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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11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11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xxx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帐（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哪个小田？""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我是一个洋鸡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个洋鸡蛋。这是我爷爷对我的评价，他总是将我比喻成一个洋鸡蛋，我想那是因为鸡蛋表面光滑实则脆弱经不起磕碰的缘故。至于洋的含义很明显，因为我不止一次对我爷爷说过，我要偷渡去香港然后到美国去到法国或者荷兰也行。我爷爷最痛恨崇洋媚外的人。其实我不敢。我说过我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即使敢也不成，说不定我溜过了国境线又想打道北上去内蒙古开辟一个牧场。我身上集中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整体看也许真的像一个洋鸡蛋。我在一家临时成立的有奖募捐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份清闲而有趣的工作，每周上三天班去办公室起草印制种种奖券票面：主要是残疾人基金环境保护妇幼健康和大学生运动会等等。我怀疑正是这里的清闲有趣培养了我的烦躁情绪，我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把门关紧了，憋足气连吼三声，呜——呜——呜。我的同事问我怎么啦？我说憋得慌。他们说哪里憋得慌？我说哪里都憋得慌。他们又问谁让你受的气？我说没有，没有谁让我受气，我自己受自己的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有天他们守着煤气取暖炉开会，我偷偷地把大吊扇开关按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听见他们的鬼叫声心里就舒坦了一些。我知道天很冷不能开吊扇，但开开吊扇也无妨。我就是这样想的。当你隔着玻璃看见一群人的头发让风吹炸了，你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现在我坐在窗前，看见一九八七年我自己委琐而古怪的形象，我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走来走去，碰到人头攒动的地方就朝里钻。我看见汽车轮子撞死了一名骑车的妇女，她的自行车像一只绞麻花横在血泊里，还有一捆韭菜放在塑料筐里，一只高跟皮鞋丢在你的脚边还冒着热气。我看见两个男孩在广场的草坪上表演硬气功，一个用铁索把自己绕上一圈二圈三圈，然后大吼一声把铁索绷断（我怀疑铁索上本来有裂口）；第二个是无腿男孩，他坐在草地上把一只铝饭盒送到你面前说，"各位先生太太同志大爷行行好，给俺们一点吃饭钱，你要不给就不是人啦！"（我没有掏钱是想尝尝不是人的滋味。）我还看见过华侨商店门口穿牛仔服的外币倒爷坐在台阶上，像一排卫兵监护着来往行人，我走过那里时突然有好几只手拽我的衣角，"美元有吗？""兑换券有吗？""要日元吗？""长箭短万宝，一样六块八。"我把这些手一一拍开，然后坐下来。我坐在倒爷们的队伍里觉得很自然很亲切，我比他们更快乐。因为我什么也不要兑换，我要兑换神经和脑子找不到顾主，谁肯跟我来换？有一天我看见雷鸟在一棵大柳树背后跟人兑换着什么，等我朝他跑过去却找不见他的人影了。雷鸟神出鬼没富有传奇色彩是事实。后来我问他去大柳树背后干什么。他说什么大柳树？我说你在黑市倒腾美元吧。他说你看花了眼，我雷鸟从来不去黑市，我有三千美金，彼得送我一千，桑德堡送我一千五，还有雪莉送过五百。彼得要保我去加利福尼亚。我说你跟他们什么关系？雷鸟挥挥手说跟你说了你也不理解，你知道什么叫鸡奸吗？你知道美国女人一夜需要多少个高潮吗？雷鸟脸上洞察世界的表情很容易把你镇住，我说去你妈的蛋，原来你卖身投靠。雷鸟叹息一声然后仰望天空说，这一代人没有英雄，这一代人都在做美国梦。他们都在逃离一条巨大的沉船。兄弟，逃吧，你不是英雄就是逃兵。也许雷鸟留下了伟人式的箴言。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英雄和逃兵的问题，想起水中沉船到底谁在船上谁在水中推呢？问题不一定需要答案，后来衍变成口令，后来雷鸟到我的太阳楼来时就要背口令："口令？""英雄。""逃兵。"然后雷鸟那混蛋就嬉笑着进来了。
