民故作严肃地说：“当了十几年兵，也该让我过过老百姓的日子了，既然国家安置工作有困难，咱就体谅一下，自谋职业。”
“哟，觉悟还真高，不愧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
“不好意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高捂着嘴笑：“还跟真的似的。”
钟跃民说：“现在没有什么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之分了，咱们都算待业青年吧，你我同病相怜啊，我决定收你入伙啦。”
高反问道：“我说过我要入伙了吗？”
“反正你也没分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先入伙干着，等有了好工作再走呗。”
高想了想说：“你这想法倒是挺好玩的，有点儿惊世骇俗的味道，我倒真想试试，可我有条件。”
“瞧瞧，这还没入伙呢，就先提条件，你当兵时候也这么和领导讲价钱？好，你先说说看。”
“我的条件是，不许欺负人。”
“这没问题，还有吗？”
高说：“既是合伙人，你我的地位就是平等的，别总在我面前自称是领导。”
“官兵平等，这是咱们军队的优良传统，这也没问题。”
高一下子抓住他话的毛病：“不都是待业青年吗？哪来的官和兵？你不要总想着你的军官身份，现在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别和我摆军官架子。”
“行，咱就来个坟头儿改菜园子——拉平啦，关于合伙的具体问题，咱们找个时间再谈，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钟跃民转业回北京的消息使袁军和郑桐很兴奋，大家十几年没在一起了，每年休探亲假也很难凑在一起，往往是这个刚走，那个又回来了。现在大家终于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
袁军已经和周晓白结了婚，周晓白从军医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部医院，袁军也于一年前被调入北京的总部机关工作，比起在野战军，他现在的工作轻闲多了。
郑桐和蒋碧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三岁了，夫妻俩的工作也很稳定，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相比之下，钟跃民的生活就显得有些落魄，三十多岁了，还独身一人，多年来他的工资一部分寄给了吴满囤的父母，剩下的就糊里糊涂地花掉了，当了十多年军官却没有一分钱积蓄，幸亏转业时发了几千元的转业费，不然可真是穷光蛋了。
袁军和郑桐在一家餐馆为钟跃民接风，大家围坐在餐桌前都很兴奋。袁军和周晓白穿着新式军官制服，郑桐戴着白框眼镜，西服革履，一副儒雅学者的派头，蒋碧云穿着西服套裙是典型的职业妇女形象，只有钟跃民穿着一身洗白的老式军装，显得很寒酸。
袁军举杯提议道：“跃民刚转业回来，咱们为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干一杯。”
大家干杯。
钟跃民笑道：“行呀，哥几个都混出来了，袁军也调到总部了，在家门口当兵，这要放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周晓白是总院的主治医生，郑桐两口子都成了知识分子，混得都比我强，我现在连个工作还没有呢。”
周晓白安慰他：“你别这么说，这不是刚转业吗？新生活还没开始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大家都会尽力的，我就不信，咱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会找不到工作。”
郑桐开玩笑：“袁军，听听你老婆把跃民夸的？你心里这会儿是不是酸溜溜的？”
蒋碧云制止道：“你瞎说什么？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袁军说：“没事儿，我们哥几个开玩笑惯了，再说了，要不是跃民当年发扬风格，哪还有我什么事儿？这个周晓白，我看只有跃民能治她，要是跃民当她丈夫，每天让她打洗脚水都干，哪象我，在家没地位，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连烟都不让抽。”
周晓白用筷子打了袁军一下：“住嘴，又胡说八道？你再说我就真和跃民重温旧梦去，反正他还没结婚呢，喂！跃民，你说呢？”
钟跃民说：“没问题，他要敢欺负你，你就来找我，我家大门永远敞着，只要是年轻女性，我一律欢迎。”
蒋碧云笑道：“钟跃民还这么流氓。”
周晓白指着钟跃民说：“你以为他们是谁？当年在冰场上都是有名的流氓，尤其是钟跃民，见女孩子就追，嘴还特贫。”
郑桐说：“跃民，我们单位新分来一批大学生，其中有几个妞儿长得还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蒋碧云说：“郑桐，你可别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虎口里送，谁跟他谁倒霉。”
钟跃民表示同意：“还是蒋碧云了解我。”
郑桐说：“即使是老虎，不是也得喂食吗？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老虎饿死，是老虎就得吃肉，你总不能弄点儿窝头拌白菜帮子唬弄老虎。”
钟跃民说：“没关系，我这只老虎反正是素惯了，白菜帮子也将就了。”
袁军喝了一口酒，仔细品味着：“跃民，你没觉得这酒的味道有点不对吗？”
钟跃民也尝了一口：“这不是”五粮液”的味儿，是假酒。”
袁军怒气冲冲地对服务员喊：“去，把你们老板找来。”
郑桐也把筷子摔在桌上：“这假酒卖得比真酒价儿都高，真他妈的黑了心了。”
钟跃民冲服务员喊：“你们老板要是没功夫来，我们就不等了，这顿饭的帐就由他付了。”
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从后面走出：“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有事好商量”
老板的话突然停住，钟跃民抬头刚要说话，突然也愣住了：“宁伟”
宁伟喊了一声：“连长，钟大哥。”他一把抱住钟跃民。
钟跃民扶住宁伟的肩膀仔细端详着：“嗯，还是当年在新兵连的模样，变化不大，你小子怎么当老板了？”
宁伟向服务员喊了一声：“把这桌菜撤了，重上一桌，大哥，我复员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工作了，这些年复转军人太多了，根本安排不过来，我和亲戚借了点儿钱，开了这么个饭馆，生意一直不怎么样，凑合混吧，大哥，你怎么也转业了？”
