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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本章里一再提到一个名称“头头们”在一本历史小说里出现这种称呼，多少有些古怪。作者的本意是要说明“头头”这种身分是古而有之。
一
李靖、红拂、虬髯公世称风尘三侠，隋朝末年，他们三人都在洛阳城里住过。大隋朝的人说，洛阳城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但唐朝的人又说，长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宋朝的人说，汴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所以很难搞清到底哪里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筑城的。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放到笼屉里蒸软后，掺上小孩子屙的屎（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除了屙屎什么都不干，所以能够屙出最纯净的屎），放进模版筑成城墙。过上一百年，那城就会变成豆青色，可以历千年而不倒。过上一千年，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可以历万年而不倒。过上一万年，那城就会变成黑色，永远不倒。这都是陈年老屎的作用。李靖、红拂、虬髯公住在城里时，城墙还呈豆青色。这说明城还年轻。可惜不等那城墙变成古铜色，它就倒了，城里的人也荡然无存。所以很难搞清城墙会不会变成黑色，也搞不清它会不会永远不倒。
洛阳城墙筑好之后，渐渐长满了常春藤。有一些好事的家伙派人把藤子从墙上扯下去，墙上就剩下了细小的藤蔓，好像四脚蛇断掉的尾巴。与此同时，被扯下墙的常春藤在地上继续生长，只是团成了团。有些叶子枯萎凋落，有些叶子却蓬勃向荣。这些藤子在地下，就像一堆堆的垃圾。而立着的城墙却被断裂的藤蔓染上了花纹，好像一匹晾在空中的蜡染布。然后又有些人觉得有花纹的城墙不好看，又派了一些人出来，举着绑了刀片的竹竿，把花纹都刮掉了。久而久之，城墙上就被刮出了好多白斑，好像脸上长了藓。我不明白既然一堵墙已经修了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好好呆着——人活着受罪，干嘛让墙也受罪呢。
李靖他们住在洛阳城里时，这里到处是泥水。人们从城外运来黄土，掺上麻絮，放在模版里筑，就盖成了房子。等到房子不够住时，就盖起楼房，把小巷投进深深的阴影里。洛阳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时候的雨水多，包铁的木车轮子碾起地来又厉害，所以街上就没有干的时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东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顶上在阳光下干裂了，底下还是一堆烂泥，足以陷到你的膝盖。那些泥巴就这样在大街上陈列着，好像鳄鱼的脊梁。当时的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那是一对带有歪杈的树棍，出门时扛在肩上，走到街边上，就站到杈上，踩起高跷来。当时的老百姓都有这一手，就像现在的老百姓都会骑自行车一样。谁也不知道将来的老百姓还会练出什么本事来——假如有需要，也许像昆虫一样长出六条腿。当然，各人的道行有深有浅。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也有人踩在丈八长拐上凌空而过。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些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在泥水中间，又有无数猪崽子在游荡。老百姓和猪就这样在街上构成了立体画面。除此之外，还有给老弱病残乘坐的牛车，有两个实心的木头轮子，由一头老水牛拉着，吱吱扭扭，东歪西倒。从城东到城西，要走整整半天。假如它在路中间散了架，乘车的都要成泥猪疥狗。不是老百姓的人坐在八匹马拉的轿车里呼啸而过时，泥水能溅到路边的店铺里面。正如今日有些豪华轿车跟在你自行车后猛按喇叭，嫌你聋得还不够快。老百姓总是恨非老百姓，这是原因之一。
那些在洛阳大街上横行的马车就像鱼雷艇，这种高速船只宜在空旷处行驶，不该开上大街。但是谁也没有对马车提出意见，因为谁都不敢。人们只是上街时除了带着拐，还带一把油纸伞，见到马车过来，就缩在路边，张开伞接泥巴。还有一些人不带雨伞，而是穿着油布的雨披。不管你怎么小心，总有弄到一头一脸一身泥巴的时候。所以又要带上一个防水的油布口袋，里面带着换洗衣服。但是要洗手洗脸，总要用水。井倒是好找，洛阳每个街口都有一间白色的小房子，里面就是水并。但是房子里有人看着，用水要钱。所以图省钱的人就在脖子上拴两个牛尿脬，里面放上水。但是你虽有换洗衣服，总要有地方换，总不能当街赤身裸体，找更衣处（现代话叫收费厕所）也要钱；所以图省钱的人就不是带一把伞，而是两把伞。更衣时把两把伞前后张开遮住。这样一个图省钱的人出门时，脚下踩着一对拐，脖子上挂了两袋水，背后插了两把伞，腰里还接着鼓鼓囊囊的口袋，实在是很累赘。其实你只要用一点钱，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到任何地方，这个办法和现在是一样的：坐taxi。所以那些人是自愿活得那么累坠，因为他们想省钱。他们想省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钱。
大隋朝的taxi没有轮子，那是一些黑人，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赤身裸体，只穿一条兜裆布，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问好了去处，他就张开口袋把你盛进去。一个大钱一公里，他可以把你驼到任何地方，身上也不会沾一点泥。但是在坐taxi前，必须在他脸上摸一把，看看是真黑人，还是鞋油染的。有些无赖专门冒充taxi，把人扛到臭水坑前面，脑袋朝下地往下一栽。这些无赖以为这样干是有幽默感，其实一点也不幽默，因为这样一栽常常把别人的颈椎栽断。别人的颈椎断了，他们就把钱袋摸走。这也如你今天乘出租车时，也必须研究一下司机和车子，万一乘错了车，就会被人把脸打扁。众所周知，taxi只对外国人和阔佬是安全的。坐taxi出门太贵，又有折断颈骨的危险，所以在洛阳城里，大多数人平常出门时都是全副武装，十分累赘。只有那些走街串巷的妓女最潇洒。那种人身穿皮子的短上衣和超短裙，溅上了泥后，等干了一刮就掉，顶多剩下一点白色的痕迹。过街时只要招招手，就有老黑来把她扛过去，连钱都不要。当然，走在路上时taxi的手不老实，要占点小便宜。她们什么都不带，因为什么都用不着，只带一个小手提包，包里有刮泥点子的竹片子，手纸，小镜子等等，但是没有很多钱，钱多了流氓会搜走。但也不能一点钱都没有。
那些流氓穿着黑绸子的长袍，头发用榆皮水梳得贼亮，嘴里嚼着蜜泡过的老牛皮（当时已经有了阿拉伯树胶做的口香糖，但是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妓女的包里要是没钱，流氓发起火来什么事都得干出来。好多年以前，洛阳城就是这样。好多年以前，李靖就是这么个流氓。
二