故事和传闻
民主路与幸福街的交点是一片房屋的废墟。那是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的地区，我曾经从那里经过，很奇怪十字路口竟然没有设立交通岗，他们说暂时顾不上，只要平安地经过就行了，熬到二年什么都有了，你可以从天桥上过，也可以从地道里过，还可以攀着高空缆索荡过去。后来他们又告诉我那里来了一个交通警，民主路幸福街的交通秩序已经好多了。交通警站在废墟上，站在一块水泥板上指挥来往车辆和行人，一般是隔五十秒钟放南北线，再隔五十秒钟放东西线，行人在前汽车靠后，他们说这是最科学的交通指挥法。司机们驾车通过时都鸣笛向交通警致意。然后他们告诉我交通警身穿蓝制服腰束宽皮带。我说交通警制服有蓝有白。他们又说交通警皮带上挂着一支红色手枪。我说哪里有红色的枪？他们说那是一支塑料手枪。我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没有真的枪就拿塑料枪代替了，他很聪明。这回他们就哇地大笑起来。敲敲我的脑袋，你还没想到吗？那不是交通警，那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交通警原来是一个精神病人。
是真的？我问。真的。他们说。是故事吧？我又问。
故事。他们又点点头。
开头我觉得这事好笑，但细细想过后又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允许精神病人发疯也应该允许精神病人指挥交通，况且他指挥得很好。况且他跟我一样有一把形状逼真的塑料手枪。
对小说物证的解释
你如果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细节物证敏感的话，会发现我已经两次提到了塑料手枪。这绝不是什么象征和暗喻。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幼稚的癖好：玩塑料手枪。我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的都是塑料手枪，我睡的床下枕头下也都是各式各样的塑料手枪。你千万别把我的癖好跟某种深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一个冒充心理学专家的人跑来对我说，你的潜意识中藏着杀人的欲望。我对他说你别放屁。他说我没说你杀了人只是分析你的潜意识。我随手抓起一支塑料手枪顶住他的脑门，我说你滚吧要不然我开枪杀了你，他一边退一边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没分析错吧，你真的想杀人。
关于雷鸟
有一天雷鸟带了一个女孩来，他们手牵着手纯情得像琼瑶小说里的人物。女孩穿黑衣黑裙，长脖上佩着一串贝壳项链，她进来以后始终微蹙细眉，好像肠胃不适的样子。雷鸟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悲伤少女，你一定听说过她。"我说，"听说过没见过，我是麦克白斯。"女孩终于一笑，"一样的，听说过没见过。"雷鸟说，"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总得准备点喝的吧？"我到厨房里找出了一瓶白酒倒在玻璃杯里，然后兑上醋和自来水。我只能这样招待他们。
"这是马提尼酒，"我说，"我爷爷的战友从美国带回来的。""我不喝酒。"女孩说，"给我一杯西柚汁。""我没有西柚汁只有马提尼。"我不知道西柚汁是何物。"喝一点吧，海明威就喝马提尼。"雷鸟饮了一大口，他皱皱眉头，"这酒味道好怪。"
"好酒味道都怪。""真正的美国味道，独具一格。"雷鸟又说，"习惯了就好了，就像真理从谬误中脱胎一样。"
这时候我忍不住笑起来，我忍不住只能跑到厕所里笑，笑得发狂。这本没什么好笑的但我忍不住，有时候笑仅仅是一种需要，雷鸟跑来推门，推不开，他说，"你疯了，关在厕所里傻笑？"我喘着气说，"二锅头。"我想告诉他那只是一瓶劣质二锅头，想想又没必要澄清事实。我又纠正过来，"肚子疼，你别管。"我把抽水马桶抽了一下两下三下，听见雷鸟隔着门说，"疯子，肚子疼好笑，这世界彻底垮掉了！"雷鸟盘腿坐在草席上，像一名修炼千年的禅师给女孩布施禅机。而女孩明显地崇拜着雷鸟。女孩说她梦见过一群萤火虫环绕着房子飞，梦醒后她发现房门被风吹开了，她说她在门前真的看见了萤火虫，但都死了，它们死在一堆，翅膀的光亮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你说这是预兆吗？女孩回雷鸟，你说这是什么预兆？你要从萤火虫的身体上走过去，你需要那些光亮。雷鸟伸出他的熏黄的手按着女孩的头顶，你听见神的声音了吗？神让你跨过去。听见了。女孩端坐着微闭双眼。我觉得她那个样子真是傻得可爱。过了一会儿她清醒过来，马上噘起嘴唇把雷鸟的手掌撩开，"你坏，你真坏。"然后她转过脸问我，"你说那是预兆吗？那是什么预兆？"
