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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正写在玫瑰中央的名字。这是爱情吗？还是革命友谊？
我母亲却认定这里头大有文章。她认为，我和韩不但是恋爱关系，而且还到了悬崖边，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她痛心疾首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知不知道！好像我已经摔了下去，再无救上来的可能。
后来，有一天，母亲拿出十几封信放在我面前，一色那种粉玫瑰图案信封，每封的封口都拆开了，很是触目惊心。我一点都不知道韩北方把信寄到了家里，他大概是为我着想，频繁地接到同一个人的信，谁都会认为是谈恋爱了，一个下乡不久的女知青，女生，未成年，恋爱是要算道德败坏的，要检讨，要写保证书，即使如此，招生招工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把一部分信寄到家里让我母亲转交。不料我母亲如临大敌，她痛心疾首，反复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么早就谈对象一辈子就在农村了。
我担心韩北方的这批信写了些什么过分的话，我一封一封地看，仍是什么都没有。我又庆幸又失望。
一生中最热衷写信的年头
插队的两年，写信和收信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我三天两头写信，收到一封，马上就要复一封。我跟许多人通信，雷红雷朵两姐妹，吕觉悟，姚红果，郑放歌，叔叔、大姐，还有插队后认识的别的公社的有为青年，一个叫宋喻，一个叫乔苇，还有一个叫陈栋梁，也都是大而空，理想，青春的价值，国内形势，读过的书，交到的朋友，豪言壮语，鼓励，打气，互相吹捧。
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晒谷场看信件，同时看报纸。每个生产队都订有两份报，本省省报和人民日报，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公社的邮递员来了，他从大路经过，到了我们队的晒谷场，他就一抓车闸，单脚一踮地，探身取出报纸，朝晒谷场的房子叫道：水冲的，报纸！不等有人出来，他把报纸往地坪一放，吱呀一下就往前骑了。
我的信就夹在报纸里，它们躺在晒谷坪的坪沿上。
要等老用来拿。
老用是队里的会计，又黑又老又瘦，无儿无女没老婆，他戴一副眼镜，据说是水冲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就住在晒谷坪，白天晒谷，晚上守仓库。他的屋子靠近路边一侧，和这排仓库的每一间屋子一样，没有窗，很黑。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翻谷用的木耙和收谷用的木板闸，靠门还有一张竹躺椅。这种躺椅在南流镇每户都有，用竹条绑成，夏天坐着，很凉爽。但在水冲我没看见哪家有。
老用动作缓慢，他慢吞吞地从竹躺椅上起身，慢慢地穿好鞋，慢慢地走出屋子，慢慢地弯下腰拿报纸。报纸他是喜欢的，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有时候也有第八版，他每版都要仔细看，除了晒谷，他就看报纸，但他不议论时事，不说话，什么话都不说，天晴，他就晒谷，看天。天阴了，快下雨了，他就赶紧把谷子拢到一处。
老用刚把报纸和信拿到屋子里我就进来了，我远远看到了邮递员，我要拿我的信件和杂志。一进屋我首先看桌子，仿佛那是一个聚宝盆，它真的就是一个聚宝盆呢，那上面躺着我的信，在黑屋子里，信封闪着微光，白信封闪的是白光，牛皮纸信封闪的是棕色的光，如果在信之外，有我订的杂志朝霞，那就相当于黑屋子里冷不丁出来一轮明月。
有时候一封信都没有，或者碰上下雨，邮递员不来，我就会觉得这屋子特别黑，我极度失望，却又不甘，我问老用：今天没有报纸么？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下雨邮递员就不来了。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好歹有报纸，也会得到安慰，我会举着人民日报，站在门口的亮光中仔细看那上面的文教版，文化、科技、教育，这就是我的知识源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来源。