我在讲李靖的事时，他就像一座时钟一样走着。但是这座时钟走得并不总一样快。讲到别的人时也是这样。举例而言，现在是故事的开头，时钟就相当缓慢。也不知讲到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快起来，后来又忽然慢下去，最后完全不走了。这是我完全不能控制的。因为不但李靖，连我自己也是一座时钟，指不定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什么时候会停摆。我们现在知道，李卫公是个大科学家，大军事家；其实他还是个大诗人，大哲学家。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住在洛阳的祖宅里（那座祖宅是个土墙草顶的房子，草顶露了天，早该换草了），有时跑到街上来当流氓聊以为生。在这种时候他只好尽量装得流里流气，其实他很有上进心。年轻时李靖住在洛阳一条铺石板的小巷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点着蓖麻油的灯熬夜。那种油是泻药，油烟闻多了都要屙肚子。当时他可没有当大唐卫公的野心，只想考上个数学博士，在工部混个事就算了。但是这样的事他都没找到。
我知道李卫公精通波斯文，从波斯文转译过几何原本，我现在案头就有一本，但是我看不懂，转译的书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李卫公的译文“区子曰：直者近也。”你想破了脑袋才能想出这是欧几里德著名的第五公设：两点间距离以直线为最近。因为稿费按字数计算，他又在里面加了一些自己的话，什么不直不近，不近者远，远者非直也等等，简直不知所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段落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地下小说风格，还有些春宫插图。这都是出版商让加的。出版商说，假如不这样搞，他就要赔本了。出版商还说，你尽翻这样的冷门书，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因此李靖只好把几何与性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这位出版商是个朋友，他有义务不让朋友破财。每次他这么干的时候，都会感到心烦意乱，怪叫上一两声。但是他天性豁达，叫过就好了。
李卫公多才多艺，不但会波斯文，而且会写淫秽小说，会作画。他的书里的插图都是自己画的。有时候他也用烧红了的铁笔给自己在木板上画名片，用大篆写上“布衣李靖”写完了又觉得不过瘾，于是擅自用隶字加上了一行小字：“老子第十六世孙”这么写也不纯是唬人，因为姓李的都可能是老子的后裔，但是第十六世可一点依据也没有。他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不论春夏秋冬；上街时拄两丈长的拐，那拐是白蜡杆制的，颇有弹性，所以他走起来比马车还快。现在有些年轻人骑十速赛车，走起来也比汽车快。
当年李靖遇到红拂时，他很年轻。
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发明了各种器具。比方说，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那东西是一个木头盒子，上面立了好几排木杆，密密麻麻，这一点像个烤羊肉串的机器。一侧上又有一根木头摇把，这一点又像个老式的留声机。你把右起第二根木杆按下去，就表示要开2的平方。转一下摇把，翘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摇两下，立起四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再摇一下，又立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1。千万不能摇第四下，否则那机器就会哗喇一下碎成碎片。这是因为这机器是糟朽的木片做的，假如是硬木做的，起码要到求出六位有效数字后才会垮。他曾经扛着这台机器到处跑，寻求资助，但是有钱的人说，我要知道平方根干什么？一些木匠，泥水匠倒有兴趣，因为不知道平方根盖房子的时候有困难，但是他们没有钱。直到老了之后，卫公才有机会把这发明做好了，把木杆换成了铁连枷，把摇把做到一丈长，由五六条大汉摇动，并且把机器做到小房子那么大，这回再怎么摇也不会垮掉，因为它结实无比。这个发明做好之后，立刻就被太宗皇帝买去了。这是因为在开平方的过程中，铁连枷挥得十分有力，不但打麦子绰绰有余，人挨一下子也受不了。而且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怎么躲。太宗皇帝管这机器叫卫公神机车，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一些死在根号二下，有些死在根号三下。不管被根号几打死，都是脑浆迸裂。卫公还发明过救火的唧筒，打算卖给消防队。但是消防队长说，猴年马月也不失次火，用水桶也能对付。这个发明就此没卖出去，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卖给了大唐皇帝。当然，卖了的唧筒是铣铸的，不喷水，而是喷出滚烫的大粪。这东西既不能救火，也不能浇花，只能浇人。浇上以后就算侥幸没有死掉，也要一辈子臭不可闻。皇帝把它投入了成批生产，命名为卫公神机筒。假如老百姓上街闹事，就用屎来浇他们。卫公有过无数的发明，都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最后卖给了太宗。太宗把它们投入生产，冠以“神机”之名。现在我们一听到神机两个字，就把它和虐待狂划了等号，怎么也想不到消防和开平方。卫公年轻时，做梦都想卖发明来救穷，但是一样也卖不出去。等到他老了以后，这些发明倒全卖出了大价钱，但是这会儿他已经不缺钱了。
据我所知，李卫公年轻时只卖掉了一件发明，那是一架用手摇动的鼓风机，他把它卖给了邻居的饭馆，卖了二十块钱。做成了这个买卖之后，他高兴得要了命，以为从此自己有了正当的生计，不用再当流氓了。——在此之前，饭馆里都用人来吹火。每个灶眼都要雇五个人，手持吹火筒轮番上前。有些人干了一辈子，就再也用不着吹火筒。他们的嘴唇长了出来，好像鸭子，稍一用力就能形成个肉管子。谁知过了不到三天，人家就把被火烧糊了的鼓风机送了回来，不但让他把钱退回去，还想要他包赔几乎造成火灾的损失。其实卫公做的鼓风机再好使不过，只是不能倒过来摇。假如倒过来摇就不仅不能鼓风，反而要把灶膛里的火抽到鼓风机里，把木制的叶轮烧着。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再好的发明到了蠢货手里也不能起作用。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蠢货总是那么多。但是人没法子和蠢货争论。人家要他退钱，他就老老实实地说道：花完了，退不出了，然后就伸出额头来说道：打几下罢。他老拿额头来付帐，以致上面老是有三道以上的紫印子。不认识他的人总以为他像一些老婆子那样，喜欢把脑门子刮紫，并且以为这样做了以后百病不生，其实不是的。
有关这件事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架鼓风机后来也卖了出去，还是卖给了大唐皇帝。而大唐皇帝还是用它来打仗——在风向有利时，用它吹起石灰粉和研碎的稻糠，可以迷住敌人的眼睛。但皇帝的御厨房里依旧用人来吹火，而且那些吹火的人的嘴唇像融化了挂在半空的麦芽糖。