"什么叫预兆？我不懂。"我说，"我没有看见过死萤火虫，死人倒见了不少。""恶心。"女孩不再理我。我不知道她说谁恶心，是我还是死人恶心？我觉得她才恶心，拿萤火虫当第八个五年计划来讨论。后来雷鸟提醒我去楼下取信和报纸。这是早已暗示过的，他说必须给他们留下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十分钟左右就行。但是那天我取信时碰到一件倒霉事。我发现我的信箱遭到了一次火灾，不知是谁朝里面扔了火种，把信和报纸都烧成了焦叶。"谁烧我的信了？"我敲着铁皮信箱喊。没人理睬，太阳大楼里空寂无人。我发现其他的信箱好端端的，就认识到事情的蹊跷性。谁这么恨我要烧我的信箱？我一时找不到答案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我把火柴擦着了小心翼翼地丢进每一个信箱，要烧就一起烧吧，这样合情合理一些。然后我往楼上走，我突然怀疑那是雷鸟干的。你知道他会干出各种惊世骇俗的事情引起女孩们的注意。我杀回我的房间推卧室的门，推不开。我听见里面发生了一场转折，女孩正嘤嘤地哭夹杂着玻璃粉碎的声音，好像我的酒杯又让雷鸟砸碎了。我刚要打门门却开了，女孩双手掩面冲出来往门外跑，贝壳项链被扯断了贝壳儿一个一个往下掉。"怎么啦？"我说。"恶心！"女孩边喊边哭夺门而出。我走进去看见雷鸟脸色苍白地坐在气垫宋上，抓着他的裤头悲痛欲绝的样子。这样一来我倒忘了自己的痛苦，我抚住雷鸟的肩膀说，"到底怎么啦？"雷鸟继续砸我的玻璃杯，猛然大吼一声。"碎了，都碎了吧！""别砸了，"我说，"要砸砸你自己的手表。""她竟然不是处女。"雷鸟抱住头。
"没有点地梅开放？""我没有准备，我以为她天生是属于我的。""听说这年头处女比黄金还少。"
"你滚，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雷鸟推我走，我看了眼那只红蓝双色的气垫床，它正咝咝地往外漏气，痛苦的诗人雷鸟坐着屁股一点一点地下陷。我忍不住又想笑，又想明白他们的是非。"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就叫悲伤少女。"雷鸟摇摇头，"不，不是，她叫淫荡少女。""你认识她多久了？""三天。""在哪里认识的？""江滨公园诗人角。""这就行了，明天再去诗人角领一个回来，最好物色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胡说八道。"雷鸟绝望地看着我，他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真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交待完。几天后我去工人俱乐部游泳时碰到了悲伤少女。游泳池也是悲伤少女纵横驰骋的世界，我注意到她的新同伴，一个墨镜青年，他有着发达的肌肉和橄榄色皮肤，很有点男子汉的样子，至少比雷鸟强多了。他们似乎在比赛自由泳，像两条恋爱中的鱼类互相追逐。悲伤少女看见我就惊叫起来，她朝我游来，抓着水泥栏杆，两只脚仍然拍打着水。她晃着身体对我说，雷鸟为我发疯了，我怕他干出什么蠢事，你劝劝他吧。我说关我什么事，我才不管别人疯不疯，我不疯就算幸运了。她说你这人真冷漠。我说你如果要我劝他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你告诉我谁是你的第一个男人。她惊叫起来，恶心，你们男人真恶心。然后她皱了皱可爱的小蒜鼻哗啦一声游走了。游到池子中心她回过头冲我喊，"去你妈的破诗人，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在游泳池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悲伤少女一点也不悲伤，就像猪肉罐头实际是猪油罐头一样，这是光明正大的骗局。但是我想雷鸟迷上那个女孩自有道理，她确实让你着迷，（后来我看见她爬上五米跳台跳了一个飞燕展翅。）再说做男人就应该为女人发一次疯，至少一次，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我准备过几年再发这种疯，因为一九八七年我心态失常，看见每一个人都来气。