有时候下雨邮递员也来，那是他动身的时候雨很小，或者雨还没下起来，所以即使下雨，有时候报纸和信件也能到达。这使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下着大雨我也会到晒谷场去，我戴着笠帽，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我一边走在泥路上一边想，也许下雨之前报纸就到了。脚下又湿又滑，我几乎是小跑着赶到晒谷场，十有###，报纸没来，因为雨越下越大了。我站在老用的屋子里，觉得屋子、天色和雨，全都黯淡无光，好像因为报纸和信件没来，整个世界就抛弃我了，而亲人和朋友，也将永失音讯，永不能再见。我背对着老用，望着漫天的大雨，我觉得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到六感学校后，信件的事不会使我那么神经脆弱了，它变了一副面孔。我也每天等信，但等不到也能泰然。这时候我的信越来越多了，我结识了更多可以通信的朋友，其中包括韩北方，他一个人就顶十个，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给吕觉悟雷红的信，寄去要一个星期，她们当晚回复，要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人到公社才捎到邮局，再走邮路，也要一周才能到我手上。不像韩北方，他不需要收到我的信就可以写，两三天就写上一封，再加上我有时给县文播站、省报寄一点通讯报道，可以经常收到上面寄来的学习资料，这比报纸上的文章长，也更好看，它们总是装在一只大牛皮信封里，下款是气派的单位名称。这使我凭空生出良好的感觉，我不再伤感绝望了，我感到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路上，这路铺在空中，是由无数信件铺成的，信越多，路越结实，它是通向县城南流的，也通向n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我没去过不要紧，那里站着韩北方呢。
上午九点多钟，报纸就该到了，第二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心情立即变得很好，脚步也随即轻盈起来。我真喜欢我们六感学校的钟，那一块铁片，离真正的钟相去甚远，一长，有点厚，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的，有点像锄头，但并不是。用麻吊在槐树的树杈上，谁值班，谁就用另一根铁敲几下，声音也响亮，也悠长，震荡在学校四面的平房里，一圈一圈的。还能传到田垌，水尾队的人听了说，是学校的钟呢！原以为只有钟才能敲出像样的钟声，原来铁片也能，废铁片里隐藏着钟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提炼出了诗意，可以写一首诗寄去给韩北方看。我三步两步走到教师办公室，一到门口就看到自己桌子上躺着信，一封，或者两封，有时甚至是三封，如果有大信封，那就越发喜庆了。总而言之，桌上摆着信，我微微悬着的心就落到了实处，犹如往深潭投下的石子，发出了“咚”的一声响，它溅起的水花开在我的脸上，我抿着嘴，收敛起内心的欢喜，拿了信件回宿舍。我要躲在宿舍里看信，私人的空间，安静、放松、私密，正好用来拆开韩北方那些粉色玫瑰的信封。
端正正写在玫瑰中央的名字。这是爱情吗？还是革命友谊？
我母亲却认定这里头大有文章。她认为，我和韩不但是恋爱关系，而且还到了悬崖边，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她痛心疾首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知不知道！好像我已经摔了下去，再无救上来的可能。
后来，有一天，母亲拿出十几封信放在我面前，一色那种粉玫瑰图案信封，每封的封口都拆开了，很是触目惊心。我一点都不知道韩北方把信寄到了家里，他大概是为我着想，频繁地接到同一个人的信，谁都会认为是谈恋爱了，一个下乡不久的女知青，女生，未成年，恋爱是要算道德败坏的，要检讨，要写保证书，即使如此，招生招工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把一部分信寄到家里让我母亲转交。不料我母亲如临大敌，她痛心疾首，反复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么早就谈对象一辈子就在农村了。
我担心韩北方的这批信写了些什么过分的话，我一封一封地看，仍是什么都没有。我又庆幸又失望。
一生中最热衷写信的年头
插队的两年，写信和收信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我三天两头写信，收到一封，马上就要复一封。我跟许多人通信，雷红雷朵两姐妹，吕觉悟，姚红果，郑放歌，叔叔、大姐，还有插队后认识的别的公社的有为青年，一个叫宋喻，一个叫乔苇，还有一个叫陈栋梁，也都是大而空，理想，青春的价值，国内形势，读过的书，交到的朋友，豪言壮语，鼓励，打气，互相吹捧。
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晒谷场看信件，同时看报纸。每个生产队都订有两份报，本省省报和人民日报，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公社的邮递员来了，他从大路经过，到了我们队的晒谷场，他就一抓车闸，单脚一踮地，探身取出报纸，朝晒谷场的房子叫道：水冲的，报纸！不等有人出来，他把报纸往地坪一放，吱呀一下就往前骑了。
我的信就夹在报纸里，它们躺在晒谷坪的坪沿上。
要等老用来拿。