我们还可以说说古时候的人怎么开平方——工匠需要知道平方根，不管在哪朝哪代——干那件事首先是需要小棍子。古时候用筹算法，除了职业数学家谁也不把算筹带在身上，以免别人怀疑你是个卖筷子的。所以你走在隋朝的大街上，吃着烤羊肉串，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的跟着你，千万不要诧异。那都是些木匠的小徒弟，在给师傅找算筹，图的是你手里的那根竹签子。有些人图简便，就把平方根表刺在身上，但是中国字占地方，数表又长，脸上手上的皮远远不够。所以刺得浑身都是，干着活就会突然脱到光屁股。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大隋朝的法律规定泥水匠当街干活必须戴斗笠。这东西不光是为了遮风挡雨，还可以在查平方根时把前面挡上。
李卫公老年时是大唐的名臣，所以不知他还能不能记得年轻时驾两丈高双拐走在洛阳大街上的事。当时每个走在他下面的人都恨他恨得要死。这是因为他总从别人头顶上跨过去，使别人蒙受胯下之辱，还因为他在那件黑绸长袍底下什么都不穿。这一点在平地上不是个问题，悬在半空中就十分让人讨厌。当时洛阳城里的女人在巷口看到一对白蜡长杆从面前走过，感到一个影子从天顶飘落，遮住了阳光时，大多马上尖叫一声，闭上眼睛蹲在地下，表示她什么都不想看。也有些泼辣的娘们见到这种景象就怒吼一声，从家里拿出顶门杠，踏泥涉水地猛扑过去，追打那对白蜡杆，要把李靖从天上打下来。这也很难得逞，因为李靖的速度快着哪。他飞快的跑掉了，留在街上一串奸笑。只有在街边上徘徊拉客的妓女，才会嚼着嘴里老牛皮，扬起脸来看半空中的李靖——他长袍下襟下露出的两条毛茸茸的腿和别的东西。但是她们对这些东西早就司空见惯了。为了引起她们的注意，李靖在腿上和别的地方都刺了骇人听闻的图案。这件事就是这么古怪：
李靖在地面上时，她们服从他，千方百计的讨好他；而等他到了天上后，事情就反了过来。假如一个流氓在街上走过时，没有妓女的喝彩，那他就很难在洛阳城里混了。所以流氓要在天上表演各种花样，就像演员在台上表演一样。李靖在天上行走时，就像一只大鸟。这是因为他站在拐上时撅起屁股，把上身朝前俯去。这种乘拐姿式在洛阳城里得到最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最帅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个淘气的女孩子尝试站着撤尿一样，说不上有什么好看。他在街上走时，两腿岔得很开，一条腿踩在街的左边，另一条踩在街的右边，这样重心稳定不容易摔倒；而且假如有一辆横冲直撞的马车迎头撞过来，也只会从他两腿之间冲过去，不会碰着他。李靖在洛阳城里走动时，就像一只在小河沟里觅食的鹭鸶，脚下是一条污浊的水道。用这种姿势行走时，他的yīn茎朝前伸着，阴囊缩紧，从下面一看就如天上的一只飞鸟一样。假如仔细看的话，还能看见他的guī头上刺了一只飞翔的燕子，这是那时的时尚。其实这样的行走方式一点都不好，万一失去了平衡，会从天上摔下来，而且根本不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这就像飞机失掉了控制，掉到哪里都可能，甚至会掉到粪坑里。除此之外，他还能感到一股污浊的水汽从他两腿之间升上来。在他两边是深褐色的屋顶，有些铺着长满了苔藓的瓦，有的铺的是树皮——上面长了叫作狗尿苔的菌类。他耳畔响着一座城市熙熙攘攘的声音，鼻端充满了这座城市恶臭的气味。这种时候他总是在为生计奔走。直到他从那两根长竿上爬下来时，才不是在奔走。但那些时候他又在为生计老着脸皮求人，或者厚颜无耻地敲诈别人，卫公年轻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后来他成了大唐的卫公；这就是说，后世的人再也不好意思、也不敢说起他在洛阳街上行走时，因为不穿内裤，又因为受到污浊水气的熏蒸，经常患上阴囊搔痒症，那东西肿得像火鸡的脸一样；这种情形被在他身下面的妓女看到了。就会受到耻笑；所以他只好用姜汁把患处再染成黄色；这样不但受到骚痒的煎熬，还要忍受姜的刺激，感觉实在很不好。
李靖在洛阳城里当流氓，却是流氓中最要不得的一种。这就是说，他想向市场上的小贩要保护费，却不好意思开口，也不好意思伸手，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假设你是洛阳市场上一个小贩，见到一个穿黑衣服梳油头的家伙从你摊前过来过去，满脸堆笑地和你打招呼，你也想不到他是要讹诈你吧。然而他来的次数多了，摊面上就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不是雪白的布面上被用狗屎打了叉子，就是汤锅里煮上了死蛇。假如你对这些事情还能熟视无睹，就会有活生生的大蝎子跳到你摊上来。以上过程一直要重复到你在摊面上放了一叠铜钱，这叠铜钱无声地滑到他的袖口里为止。反正都是要钱，不明说的就更讨厌。向妓女要钱的时候他也板不起脸来，只是嬉皮笑脸的上前纠缠，和人家讨论音乐和几何学，直到对方头疼得要死，掏出钱来为止。所以无论小贩还是妓女，都对他切齿痛恨，希望他早患时疫瘟死。这种敌意表现在人们看到他时一点笑容都没有，而且谁也不搭理他。他的笑脸就像一个个肥皂泡，掉到水里不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要面子，不能对别人恶语相向。晚上回了家以后，他脱掉黑绸的长袍，换上白麻布的短装，用灶灰水把头发洗得蓬蓬松松披在肩上，就跑到小酒馆或者土耳其浴室一类的地方，和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可疑人物讨论星相学，炼丹术等等，有时还要抽一支大麻烟。那种地方聚集着一些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而且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那些人都抽大麻，用希腊语交谈，搞同性恋；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像李靖一样招人恨。他们就像我一样，活着总为一些事不好意思，结果是别人看着我们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据我所知，自从创世之初，知识分子就被人看不起。直到他们造出了原子弹，使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李卫公年轻时被人说成大烟鬼、屁精、假洋鬼子，也没有卑鄙到想造原子弹来威胁人类。他在土耳其浴室里吸了一根大麻烟。迷迷糊糊地想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就像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欧力卡”！光着屁股奔出澡堂跑回家去，连夜把定理写了出来，把门板锯了刻版，印刷了一千份，除了广为散发，还往六部衙门投寄。其结果是后来被衙门提进去打了一顿板子，罪名是妖言惑众，再加上那天晚上裸体奔跑，有伤风化。其实他无非是想让当官的注意他的数学才能，破格提拔他当数学博士。挨板子的时候，他又证明了费尔马定理，但是他这回学乖了，一声也没吭。