我和谁去打离婚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经常串线，你拿起话筒经常听见对方问喂喂你是妇产医院吗你是搬运公司吗甚至问你是火葬场吗？有一个男人明知打错了还对你喋喋不休，试图跟你讨论天气和物价等等社会问题。我从不厌烦这种电话，兴致好的时候我以假乱真跟陌生人聊天，我认为这是城市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应该拒绝文明。有一回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女人先用沙哑的嗓音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我。她说你就是小李吧，我说我当然算小李。女人立刻愤怒起来，李秃子，我们马上去法院打离婚。我说马上就去太着急了吧？她说，马上，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我抓着话筒一时不知怎么谈下去，然后我听见女人在电线里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去也行，我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条件。我说去哪里谈呢？她果断地说江滨咖啡馆吧，十点钟不见不散。
我挂断这个电话，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九点半了。我想我既然扮演了李秃子就应该看看谁要跟李秃子离婚。我跟领导请了假，他说你又要干什么。我说去离婚。他瞪着我摸不着头脑。我蹬上自行车就往江边跑，我觉得我的头发正一根一根地脱落，我正在变成那个女人的李秃子。这种感觉又新奇又有趣。江滨咖啡馆很冷清，咖啡馆总是到晚上才热闹起来。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叫了两杯咖啡。咖啡像咳嗽糖浆的味道让你浅尝辄止，我看见一个穿紫红色风衣的女人走进来，她披头散发，神色憔悴，只扫了我一眼就匆匆走过坐到我后面的位置上去。这真是戏剧意义上的擦肩而过，我没法喊住她，她注定要白等一场。我想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电话的罪过，谁让接线员乱接线头呢？窗子对着江水，江水浑黄向下游流去。许多驳船、油轮和小游艇集结在码头边整装待发。在你的视线里总能看到某只孤单的江鸥飞得乱七八糟毫无目的。你坐着的地方被称做江滨，江对面却是一排连绵的土褐色山峰。我没去过那里，我想如果坐在山上眺望江这面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人喝一杯咳嗽糖浆足够了，我把另一杯递给隔坐的女人。她当时正埋头抚弄手腕上的手镯，手镯一共有四只，一双金的一双银的。她用金手镯撞银手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然后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她好像刚睡醒的样子，眼泡有点浮肿，但她的嘴唇红得像火马上要燃烧起来。我为她的嘴唇感到吃惊。"我不喝，我等人。"她把杯子推推，用双手托住下巴。"等谁？""你别管，你是谁？""丈夫。""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我是别人的丈夫。""你真他妈无聊。""我看你比我更无聊。我从你眼睛看出来了。""小伙子别白费劲了，你怎么缠我也不会跟你上床。""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孤独的问题。"
"孤独是什么玩意？我看世界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钱，一个是上床。"
"那么对于你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
"没有。"她咯咯笑了一声，突然朝我瞪了一眼，"行了，别缠我，我快累死了。""所以你要离婚？""你怎么知道？"她惊叫。
"我是东方大神仙，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八卦牌阵，你要见见我的八卦牌阵吗？""在床上？"她斜睨着我。
"在哪里都行，只要你心诚。"
"你这人还有点意思，下次我愿意和你约会。"她的红唇嘟起来做了一个接吻的姿势，"不过现在你还是走吧，我要在这里跟李秃子谈条件，离婚条件。"
"祝你成功。"我走出江滨咖啡馆时心中有点歉疚。骗人总是不太好的事情，尤其是欺骗一位有着火红嘴唇的性感女人。但是我说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孤独。只要有办法把那堆孤独屎克螂从脚边踢走，就是让我去杀人放火也在所不辞。
一九八七年
你知道一九八七年是什么年？
国际住房年。不对。再想想。残疾人年。要不就是旅游年。