老用是队里的会计，又黑又老又瘦，无儿无女没老婆，他戴一副眼镜，据说是水冲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就住在晒谷坪，白天晒谷，晚上守仓库。他的屋子靠近路边一侧，和这排仓库的每一间屋子一样，没有窗，很黑。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翻谷用的木耙和收谷用的木板闸，靠门还有一张竹躺椅。这种躺椅在南流镇每户都有，用竹条绑成，夏天坐着，很凉爽。但在水冲我没看见哪家有。
老用动作缓慢，他慢吞吞地从竹躺椅上起身，慢慢地穿好鞋，慢慢地走出屋子，慢慢地弯下腰拿报纸。报纸他是喜欢的，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有时候也有第八版，他每版都要仔细看，除了晒谷，他就看报纸，但他不议论时事，不说话，什么话都不说，天晴，他就晒谷，看天。天阴了，快下雨了，他就赶紧把谷子拢到一处。
老用刚把报纸和信拿到屋子里我就进来了，我远远看到了邮递员，我要拿我的信件和杂志。一进屋我首先看桌子，仿佛那是一个聚宝盆，它真的就是一个聚宝盆呢，那上面躺着我的信，在黑屋子里，信封闪着微光，白信封闪的是白光，牛皮纸信封闪的是棕色的光，如果在信之外，有我订的杂志朝霞，那就相当于黑屋子里冷不丁出来一轮明月。
有时候一封信都没有，或者碰上下雨，邮递员不来，我就会觉得这屋子特别黑，我极度失望，却又不甘，我问老用：今天没有报纸么？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下雨邮递员就不来了。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好歹有报纸，也会得到安慰，我会举着人民日报，站在门口的亮光中仔细看那上面的文教版，文化、科技、教育，这就是我的知识源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来源。
有时候下雨邮递员也来，那是他动身的时候雨很小，或者雨还没下起来，所以即使下雨，有时候报纸和信件也能到达。这使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下着大雨我也会到晒谷场去，我戴着笠帽，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我一边走在泥路上一边想，也许下雨之前报纸就到了。脚下又湿又滑，我几乎是小跑着赶到晒谷场，十有###，报纸没来，因为雨越下越大了。我站在老用的屋子里，觉得屋子、天色和雨，全都黯淡无光，好像因为报纸和信件没来，整个世界就抛弃我了，而亲人和朋友，也将永失音讯，永不能再见。我背对着老用，望着漫天的大雨，我觉得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到六感学校后，信件的事不会使我那么神经脆弱了，它变了一副面孔。我也每天等信，但等不到也能泰然。这时候我的信越来越多了，我结识了更多可以通信的朋友，其中包括韩北方，他一个人就顶十个，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给吕觉悟雷红的信，寄去要一个星期，她们当晚回复，要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人到公社才捎到邮局，再走邮路，也要一周才能到我手上。不像韩北方，他不需要收到我的信就可以写，两三天就写上一封，再加上我有时给县文播站、省报寄一点通讯报道，可以经常收到上面寄来的学习资料，这比报纸上的文章长，也更好看，它们总是装在一只大牛皮信封里，下款是气派的单位名称。这使我凭空生出良好的感觉，我不再伤感绝望了，我感到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路上，这路铺在空中，是由无数信件铺成的，信越多，路越结实，它是通向县城南流的，也通向n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我没去过不要紧，那里站着韩北方呢。
上午九点多钟，报纸就该到了，第二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心情立即变得很好，脚步也随即轻盈起来。我真喜欢我们六感学校的钟，那一块铁片，离真正的钟相去甚远，一长，有点厚，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的，有点像锄头，但并不是。用麻吊在槐树的树杈上，谁值班，谁就用另一根铁敲几下，声音也响亮，也悠长，震荡在学校四面的平房里，一圈一圈的。还能传到田垌，水尾队的人听了说，是学校的钟呢！原以为只有钟才能敲出像样的钟声，原来铁片也能，废铁片里隐藏着钟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提炼出了诗意，可以写一首诗寄去给韩北方看。我三步两步走到教师办公室，一到门口就看到自己桌子上躺着信，一封，或者两封，有时甚至是三封，如果有大信封，那就越发喜庆了。总而言之，桌上摆着信，我微微悬着的心就落到了实处，犹如往深潭投下的石子，发出了“咚”的一声响，它溅起的水花开在我的脸上，我抿着嘴，收敛起内心的欢喜，拿了信件回宿舍。我要躲在宿舍里看信，私人的空间，安静、放松、私密，正好用来拆开韩北方那些粉色玫瑰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