李卫公年轻时在洛阳城里。总想考数学博士，然后就可以领一份官俸，不必到街上当流氓。这是知识分子的正经出路。但是他总是考不取。这倒不是因为他数学不够精通，而是因为考博士不光是考数学，还要考周易，这门学问太过深奥，而且根本就不属于数学的范畴（我看属于巫术的范畴），所以不管他锥股悬梁，还是抽大麻，总是弄不懂。所以每次考试他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这样的卷子谁也不敢给他零分——实际上他得的是满分———但是考官觉得他在取巧，就给他数学打零分。这种结果把李靖完全搞糊涂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把那些小学的四则运算题全算错了，痛苦得要自杀。假如他知道内情，就该在数学答卷上也写皇帝万岁，这样就能考取。但是这些事不说明李靖笨。事实上他聪明得很。那次因为投寄毕达哥拉斯定理被捉去打板子时，他很机巧的在衣服底下垫了一块铁板，打起来当当的响，以致那位坐堂的官老爷老问“谁在外面打锣”但是像这样的小聪明只能使他免去一些皮肉之苦，却当不了饭吃。当然他的聪明还不止此。打完了板子之后，他还要被拉到签事房里去在屁股上涂上烧酒——表面上这是为了防止伤口化脓，并且表示一下头头们对被责者的关心；其实是要看看是否打得够重，是不是需要补打几下。这时李靖把铁板藏起来了，他的屁股上早就涂了烟灰水，看上去乌青的一大片。涂酒时，公差的手也变成了乌青一片，好像也挨了打，故而大家都说打得够厉害。挨了这顿板子以后，李靖幡然悔悟，决定不再装神弄鬼，要做个好流氓。出了衙门见到第一个妓女，他就把眼睛瞪到铜铃那么大，走上前去，不谈几何，也不谈音乐，伸手就要钱。而那个女人则瞪大了眼睛说道：钱？什么钱？这个女人就是红拂。李靖这样讲话时，已经不像个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话从来不明说，嫌这样不够委婉。
三
在本节里作者首次用到了“想入非非”这个词。对此也不能作字面上的理解。作者是指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性质。意思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差不了太多。李靖在天上行走时，不光可以看到脚下污浊的街道，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景物，一直看到地平线。地平线上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雾气下面是柳树的树冠，遮住了城墙。树冠里面是高高低低的房顶，还有洛阳城中高处的石头墙。那堵墙有两丈多高，遮断了一切从外面来的视线。住在墙外的人只知道里面住了一些有身份的人，却不知道他们是谁、怎样生活。李靖想过，假如再从城外运来纯净的黄土，掺上小孩子屙的屎，再多加些麻絮纸筋，就能筑起一座五丈多高的土楼——你不可能把土楼修得再高，再高就会倒掉——然后在土楼上再造一座五丈高的木头楼（木头楼顶多也只能造到五丈高，再高也会垮），然后再在木楼顶上用毛竹和席子搭起一座竹楼，这样三座楼合起来就有十好几丈高了。事实上没有人肯在那么高的地方造竹楼，因为来一场大风就会把竹楼吹走，连毛竹带席子你一样也拣不回来，而且这两样东西都还值一点钱，别人拣了也不会还回来。但这在李靖看来并不要紧。他只想在那座竹楼被风吹走前爬到上面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自从有了城市以来，所有的城市都分成了两个部分，一座uptown，一座downtown。李卫公住在downtown，想到uptown去看看，这也叫想入非非。我现在得闲时，总要到学校的教授区里转几圈，过过干瘾。那是一片两层的小楼，大面积的铝制门窗，只可惜里面住的全是糟老头，阳台上堆满了纸箱子。我喜欢从窗口往里看，但我没有窥春癖，只有窥房子癖。李靖在天上行走时，还看见红拂在下面街边上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走着，穿着妓女的装束。于是他把双拐插在道边上的烂泥里，从空而降，截住了她的路。李卫公从拐顶滑下来时姿式潇洒，就如一只大鸟从天上落下来，收束翅膀，两脚认准地面。好几个过路人都准备要喝他一句彩，只可惜他落得匆忙，不小心把怀里那些东西摔了出来，其中有一条死蛇，好几只活蝎子——这都是给小贩们准备的——所以那些人就把喝彩收了回去，给他一阵哄堂大笑。这种在妓女面前出彩的事叫人很难忍受，假如是被别的流氓碰到，一定会把红拂杀死来藏羞。但是李靖只是羞红了脸皮，伸出一根手指摸了一下鼻子，根本就没起杀人的念头。这说明李靖虽然下了决心要当个好流氓，但他还是当不了。他狠了狠心，决心管她要双倍的保护费，但她却一个子儿也不给。然后他又狠了狠心，把这耍赖的娘们吃饭的家伙没收掉。那东西就是羊尿泡做的避孕套。没有这东西，做起生意来就会赔本——所挣到的钱正好够付打胎的费用，而且讨了钱还不一定能打下来。我以为应该给发明避孕套的人发一枚奖章，因为他避免了私生子的出生，把一件很要命的事变成了游戏。但是奖章一般只发给把游戏变得很要命的人。李靖要是早明白这一点，年轻时也不会这么穷。
在李靖看来，红拂是很古怪的娼妓，她的身材太苗条，个子太高，远看起来，有点头重脚轻的样子，因为她梳了个极大的发髻，简直有大号铁锅那么大。她的皮肤太白，被太阳稍稍一晒，就泛起了红色。她就这个样子站在街边上东张西望。李靖走过去，伸手把她的皮包抢下来，翻来翻去，她就瞪着眼睛看他，一副忍不住要说话的样子，但是终于没有说。最后李靖把包还给她，瞪着眼吼了一声：你把钱藏在哪里了？红拂说：我没有钱。李靖又说，你把那东西藏哪里了？红拂就问：什么东西？李靖说：岂有此理。搜了哇！红拂就伸直了胳臂闻自己的胳肢窝。把两边都闻遍了以后，说：我每天都洗澡，怎么会馊。李靖瞪了一会眼，后来笑了笑，挥挥手让她走了。李靖后来说，他在红拂的兜兜里发现了好多进口货，像西域来的小镜子，南洋的香粉等等。她穿的皮衣皮裙都是真正摩洛哥皮的，又轻又软；不像别的妓女，穿着土硝硝的假摩洛哥皮，不但格格作响，而且发出臭气。她身上还散发着一种撩人的麝香气，麝从来就不好捉。像这样的妓女没有钱，叫人实在没法相信。要是真正的流氓遇上了这种要钱没有的情形，一定要当街闹起来，会把她推倒在泥水里，会把她的包包扔到房顶上去。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事，只是在她走过以后留下的香气里停留了一会，就爬上拐顶去，在那里东摇西晃的找了一阵平衡，然后朝前走了。这件事说明了李卫公这次幡然悔悟已经结束了，很快他就开始想入非非：想像这个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且和她开始一场爱情。无须乎说，像他这样的人不堪重用。
假如红拂真被看成了妓女，就会有好多麻烦。所幸她那个装束只是似是而非，不但嫖客见了不敢嫖，连胆大妄为的流氓都不敢贸然过来收保护费。只有李靖这个楞头青上来就抢她的包。等到他走开以后，红拂听见一边有人说：好嘛，两个便衣碰到一起了。这话说得其实不对。就是女便衣也穿不起摩洛哥皮。但是洛阳街头的流氓有几个认得摩洛哥皮，更不要说知道它的价值了。非得像李卫公这样博古通今的人才知道。而李卫公脑子里整天都在想几何题，所以发现了是摩洛哥皮，当时也没觉得奇怪，直到上了拐，走到大街上，才高叫一声妈的，不对头！当时他想要转回去再看看红拂，但是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赶驴车的却说：我操你妈！这是走路呢，还是拉磨？他就没回去，只是到东城见了那位出书的朋友后告诉他今天撞见了一个穿摩洛哥皮的妓女。那位朋友说，好悬，准是便衣。她要是告你非礼，够你蹲半年大狱了。李靖说：别逗了，摩洛哥皮每平方寸卖二十块。那朋友说：高级便衣。李靖就说：算了，不管她什么便衣。告诉你，我证出了费尔马大定理。这个定理费尔马自吹证出来过，但是又不把证明写出来，证了和没证一样，而且也不知他真的证出来没有。李靖想让朋友给他出一本书，发表他这项了不起的发现。那位朋友却说：得了罢你，板子还没挨够哇。他让李靖给他画春宫，每幅给十块钱。因为刚刚挨了一阵板子，李靖就答应了。这是因为画了小人书就可以拿到钱，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比之虚无缥渺的数学定理好得多。但是过了一会，就想到画一幅画只值半平方寸摩洛哥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最后他终于把费尔马定理写到春宫小人书的文字... -->>