不对不对。一九八七年是倒卖中国年。雷鸟早晨醒来的头一句话就给一九八七年做了定论。阳光晒在雷鸟的屁股上，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蓝色塑料卡说，我拿到了。什么？翅膀。他做了个飞翔的动作，我拿到了护照。可以去美国了吗？还差一只翅膀，现在就等签证了。
就这样倒卖中国？对，就像倒卖... -->>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11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11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xxx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帐（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哪个小田？""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我是一个洋鸡蛋
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个洋鸡蛋。这是我爷爷对我的评价，他总是将我比喻成一个洋鸡蛋，我想那是因为鸡蛋表面光滑实则脆弱经不起磕碰的缘故。至于洋的含义很明显，因为我不止一次对我爷爷说过，我要偷渡去香港然后到美国去到法国或者荷兰也行。我爷爷最痛恨崇洋媚外的人。其实我不敢。我说过我基本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即使敢也不成，说不定我溜过了国境线又想打道北上去内蒙古开辟一个牧场。我身上集中了种种不确定因素，整体看也许真的像一个洋鸡蛋。我在一家临时成立的有奖募捐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份清闲而有趣的工作，每周上三天班去办公室起草印制种种奖券票面：主要是残疾人基金环境保护妇幼健康和大学生运动会等等。我怀疑正是这里的清闲有趣培养了我的烦躁情绪，我上厕所的时候总是把门关紧了，憋足气连吼三声，呜——呜——呜。我的同事问我怎么啦？我说憋得慌。他们说哪里憋得慌？我说哪里都憋得慌。他们又问谁让你受的气？我说没有，没有谁让我受气，我自己受自己的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九八七年我又无聊又烦躁，有天他们守着煤气取暖炉开会，我偷偷地把大吊扇开关按了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听见他们的鬼叫声心里就舒坦了一些。我知道天很冷不能开吊扇，但开开吊扇也无妨。我就是这样想的。当你隔着玻璃看见一群人的头发让风吹炸了，你会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现在我坐在窗前，看见一九八七年我自己委琐而古怪的形象，我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走来走去，碰到人头攒动的地方就朝里钻。我看见汽车轮子撞死了一名骑车的妇女，她的自行车像一只绞麻花横在血泊里，还有一捆韭菜放在塑料筐里，一只高跟皮鞋丢在你的脚边还冒着热气。我看见两个男孩在广场的草坪上表演硬气功，一个用铁索把自己绕上一圈二圈三圈，然后大吼一声把铁索绷断（我怀疑铁索上本来有裂口）；第二个是无腿男孩，他坐在草地上把一只铝饭盒送到你面前说，"各位先生太太同志大爷行行好，给俺们一点吃饭钱，你要不给就不是人啦！"（我没有掏钱是想尝尝不是人的滋味。）我还看见过华侨商店门口穿牛仔服的外币倒爷坐在台阶上，像一排卫兵监护着来往行人，我走过那里时突然有好几只手拽我的衣角，"美元有吗？""兑换券有吗？""要日元吗？""长箭短万宝，一样六块八。"我把这些手一一拍开，然后坐下来。我坐在倒爷们的队伍里觉得很自然很亲切，我比他们更快乐。因为我什么也不要兑换，我要兑换神经和脑子找不到顾主，谁肯跟我来换？有一天我看见雷鸟在一棵大柳树背后跟人兑换着什么，等我朝他跑过去却找不见他的人影了。雷鸟神出鬼没富有传奇色彩是事实。后来我问他去大柳树背后干什么。他说什么大柳树？我说你在黑市倒腾美元吧。他说你看花了眼，我雷鸟从来不去黑市，我有三千美金，彼得送我一千，桑德堡送我一千五，还有雪莉送过五百。彼得要保我去加利福尼亚。我说你跟他们什么关系？雷鸟挥挥手说跟你说了你也不理解，你知道什么叫鸡奸吗？你知道美国女人一夜需要多少个高潮吗？雷鸟脸上洞察世界的表情很容易把你镇住，我说去你妈的蛋，原来你卖身投靠。雷鸟叹息一声然后仰望天空说，这一代人没有英雄，这一代人都在做美国梦。他们都在逃离一条巨大的沉船。兄弟，逃吧，你不是英雄就是逃兵。也许雷鸟留下了伟人式的箴言。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英雄和逃兵的问题，想起水中沉船到底谁在船上谁在水中推呢？问题不一定需要答案，后来衍变成口令，后来雷鸟到我的太阳楼来时就要背口令："口令？""英雄。""逃兵。"然后雷鸟那混蛋就嬉笑着进来了。