钟跃民说：“我不是和你说过吗？军队不是养人的地方，大家早晚都要走，你比我早走几年，就当了老板，我是回来晚了。”
钟跃民记得宁伟在当兵的时候，是个很寡欲的人，他不喜欢和战友们聊天闲扯，也从来没见过他和别人玩扑克牌下象棋，说不上他有什么业余爱好。这次和宁伟意外地重逢，钟跃民倒是发现宁伟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居然也会玩了，有时去泡泡酒吧，有时还会去一些涉外饭店玩保龄球。钟跃民也问过宁伟有没有女朋友。宁伟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交过几个女朋友，每次交往都没有超过一个月。钟跃民估计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女孩子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性格的男人。
在一个涉外饭店的保龄球馆里，宁伟手拿保龄球在教钟跃民掷球，钟跃民连掷三个球，都是满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保龄球有什么好玩的，洋人们总是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不就是把球扔出去砸几个木瓶吗？干吗还非得换鞋？
宁伟称赞道：“不愧是老侦察兵了，手头真准。”
钟跃民不屑地说：“你们这些当老板的就玩这个，有什么意思？”
“大哥，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上流社会运动，你可以不喜欢，可你不能不会玩，不然会被别人笑话。”
“扯淡，我是个当兵的，又不是什么上等人？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宁伟说：“你好几年没回北京了，不知道北京的情况，现在发财的人不少，有了钱总得有地方消费，所以什么时髦玩什么，听说现在正在建高尔夫球场，等建好了，有钱人就该奔那儿了。”
钟跃民四处张望着：“来这儿的都是有钱人？还真看不出来。”
宁伟指着旁边一条球道上一个正在挑选保龄球的人低声说：“看见那个人了吗？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手上那块表至少值几万，这是真正的有钱人。”
钟跃民看着那人：“就他？真他妈邪了，如今的有钱人是这模样？咦？这人我怎么看着眼熟？”
那人抬起头来，和钟跃民的目光相遇。他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放下球匆匆走过来：“你是钟跃民？”
钟跃民也认出了他：“你是李援朝？”
李援朝兴奋地说：“真的是你，钟跃民。”
钟跃民也笑了：“我的天，你还活着？”两人热烈握手。
李援朝搂着钟跃民的肩膀说：“咱们得好好聊聊，多少年没见了？”
“从六八年分手到现在，十七年了。”
李援朝把钟跃民和宁伟带进饭店的咖啡厅里，他轻车熟路地向服务员打了个响指：“三杯咖啡。”
钟跃民没进过这样豪华的场所，转业之前他曾认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城里最高级的场所不过是位于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钟跃民曾经随父亲去过几次，谁知离开北京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竟这样大。别的不说，就是眼前这座涉外饭店的豪华程度就让钟跃民感到自惭形秽。
服务员端来咖啡和对咖啡用的鲜奶，钟跃民把咖啡杯放在一边，却端起盛鲜奶的容器喝了一口。
李援朝宽容地笑了笑：“跃民，看你这身衣服，是刚从部队转业吧？”
钟跃民自嘲地说：“土包子一个，这些年当兵都当傻了，不说这些，援朝，当年我听说你们一伙人全进了局子？”
李援朝说：“能不进去么？毕竟是人命关天，幸亏是小混蛋恶贯满盈，不然我们谁也别想出来，不过，平心而论，我当年虽说敢折腾，但毕竟没有杀人的胆子，只是人多手杂，一动起手来就控制不住局面了。”
“后来怎么又把你们放了。”
“有几点原因，第一、我们事先和公安局联系过，公安局同意我们协助捉拿小混蛋。第二、当时公检法系统都处于半瘫痪状态。第三、法不责众，几十号人都动了手，更何况当时的参与者都是干部子弟，都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这难免会形成一股对司法的干预力量，即便如此，我们几个主犯还是被办了一年的学习班，和拘留差不多，这件事七十年代末被公安局平反了，我从学习班出来后，就去当兵了，一干也是十来年。”
钟跃民问：“你现在混得不错嘛，在哪儿高就呀？”
李援朝递过一张名片：“我是八零年转业的，先在机关工作，去年正荣集团公司成立，我有点儿关系，所以进了正荣集团，这是我的名片。”
钟跃民看看名片：“嗬，我说你怎么这样大的排场？你是总经理？”
“我们是国有资产公司，总经理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你可别把我当成外国老板。”
宁伟对钟跃民说：“大哥，我听说过正荣集团，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大公司。”
李援朝看看表站起来：“跃民，我的时间很紧，一会儿还有应酬，我先失陪了，你收好我的名片，如果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咱们找个时间再谈，好，再见！”
李援朝告辞走了。
宁伟望着李援朝的背影说：“不愧是大老板，派头就是不一般，大哥，这种公司一般人托关系都进不去，你可别放过这个机会。”
钟跃民淡淡地说：“我暂时还没这个兴趣，再说吧。”
钟跃民没和父亲商量就办了转业手续，此举使钟山岳大为恼火，钟山岳希望儿子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这也是为了圆自己的梦。建国以后，地方上需要大批的干部充实各级部门，由于钟山岳是军队干部中少有的文化人，所以被迫脱了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副军级干部了。五五年授衔时，钟山岳在家关起门来骂大街，要不是被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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