第一章
在本章里一再提到一个名称“头头们”在一本历史小说里出现这种称呼，多少有些古怪。作者的本意是要说明“头头”这种身分是古而有之。
一
李靖、红拂、虬髯公世称风尘三侠，隋朝末年，他们三人都在洛阳城里住过。大隋朝的人说，洛阳城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但唐朝的人又说，长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宋朝的人说，汴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所以很难搞清到底哪里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筑城的。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放到笼屉里蒸软后，掺上小孩子屙的屎（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除了屙屎什么都不干，所以能够屙出最纯净的屎），放进模版筑成城墙。过上一百年，那城就会变成豆青色，可以历千年而不倒。过上一千年，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可以历万年而不倒。过上一万年，那城就会变成黑色，永远不倒。这都是陈年老屎的作用。李靖、红拂、虬髯公住在城里时，城墙还呈豆青色。这说明城还年轻。可惜不等那城墙变成古铜色，它就倒了，城里的人也荡然无存。所以很难搞清城墙会不会变成黑色，也搞不清它会不会永远不倒。
洛阳城墙筑好之后，渐渐长满了常春藤。有一些好事的家伙派人把藤子从墙上扯下去，墙上就剩下了细小的藤蔓，好像四脚蛇断掉的尾巴。与此同时，被扯下墙的常春藤在地上继续生长，只是团成了团。有些叶子枯萎凋落，有些叶子却蓬勃向荣。这些藤子在地下，就像一堆堆的垃圾。而立着的城墙却被断裂的藤蔓染上了花纹，好像一匹晾在空中的蜡染布。然后又有些人觉得有花纹的城墙不好看，又派了一些人出来，举着绑了刀片的竹竿，把花纹都刮掉了。久而久之，城墙上就被刮出了好多白斑，好像脸上长了藓。我不明白既然一堵墙已经修了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好好呆着——人活着受罪，干嘛让墙也受罪呢。
李靖他们住在洛阳城里时，这里到处是泥水。人们从城外运来黄土，掺上麻絮，放在模版里筑，就盖成了房子。等到房子不够住时，就盖起楼房，把小巷投进深深的阴影里。洛阳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时候的雨水多，包铁的木车轮子碾起地来又厉害，所以街上就没有干的时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东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顶上在阳光下干裂了，底下还是一堆烂泥，足以陷到你的膝盖。那些泥巴就这样在大街上陈列着，好像鳄鱼的脊梁。当时的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那是一对带有歪杈的树棍，出门时扛在肩上，走到街边上，就站到杈上，踩起高跷来。当时的老百姓都有这一手，就像现在的老百姓都会骑自行车一样。谁也不知道将来的老百姓还会练出什么本事来——假如有需要，也许像昆虫一样长出六条腿。当然，各人的道行有深有浅。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也有人踩在丈八长拐上凌空而过。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些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在泥水中间，又有无数猪崽子在游荡。老百姓和猪就这样在街上构成了立体画面。除此之外，还有给老弱病残乘坐的牛车，有两个实心的木头轮子，由一头老水牛拉着，吱吱扭扭，东歪西倒。从城东到城西，要走整整半天。假如它在路中间散了架，乘车的都要成泥猪疥狗。不是老百姓的人坐在八匹马拉的轿车里呼啸而过时，泥水能溅到路边的店铺里面。正如今日有些豪华轿车跟在你自行车后猛按喇叭，嫌你聋得还不够快。老百姓总是恨非老百姓，这是原因之一。
那些在洛阳大街上横行的马车就像鱼雷艇，这种高速船只宜在空旷处行驶，不该开上大街。但是谁也没有对马车提出意见，因为谁都不敢。人们只是上街时除了带着拐，还带一把油纸伞，见到马车过来，就缩在路边，张开伞接泥巴。还有一些人不带雨伞，而是穿着油布的雨披。不管你怎么小心，总有弄到一头一脸一身泥巴的时候。所以又要带上一个防水的油布口袋，里面带着换洗衣服。但是要洗手洗脸，总要用水。井倒是好找，洛阳每个街口都有一间白色的小房子，里面就是水并。但是房子里有人看着，用水要钱。所以图省钱的人就在脖子上拴两个牛尿脬，里面放上水。但是你虽有换洗衣服，总要有地方换，总不能当街赤身裸体，找更衣处（现代话叫收费厕所）也要钱；所以图省钱的人就不是带一把伞，而是两把伞。更衣时把两把伞前后张开遮住。这样一个图省钱的人出门时，脚下踩着一对拐，脖子上挂了两袋水，背后插了两把伞，腰里还接着鼓鼓囊囊的口袋，实在是很累赘。其实你只要用一点钱，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到任何地方，这个办法和现在是一样的：坐taxi。所以那些人是自愿活得那么累坠，因为他们想省钱。他们想省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钱。
大隋朝的taxi没有轮子，那是一些黑人，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赤身裸体，只穿一条兜裆布，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问好了去处，他就张开口袋把你盛进去。一个大钱一公里，他可以把你驼到任何地方，身上也不会沾一点泥。但是在坐taxi前，必须在他脸上摸一把，看看是真黑人，还是鞋油染的。有些无赖专门冒充taxi，把人扛到臭水坑前面，脑袋朝下地往下一栽。这些无赖以为这样干是有幽默感，其实一点也不幽默，因为这样一栽常常把别人的颈椎栽断。别人的颈椎断了，他们就把钱袋摸走。这也如你今天乘出租车时，也必须研究一下司机和车子，万一乘错了车，就会被人把脸打扁。众所周知，taxi只对外国人和阔佬是安全的。坐taxi出门太贵，又有折断颈骨的危险，所以在洛阳城里，大多数人平常出门时都是全副武装，十分累赘。只有那些走街串巷的妓女最潇洒。那种人身穿皮子的短上衣和超短裙，溅上了泥后，等干了一刮就掉，顶多剩下一点白色的痕迹。过街时只要招招手，就有老黑来把她扛过去，连钱都不要。当然，走在路上时taxi的手不老实，要占点小便宜。她们什么都不带，因为什么都用不着，只带一个小手提包，包里有刮泥点子的竹片子，手纸，小镜子等等，但是没有很多钱，钱多了流氓会搜走。但也不能一点钱都没有。
那些流氓穿着黑绸子的长袍，头发用榆皮水梳得贼亮，嘴里嚼着蜜泡过的老牛皮（当时已经有了阿拉伯树胶做的口香糖，但是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妓女的包里要是没钱，流氓发起火来什么事都得干出来。好多年以前，洛阳城就是这样。好多年以前，李靖就是这么个流氓。
二