故事和传闻
民主路与幸福街的交点是一片房屋的废墟。那是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的地区，我曾经从那里经过，很奇怪十字路口竟然没有设立交通岗，他们说暂时顾不上，只要平安地经过就行了，熬到二年什么都有了，你可以从天桥上过，也可以从地道里过，还可以攀着高空缆索荡过去。后来他们又告诉我那里来了一个交通警，民主路幸福街的交通秩序已经好多了。交通警站在废墟上，站在一块水泥板上指挥来往车辆和行人，一般是隔五十秒钟放南北线，再隔五十秒钟放东西线，行人在前汽车靠后，他们说这是最科学的交通指挥法。司机们驾车通过时都鸣笛向交通警致意。然后他们告诉我交通警身穿蓝制服腰束宽皮带。我说交通警制服有蓝有白。他们又说交通警皮带上挂着一支红色手枪。我说哪里有红色的枪？他们说那是一支塑料手枪。我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没有真的枪就拿塑料枪代替了，他很聪明。这回他们就哇地大笑起来。敲敲我的脑袋，你还没想到吗？那不是交通警，那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交通警原来是一个精神病人。
是真的？我问。真的。他们说。是故事吧？我又问。
故事。他们又点点头。
开头我觉得这事好笑，但细细想过后又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允许精神病人发疯也应该允许精神病人指挥交通，况且他指挥得很好。况且他跟我一样有一把形状逼真的塑料手枪。
对小说物证的解释
你如果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细节物证敏感的话，会发现我已经两次提到了塑料手枪。这绝不是什么象征和暗喻。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幼稚的癖好：玩塑料手枪。我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的都是塑料手枪，我睡的床下枕头下也都是各式各样的塑料手枪。你千万别把我的癖好跟某种深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一个冒充心理学专家的人跑来对我说，你的潜意识中藏着杀人的欲望。我对他说你别放屁。他说我没说你杀了人只是分析你的潜意识。我随手抓起一支塑料手枪顶住他的脑门，我说你滚吧要不然我开枪杀了你，他一边退一边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没分析错吧，你真的想杀人。
关于雷鸟
有一天雷鸟带了一个女孩来，他们手牵着手纯情得像琼瑶小说里的人物。女孩穿黑衣黑裙，长脖上佩着一串贝壳项链，她进来以后始终微蹙细眉，好像肠胃不适的样子。雷鸟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悲伤少女，你一定听说过她。"我说，"听说过没见过，我是麦克白斯。"女孩终于一笑，"一样的，听说过没见过。"雷鸟说，"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你总得准备点喝的吧？"我到厨房里找出了一瓶白酒倒在玻璃杯里，然后兑上醋和自来水。我只能这样招待他们。
"这是马提尼酒，"我说，"我爷爷的战友从美国带回来的。""我不喝酒。"女孩说，"给我一杯西柚汁。""我没有西柚汁只有马提尼。"我不知道西柚汁是何物。"喝一点吧，海明威就喝马提尼。"雷鸟饮了一大口，他皱皱眉头，"这酒味道好怪。"
"好酒味道都怪。""真正的美国味道，独具一格。"雷鸟又说，"习惯了就好了，就像真理从谬误中脱胎一样。"
这时候我忍不住笑起来，我忍不住只能跑到厕所里笑，笑得发狂。这本没什么好笑的但我忍不住，有时候笑仅仅是一种需要，雷鸟跑来推门，推不开，他说，"你疯了，关在厕所里傻笑？"我喘着气说，"二锅头。"我想告诉他那只是一瓶劣质二锅头，想想又没必要澄清事实。我又纠正过来，"肚子疼，你别管。"我把抽水马桶抽了一下两下三下，听见雷鸟隔着门说，"疯子，肚子疼好笑，这世界彻底垮掉了！"雷鸟盘腿坐在草席上，像一名修炼千年的禅师给女孩布施禅机。而女孩明显地崇拜着雷鸟。女孩说她梦见过一群萤火虫环绕着房子飞，梦醒后她发现房门被风吹开了，她说她在门前真的看见了萤火虫，但都死了，它们死在一堆，翅膀的光亮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你说这是预兆吗？女孩回雷鸟，你说这是什么预兆？你要从萤火虫的身体上走过去，你需要那些光亮。雷鸟伸出他的熏黄的手按着女孩的头顶，你听见神的声音了吗？神让你跨过去。听见了。女孩端坐着微闭双眼。我觉得她那个样子真是傻得可爱。过了一会儿她清醒过来，马上噘起嘴唇把雷鸟的手掌撩开，"你坏，你真坏。"然后她转过脸问我，"你说那是预兆吗？那是什么预兆？"
