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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是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塌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惟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聂小菊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档次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好。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爹爹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你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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