我在讲李靖的事时，他就像一座时钟一样走着。但是这座时钟走得并不总一样快。讲到别的人时也是这样。举例而言，现在是故事的开头，时钟就相当缓慢。也不知讲到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快起来，后来又忽然慢下去，最后完全不走了。这是我完全不能控制的。因为不但李靖，连我自己也是一座时钟，指不定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什么时候会停摆。我们现在知道，李卫公是个大科学家，大军事家；其实他还是个大诗人，大哲学家。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住在洛阳的祖宅里（那座祖宅是个土墙草顶的房子，草顶露了天，早该换草了），有时跑到街上来当流氓聊以为生。在这种时候他只好尽量装得流里流气，其实他很有上进心。年轻时李靖住在洛阳一条铺石板的小巷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点着蓖麻油的灯熬夜。那种油是泻药，油烟闻多了都要屙肚子。当时他可没有当大唐卫公的野心，只想考上个数学博士，在工部混个事就算了。但是这样的事他都没找到。
我知道李卫公精通波斯文，从波斯文转译过几何原本，我现在案头就有一本，但是我看不懂，转译的书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李卫公的译文“区子曰：直者近也。”你想破了脑袋才能想出这是欧几里德著名的第五公设：两点间距离以直线为最近。因为稿费按字数计算，他又在里面加了一些自己的话，什么不直不近，不近者远，远者非直也等等，简直不知所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段落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地下小说风格，还有些春宫插图。这都是出版商让加的。出版商说，假如不这样搞，他就要赔本了。出版商还说，你尽翻这样的冷门书，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因此李靖只好把几何与性结合起来。这是因为这位出版商是个朋友，他有义务不让朋友破财。每次他这么干的时候，都会感到心烦意乱，怪叫上一两声。但是他天性豁达，叫过就好了。
李卫公多才多艺，不但会波斯文，而且会写淫秽小说，会作画。他的书里的插图都是自己画的。有时候他也用烧红了的铁笔给自己在木板上画名片，用大篆写上“布衣李靖”写完了又觉得不过瘾，于是擅自用隶字加上了一行小字：“老子第十六世孙”这么写也不纯是唬人，因为姓李的都可能是老子的后裔，但是第十六世可一点依据也没有。他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不论春夏秋冬；上街时拄两丈长的拐，那拐是白蜡杆制的，颇有弹性，所以他走起来比马车还快。现在有些年轻人骑十速赛车，走起来也比汽车快。
当年李靖遇到红拂时，他很年轻。
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发明了各种器具。比方说，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那东西是一个木头盒子，上面立了好几排木杆，密密麻麻，这一点像个烤羊肉串的机器。一侧上又有一根木头摇把，这一点又像个老式的留声机。你把右起第二根木杆按下去，就表示要开2的平方。转一下摇把，翘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摇两下，立起四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再摇一下，又立起一根木杆，表示2的平方根是1。41。千万不能摇第四下，否则那机器就会哗喇一下碎成碎片。这是因为这机器是糟朽的木片做的，假如是硬木做的，起码要到求出六位有效数字后才会垮。他曾经扛着这台机器到处跑，寻求资助，但是有钱的人说，我要知道平方根干什么？一些木匠，泥水匠倒有兴趣，因为不知道平方根盖房子的时候有困难，但是他们没有钱。直到老了之后，卫公才有机会把这发明做好了，把木杆换成了铁连枷，把摇把做到一丈长，由五六条大汉摇动，并且把机器做到小房子那么大，这回再怎么摇也不会垮掉，因为它结实无比。这个发明做好之后，立刻就被太宗皇帝买去了。这是因为在开平方的过程中，铁连枷挥得十分有力，不但打麦子绰绰有余，人挨一下子也受不了。而且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怎么躲。太宗皇帝管这机器叫卫公神机车，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一些死在根号二下，有些死在根号三下。不管被根号几打死，都是脑浆迸裂。卫公还发明过救火的唧筒，打算卖给消防队。但是消防队长说，猴年马月也不失次火，用水桶也能对付。这个发明就此没卖出去，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卖给了大唐皇帝。当然，卖了的唧筒是铣铸的，不喷水，而是喷出滚烫的大粪。这东西既不能救火，也不能浇花，只能浇人。浇上以后就算侥幸没有死掉，也要一辈子臭不可闻。皇帝把它投入了成批生产，命名为卫公神机筒。假如老百姓上街闹事，就用屎来浇他们。卫公有过无数的发明，都是一辈子卖不出去，最后卖给了太宗。太宗把它们投入生产，冠以“神机”之名。现在我们一听到神机两个字，就把它和虐待狂划了等号，怎么也想不到消防和开平方。卫公年轻时，做梦都想卖发明来救穷，但是一样也卖不出去。等到他老了以后，这些发明倒全卖出了大价钱，但是这会儿他已经不缺钱了。
据我所知，李卫公年轻时只卖掉了一件发明，那是一架用手摇动的鼓风机，他把它卖给了邻居的饭馆，卖了二十块钱。做成了这个买卖之后，他高兴得要了命，以为从此自己有了正当的生计，不用再当流氓了。——在此之前，饭馆里都用人来吹火。每个灶眼都要雇五个人，手持吹火筒轮番上前。有些人干了一辈子，就再也用不着吹火筒。他们的嘴唇长了出来，好像鸭子，稍一用力就能形成个肉管子。谁知过了不到三天，人家就把被火烧糊了的鼓风机送了回来，不但让他把钱退回去，还想要他包赔几乎造成火灾的损失。其实卫公做的鼓风机再好使不过，只是不能倒过来摇。假如倒过来摇就不仅不能鼓风，反而要把灶膛里的火抽到鼓风机里，把木制的叶轮烧着。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再好的发明到了蠢货手里也不能起作用。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蠢货总是那么多。但是人没法子和蠢货争论。人家要他退钱，他就老老实实地说道：花完了，退不出了，然后就伸出额头来说道：打几下罢。他老拿额头来付帐，以致上面老是有三道以上的紫印子。不认识他的人总以为他像一些老婆子那样，喜欢把脑门子刮紫，并且以为这样做了以后百病不生，其实不是的。
有关这件事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架鼓风机后来也卖了出去，还是卖给了大唐皇帝。而大唐皇帝还是用它来打仗——在风向有利时，用它吹起石灰粉和研碎的稻糠，可以迷住敌人的眼睛。但皇帝的御厨房里依旧用人来吹火，而且那些吹火的人的嘴唇像融化了挂在半空的麦芽糖。
我们还可以说说古时候的人怎么开平方——工匠需要知道平方根，不管在哪朝哪代——干那件事首先是需要小棍子。古时候用筹算法，除了职业数学家谁也不把算筹带在身上，以免别人怀疑你是个卖筷子的。所以你走在隋朝的大街上，吃着烤羊肉串，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的跟着你，千万不要诧异。那都是些木匠的小徒弟，在给师傅找算筹，图的是你手里的那根竹签子。有些人图简便，就把平方根表刺在身上，但是中国字占地方，数表又长，脸上手上的皮远远不够。所以刺得浑身都是，干着活就会突然脱到光屁股。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大隋朝的法律规定泥水匠当街干活必须戴斗笠。这东西不光是为了遮风挡雨，还可以在查平方根时把前面挡上。