"什么叫预兆？我不懂。"我说，"我没有看见过死萤火虫，死人倒见了不少。""恶心。"女孩不再理我。我不知道她说谁恶心，是我还是死人恶心？我觉得她才恶心，拿萤火虫当第八个五年计划来讨论。后来雷鸟提醒我去楼下取信和报纸。这是早已暗示过的，他说必须给他们留下一段自由活动时间。十分钟左右就行。但是那天我取信时碰到一件倒霉事。我发现我的信箱遭到了一次火灾，不知是谁朝里面扔了火种，把信和报纸都烧成了焦叶。"谁烧我的信了？"我敲着铁皮信箱喊。没人理睬，太阳大楼里空寂无人。我发现其他的信箱好端端的，就认识到事情的蹊跷性。谁这么恨我要烧我的信箱？我一时找不到答案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我把火柴擦着了小心翼翼地丢进每一个信箱，要烧就一起烧吧，这样合情合理一些。然后我往楼上走，我突然怀疑那是雷鸟干的。你知道他会干出各种惊世骇俗的事情引起女孩们的注意。我杀回我的房间推卧室的门，推不开。我听见里面发生了一场转折，女孩正嘤嘤地哭夹杂着玻璃粉碎的声音，好像我的酒杯又让雷鸟砸碎了。我刚要打门门却开了，女孩双手掩面冲出来往门外跑，贝壳项链被扯断了贝壳儿一个一个往下掉。"怎么啦？"我说。"恶心！"女孩边喊边哭夺门而出。我走进去看见雷鸟脸色苍白地坐在气垫宋上，抓着他的裤头悲痛欲绝的样子。这样一来我倒忘了自己的痛苦，我抚住雷鸟的肩膀说，"到底怎么啦？"雷鸟继续砸我的玻璃杯，猛然大吼一声。"碎了，都碎了吧！""别砸了，"我说，"要砸砸你自己的手表。""她竟然不是处女。"雷鸟抱住头。
"没有点地梅开放？""我没有准备，我以为她天生是属于我的。""听说这年头处女比黄金还少。"
"你滚，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雷鸟推我走，我看了眼那只红蓝双色的气垫床，它正咝咝地往外漏气，痛苦的诗人雷鸟坐着屁股一点一点地下陷。我忍不住又想笑，又想明白他们的是非。"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就叫悲伤少女。"雷鸟摇摇头，"不，不是，她叫淫荡少女。""你认识她多久了？""三天。""在哪里认识的？""江滨公园诗人角。""这就行了，明天再去诗人角领一个回来，最好物色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胡说八道。"雷鸟绝望地看着我，他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真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交待完。几天后我去工人俱乐部游泳时碰到了悲伤少女。游泳池也是悲伤少女纵横驰骋的世界，我注意到她的新同伴，一个墨镜青年，他有着发达的肌肉和橄榄色皮肤，很有点男子汉的样子，至少比雷鸟强多了。他们似乎在比赛自由泳，像两条恋爱中的鱼类互相追逐。悲伤少女看见我就惊叫起来，她朝我游来，抓着水泥栏杆，两只脚仍然拍打着水。她晃着身体对我说，雷鸟为我发疯了，我怕他干出什么蠢事，你劝劝他吧。我说关我什么事，我才不管别人疯不疯，我不疯就算幸运了。她说你这人真冷漠。我说你如果要我劝他可以，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你告诉我谁是你的第一个男人。她惊叫起来，恶心，你们男人真恶心。然后她皱了皱可爱的小蒜鼻哗啦一声游走了。游到池子中心她回过头冲我喊，"去你妈的破诗人，我再也不想见他了！"在游泳池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悲伤少女一点也不悲伤，就像猪肉罐头实际是猪油罐头一样，这是光明正大的骗局。但是我想雷鸟迷上那个女孩自有道理，她确实让你着迷，（后来我看见她爬上五米跳台跳了一个飞燕展翅。）再说做男人就应该为女人发一次疯，至少一次，我对此没有异议，但我准备过几年再发这种疯，因为一九八七年我心态失常，看见每一个人都来气。
我和谁去打离婚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经常串线，你拿起话筒经常听见对方问喂喂你是妇产医院吗你是搬运公司吗甚至问你是火葬场吗？有一个男人明知打错了还对你喋喋不休，试图跟你讨论天气和物价等等社会问题。我从不厌烦这种电话，兴致好的时候我以假乱真跟陌生人聊天，我认为这是城市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应该拒绝文明。有一回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女人先用沙哑的嗓音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我。她说你就是小李吧，我说我当然算小李。女人立刻愤怒起来，李秃子，我们马上去法院打离婚。我说马上就去太着急了吧？她说，马上，我一天也忍不下去了。我抓着话筒一时不知怎么谈下去，然后我听见女人在电线里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去也行，我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条件。我说去哪里谈呢？她果断地说江滨咖啡馆吧，十点钟不见不散。
我挂断这个电话，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九点半了。我想我既然扮演了李秃子就应该看看谁要跟李秃子离婚。我跟领导请了假，他说你又要干什么。我说去离婚。他瞪着我摸不着头脑。我蹬上自行车就往江边跑，我觉得我的头发正一根一根地脱落，我正在变成那个女人的李秃子。这种感觉又新奇又有趣。江滨咖啡馆很冷清，咖啡馆总是到晚上才热闹起来。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叫了两杯咖啡。咖啡像咳嗽糖浆的味道让你浅尝辄止，我看见一个穿紫红色风衣的女人走进来，她披头散发，神色憔悴，只扫了我一眼就匆匆走过坐到我后面的位置上去。这真是戏剧意义上的擦肩而过，我没法喊住她，她注定要白等一场。我想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电话的罪过，谁让接线员乱接线头呢？窗子对着江水，江水浑黄向下游流去。许多驳船、油轮和小游艇集结在码头边整装待发。在你的视线里总能看到某只孤单的江鸥飞得乱七八糟毫无目的。你坐着的地方被称做江滨，江对面却是一排连绵的土褐色山峰。我没去过那里，我想如果坐在山上眺望江这面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人喝一杯咳嗽糖浆足够了，我把另一杯递给隔坐的女人。她当时正埋头抚弄手腕上的手镯，手镯一共有四只，一双金的一双银的。她用金手镯撞银手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然后她抬起头眯着眼睛看我，她好像刚睡醒的样子，眼泡有点浮肿，但她的嘴唇红得像火马上要燃烧起来。我为她的嘴唇感到吃惊。"我不喝，我等人。"她把杯子推推，用双手托住下巴。"等谁？""你别管，你是谁？""丈夫。""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我是别人的丈夫。""你真他妈无聊。""我看你比我更无聊。我从你眼睛看出来了。""小伙子别白费劲了，你怎么缠我也不会跟你上床。""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孤独的问题。"
"孤独是什么玩意？我看世界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钱，一个是上床。"
"那么对于你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吗？"
"没有。"她咯咯笑了一声，突然朝我瞪了一眼，"行了，别缠我，我快累死了。""所以你要离婚？""你怎么知道？"她惊叫。
"我是东方大神仙，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八卦牌阵，你要见见我的八卦牌阵吗？""在床上？"她斜睨着我。
"在哪里都行，只要你心诚。"
"你这人还有点意思，下次我愿意和你约会。"她的红唇嘟起来做了一个接吻的姿势，"不过现在你还是走吧，我要在这里跟李秃子谈条件，离婚条件。"
"祝你成功。"我走出江滨咖啡馆时心中有点歉疚。骗人总是不太好的事情，尤其是欺骗一位有着火红嘴唇的性感女人。但是我说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孤独。只要有办法把那堆孤独屎克螂从脚边踢走，就是让我去杀人放火也在所不辞。
一九八七年
你知道一九八七年是什么年？
国际住房年。不对。再想想。残疾人年。要不就是旅游年。
不对不对。一九八七年是倒卖中国年。雷鸟早晨醒来的头一句话就给一九八七年做了定论。阳光晒在雷鸟的屁股上，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蓝色塑料卡说，我拿到了。什么？翅膀。他做了个飞翔的动作，我拿到了护照。可以去美国了吗？还差一只翅膀，现在就等签证了。
就这样倒卖中国？对，就像倒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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