李卫公老年时是大唐的名臣，所以不知他还能不能记得年轻时驾两丈高双拐走在洛阳大街上的事。当时每个走在他下面的人都恨他恨得要死。这是因为他总从别人头顶上跨过去，使别人蒙受胯下之辱，还因为他在那件黑绸长袍底下什么都不穿。这一点在平地上不是个问题，悬在半空中就十分让人讨厌。当时洛阳城里的女人在巷口看到一对白蜡长杆从面前走过，感到一个影子从天顶飘落，遮住了阳光时，大多马上尖叫一声，闭上眼睛蹲在地下，表示她什么都不想看。也有些泼辣的娘们见到这种景象就怒吼一声，从家里拿出顶门杠，踏泥涉水地猛扑过去，追打那对白蜡杆，要把李靖从天上打下来。这也很难得逞，因为李靖的速度快着哪。他飞快的跑掉了，留在街上一串奸笑。只有在街边上徘徊拉客的妓女，才会嚼着嘴里老牛皮，扬起脸来看半空中的李靖——他长袍下襟下露出的两条毛茸茸的腿和别的东西。但是她们对这些东西早就司空见惯了。为了引起她们的注意，李靖在腿上和别的地方都刺了骇人听闻的图案。这件事就是这么古怪：
李靖在地面上时，她们服从他，千方百计的讨好他；而等他到了天上后，事情就反了过来。假如一个流氓在街上走过时，没有妓女的喝彩，那他就很难在洛阳城里混了。所以流氓要在天上表演各种花样，就像演员在台上表演一样。李靖在天上行走时，就像一只大鸟。这是因为他站在拐上时撅起屁股，把上身朝前俯去。这种乘拐姿式在洛阳城里得到最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最帅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个淘气的女孩子尝试站着撤尿一样，说不上有什么好看。他在街上走时，两腿岔得很开，一条腿踩在街的左边，另一条踩在街的右边，这样重心稳定不容易摔倒；而且假如有一辆横冲直撞的马车迎头撞过来，也只会从他两腿之间冲过去，不会碰着他。李靖在洛阳城里走动时，就像一只在小河沟里觅食的鹭鸶，脚下是一条污浊的水道。用这种姿势行走时，他的yīn茎朝前伸着，阴囊缩紧，从下面一看就如天上的一只飞鸟一样。假如仔细看的话，还能看见他的guī头上刺了一只飞翔的燕子，这是那时的时尚。其实这样的行走方式一点都不好，万一失去了平衡，会从天上摔下来，而且根本不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这就像飞机失掉了控制，掉到哪里都可能，甚至会掉到粪坑里。除此之外，他还能感到一股污浊的水汽从他两腿之间升上来。在他两边是深褐色的屋顶，有些铺着长满了苔藓的瓦，有的铺的是树皮——上面长了叫作狗尿苔的菌类。他耳畔响着一座城市熙熙攘攘的声音，鼻端充满了这座城市恶臭的气味。这种时候他总是在为生计奔走。直到他从那两根长竿上爬下来时，才不是在奔走。但那些时候他又在为生计老着脸皮求人，或者厚颜无耻地敲诈别人，卫公年轻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后来他成了大唐的卫公；这就是说，后世的人再也不好意思、也不敢说起他在洛阳街上行走时，因为不穿内裤，又因为受到污浊水气的熏蒸，经常患上阴囊搔痒症，那东西肿得像火鸡的脸一样；这种情形被在他身下面的妓女看到了。就会受到耻笑；所以他只好用姜汁把患处再染成黄色；这样不但受到骚痒的煎熬，还要忍受姜的刺激，感觉实在很不好。
李靖在洛阳城里当流氓，却是流氓中最要不得的一种。这就是说，他想向市场上的小贩要保护费，却不好意思开口，也不好意思伸手，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假设你是洛阳市场上一个小贩，见到一个穿黑衣服梳油头的家伙从你摊前过来过去，满脸堆笑地和你打招呼，你也想不到他是要讹诈你吧。然而他来的次数多了，摊面上就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不是雪白的布面上被用狗屎打了叉子，就是汤锅里煮上了死蛇。假如你对这些事情还能熟视无睹，就会有活生生的大蝎子跳到你摊上来。以上过程一直要重复到你在摊面上放了一叠铜钱，这叠铜钱无声地滑到他的袖口里为止。反正都是要钱，不明说的就更讨厌。向妓女要钱的时候他也板不起脸来，只是嬉皮笑脸的上前纠缠，和人家讨论音乐和几何学，直到对方头疼得要死，掏出钱来为止。所以无论小贩还是妓女，都对他切齿痛恨，希望他早患时疫瘟死。这种敌意表现在人们看到他时一点笑容都没有，而且谁也不搭理他。他的笑脸就像一个个肥皂泡，掉到水里不见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要面子，不能对别人恶语相向。晚上回了家以后，他脱掉黑绸的长袍，换上白麻布的短装，用灶灰水把头发洗得蓬蓬松松披在肩上，就跑到小酒馆或者土耳其浴室一类的地方，和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可疑人物讨论星相学，炼丹术等等，有时还要抽一支大麻烟。那种地方聚集着一些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而且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那些人都抽大麻，用希腊语交谈，搞同性恋；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像李靖一样招人恨。他们就像我一样，活着总为一些事不好意思，结果是别人看着我们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据我所知，自从创世之初，知识分子就被人看不起。直到他们造出了原子弹，使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李卫公年轻时被人说成大烟鬼、屁精、假洋鬼子，也没有卑鄙到想造原子弹来威胁人类。他在土耳其浴室里吸了一根大麻烟。迷迷糊糊地想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就像阿基米德一样，大叫一声“欧力卡”！光着屁股奔出澡堂跑回家去，连夜把定理写了出来，把门板锯了刻版，印刷了一千份，除了广为散发，还往六部衙门投寄。其结果是后来被衙门提进去打了一顿板子，罪名是妖言惑众，再加上那天晚上裸体奔跑，有伤风化。其实他无非是想让当官的注意他的数学才能，破格提拔他当数学博士。挨板子的时候，他又证明了费尔马定理，但是他这回学乖了，一声也没吭。
李卫公年轻时在洛阳城里。总想考数学博士，然后就可以领一份官俸，不必到街上当流氓。这是知识分子的正经出路。但是他总是考不取。这倒不是因为他数学不够精通，而是因为考博士不光是考数学，还要考周易，这门学问太过深奥，而且根本就不属于数学的范畴（我看属于巫术的范畴），所以不管他锥股悬梁，还是抽大麻，总是弄不懂。所以每次考试他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这样的卷子谁也不敢给他零分——实际上他得的是满分———但是考官觉得他在取巧，就给他数学打零分。这种结果把李靖完全搞糊涂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把那些小学的四则运算题全算错了，痛苦得要自杀。假如他知道内情，就该在数学答卷上也写皇帝万岁，这样就能考取。但是这些事不说明李靖笨。事实上他聪明得很。那次因为投寄毕达哥拉斯定理被捉去打板子时，他很机巧的在衣服底下垫了一块铁板，打起来当当的响，以致那位坐堂的官老爷老问“谁在外面打锣”但是像这样的小聪明只能使他免去一些皮肉之苦，却当不了饭吃。当然他的聪明还不止此。打完了板子之后，他还要被拉到签事房里去在屁股上涂上烧酒——表面上这是为了防止伤口化脓，并且表示一下头头们对被责者的关心；其实是要看看是否打得够重，是不是需要补打几下。这时李靖把铁板藏起来了，他的屁股上早就涂了烟灰水，看上去乌青的一大片。涂酒时，公差的手也变成了乌青一片，好像也挨了打，故而大家都说打得够厉害。挨了这顿板子以后，李靖幡然悔悟，决定不再装神弄鬼，要做个好流氓。出了衙门见到第一个妓女，他就把眼睛瞪到铜铃那么大，走上前去，不谈几何，也不谈音乐，伸手就要钱。而那个女人则瞪大了眼睛说道：钱？什么钱？这个女人就是红拂。李靖这样讲话时，已经不像个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话从来不明说，嫌这样不够委婉。
三
在本节里作者首次用到了“想入非非”这个词。对此也不能作字面上的理解。作者是指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性质。意思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差不了太多。李靖在天上行走时，不光可以看到脚下污浊的街道，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景物，一直看到地平线。地平线上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雾气下面是柳树的树冠，遮住了城墙。树冠里面是高高低低的房顶，还有洛阳城中高处的石头墙。那堵墙有两丈多高，遮断了一切从外面来的视线。住在墙外的人只知道里面住了一些有身份的人，却不知道他们是谁、怎样生活。李靖想过，假如再从城外运来纯净的黄土，掺上小孩子屙的屎，再多加些麻絮纸筋，就能筑起一座五丈多高的土楼——你不可能把土楼修得再高，再高就会倒掉——然后在土楼上再造一座五丈高的木头楼（木头楼顶多也只能造到五丈高，再高也会垮），然后再在木楼顶上用毛竹和席子搭起一座竹楼，这样三座楼合起来就有十好几丈高了。事实上没有人肯在那么高的地方造竹楼，因为来一场大风就会把竹楼吹走，连毛竹带席子你一样也拣不回来，而且这两样东西都还值一点钱，别人拣了也不会还回来。但这在李靖看来并不要紧。他只想在那座竹楼被风吹走前爬到上面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自从有了城市以来，所有的城市都分成了两个部分，一座uptown，一座downtown。李卫公住在downtown，想到uptown去看看，这也叫想入非非。我现在得闲时，总要到学校的教授区里转几圈，过过干瘾。那是一片两层的小楼，大面积的铝制门窗，只可惜里面住的全是糟老头，阳台上堆满了纸箱子。我喜欢从窗口往里看，但我没有窥春癖，只有窥房子癖。李靖在天上行走时，还看见红拂在下面街边上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走着，穿着妓女的装束。于是他把双拐插在道边上的烂泥里，从空而降，截住了她的路。李卫公从拐顶滑下来时姿式潇洒，就如一只大鸟从天上落下来，收束翅膀，两脚认准地面。好几个过路人都准备要喝他一句彩，只可惜他落得匆忙，不小心把怀里那些东西摔了出来，其中有一条死蛇，好几只活蝎子——这都是给小贩们准备的——所以那些人就把喝彩收了回去，给他一阵哄堂大笑。这种在妓女面前出彩的事叫人很难忍受，假如是被别的流氓碰到，一定会把红拂杀死来藏羞。但是李靖只是羞红了脸皮，伸出一根手指摸了一下鼻子，根本就没起杀人的念头。这说明李靖虽然下了决心要当个好流氓，但他还是当不了。他狠了狠心，决心管她要双倍的保护费，但她却一个子儿也不给。然后他又狠了狠心，把这耍赖的娘们吃饭的家伙没收掉。那东西就是羊尿泡做的避孕套。没有这东西，做起生意来就会赔本——所挣到的钱正好够付打胎的费用，而且讨了钱还不一定能打下来。我以为应该给发明避孕套的人发一枚奖章，因为他避免了私生子的出生，把一件很要命的事变成了游戏。但是奖章一般只发给把游戏变得很要命的人。李靖要是早明白这一点，年轻时也不会这么穷。
在李靖看来，红拂是很古怪的娼妓，她的身材太苗条，个子太高，远看起来，有点头重脚轻的样子，因为她梳了个极大的发髻，简直有大号铁锅那么大。她的皮肤太白，被太阳稍稍一晒，就泛起了红色。她就这个样子站在街边上东张西望。李靖走过去，伸手把她的皮包抢下来，翻来翻去，她就瞪着眼睛看他，一副忍不住要说话的样子，但是终于没有说。最后李靖把包还给她，瞪着眼吼了一声：你把钱藏在哪里了？红拂说：我没有钱。李靖又说，你把那东西藏哪里了？红拂就问：什么东西？李靖说：岂有此理。搜了哇！红拂就伸直了胳臂闻自己的胳肢窝。把两边都闻遍了以后，说：我每天都洗澡，怎么会馊。李靖瞪了一会眼，后来笑了笑，挥挥手让她走了。李靖后来说，他在红拂的兜兜里发现了好多进口货，像西域来的小镜子，南洋的香粉等等。她穿的皮衣皮裙都是真正摩洛哥皮的，又轻又软；不像别的妓女，穿着土硝硝的假摩洛哥皮，不但格格作响，而且发出臭气。她身上还散发着一种撩人的麝香气，麝从来就不好捉。像这样的妓女没有钱，叫人实在没法相信。要是真正的流氓遇上了这种要钱没有的情形，一定要当街闹起来，会把她推倒在泥水里，会把她的包包扔到房顶上去。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事，只是在她走过以后留下的香气里停留了一会，就爬上拐顶去，在那里东摇西晃的找了一阵平衡，然后朝前走了。这件事说明了李卫公这次幡然悔悟已经结束了，很快他就开始想入非非：想像这个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且和她开始一场爱情。无须乎说，像他这样的人不堪重用。
假如红拂真被看成了妓女，就会有好多麻烦。所幸她那个装束只是似是而非，不但嫖客见了不敢嫖，连胆大妄为的流氓都不敢贸然过来收保护费。只有李靖这个楞头青上来就抢她的包。等到他走开以后，红拂听见一边有人说：好嘛，两个便衣碰到一起了。这话说得其实不对。就是女便衣也穿不起摩洛哥皮。但是洛阳街头的流氓有几个认得摩洛哥皮，更不要说知道它的价值了。非得像李卫公这样博古通今的人才知道。而李卫公脑子里整天都在想几何题，所以发现了是摩洛哥皮，当时也没觉得奇怪，直到上了拐，走到大街上，才高叫一声妈的，不对头！当时他想要转回去再看看红拂，但是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赶驴车的却说：我操你妈！这是走路呢，还是拉磨？他就没回去，只是到东城见了那位出书的朋友后告诉他今天撞见了一个穿摩洛哥皮的妓女。那位朋友说，好悬，准是便衣。她要是告你非礼，够你蹲半年大狱了。李靖说：别逗了，摩洛哥皮每平方寸卖二十块。那朋友说：高级便衣。李靖就说：算了，不管她什么便衣。告诉你，我证出了费尔马大定理。这个定理费尔马自吹证出来过，但是又不把证明写出来，证了和没证一样，而且也不知他真的证出来没有。李靖想让朋友给他出一本书，发表他这项了不起的发现。那位朋友却说：得了罢你，板子还没挨够哇。他让李靖给他画春宫，每幅给十块钱。因为刚刚挨了一阵板子，李靖就答应了。这是因为画了小人书就可以拿到钱，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比之虚无缥渺的数学定理好得多。但是过了一会，就想到画一幅画只值半平方寸摩洛哥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最后他终于把费尔马定理写到春宫小人书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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