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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上了大学，虽然适应了老人的房间，但当每次都要像穿越某种时间隧道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像另一种“桃花园记”不过通常这只是我开始的一种感觉，进入谈话之后很快我和老人都忘记了置身的房间，时间的错位并不能阻挡一个老人的当下生活。我为老人带来了大学的思潮、周末舞会、人们谈论什么，学生会竞选、各种文学社团、打印或油印刊物、我的态度——一个并不积极的参与者。而老人目光炯炯，时常打断我，盯住我，让我详细讲，批评我的游离与轻描淡写。那时老人已退居二线，没作了多长时间馆长，实际上老人68年就到了退休年龄。老人成为一个义务图书管理员，每天向少年人发放图书，在阅览室阅读报刊杂志，对世事并不陌生，常常或者击节，或者一针见血，有时因为激动而嘴角颤抖，老人牙残缺不全，后来又掉了一些，嘴巴颤抖起来显示着巨大的能量。但老人仍然是锋利的，就算牙不锋利眼睛也十分锋利，常常让我心惊，那时老人目光如炬，以致有时让我产生错觉好像房间的主人是我不是老人。老人看上去像一个守陵人，实际上并没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我会注视一下墙上的字，意识到我所置身的空间，感到说不出的一种飘惚，甚至一种暗示，好像真的存在上帝的面孔，我不能说那是笑。但的确正如爱因斯说：上帝上微妙的，爱因斯因有自己的时间理论，但只是长与短的关系，并没发现某种并列的关系，如果老人是科学家或许会有新的阐释。
老人说我赶上了好时光，跟我讲一个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讲它们与诗歌必不可少的联系，讲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诗人是如何工作的，一个真正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即使不直接介入现实，诗歌中无形的血脉、气味、甚至节奏同样是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自觉与掘进。后者当然是针对我的诗歌而言，我知道老人更欣赏北岛江河食指们的诗，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老人也十分清楚。我模仿过他们的声音，甚至也曾写出惊人的句子：我们从墓地站起/像一场叛乱/村庄望风而逃。但这不是我的诗，不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与我无关。
是的，我没能成为老人所希望的诗人，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成为的诗人。我更多的诗淡而无味，几乎没有抒情成份，也没意象或象征，只有细节、叙述，干净的句子，无色无味，像塑料一样。这不是我喜欢的诗，但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也算诗。我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是海子，从抒情角度我认为有了海子的诗我已无事可做。我需要抒情读读海子就行了，不做作，像大地流水一样。老人也喜欢海子，从天才角度对海子评价甚至超过了北岛，老人认为海子的才华不在俄国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之下。老人趣味之广泛使他并没完全排斥我的无色无味的写作，从纯诗的角度老人也欣赏我的写作，我不知道是否一种鼓励，老人认为我的诗有一种罕见的质地，看起来淡而无味，没言说出什么，却可能是一种新的声音，但同时老人认为我作为诗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老人不解我年轻轻的写的诗何以如此平淡，怎么会有着事物本身的安静与虚无，老人说，你到老了再写这样的诗不迟，现在还是应该尽量使年轻的自己飞起来，触摸历史、大地、更多的心灵。在老人看来我这样写下去至多是一个小诗人，为此老人数次向我悉心讲述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历程，讲述苦难与荒谬的根源，讲述历史的现场。老人不知道这一切对我都过于巨大，只能将我吞没，不可能做出我个人生命的反应。有时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老人也是诗人，为什么自己不写寄望下一代人呢？很多次话已呼之欲出又咽了回去，我想我不能要求老人，希望总是在下一代的，是我自己不长进。然而不可避免地我后来越来越反感历史，越来越不愿倾听历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的存在。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头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头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旷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上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事情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多么的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惟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怎样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否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是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如果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我失去工作曾非常软弱地向老人提出请求，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哪怕开始是临时性的。我说图书馆是我童年的梦想，这您是知道的，只要给我一个开始我就会很好地做下去，我会永远做下去，您能跟馆里人说说吗？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说完就后悔了，无地自容。
雪后老人出来散步，我也散步，我们相遇，见到老人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毫无希望，几乎立刻想拿出调查所的羊皮工作证给老人看，安慰一下老人，也安慰自己。工作证就在贴身兜里，几乎摸了一下。我身体发飘，正好是愉快活泼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一支手杖，相互搀扶，在积雪的街景上并没引起太多的目光。街上几无行人，没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匆匆而过，大多只稍稍侧一下头。我不知道观注北京的卫星是否会注意到我们，据说拍下的照片相当清晰，连地上的烟盒名片都能成像。我曾看过一次航天摄影，没看到名片或烟盒，但是的确看到过报纸，标题十分醒目。
老人的房间一切如故，但这次我非常适应，几乎没有时间的错位感，也就停留了不过一两秒钟，我想可能是房间比较温暖的缘故。火烧得很旺，铝壶咝咝作响，水开了一段时间了。可能由于热气球的原理，屋顶垂状灰尘差不多是自然地飘摆，非常整齐，像一种舞蹈。我跺脚，老人不跺，我想老人从来不跺。老人放下手杖，扶着两屉桌，颤颤巍巍开暖瓶给我倒水。没有茶，老人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展示出一种白色的时间，颤抖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倒在了外面，顺桌子流，形成很好的图案，类似温泉。我看到而且听到自己同老人争执，我要夺下暖壶倒水，老人充耳不闻，毫无感觉，一任时间漫流。我说我不喝水，您别倒了，我给您倒上，我坐不住，雪天您可别出来了。我终于还是夺下老人的暖壶，扶老人坐下，给老人把水倒进搪瓷缸。提下铝壶灌暖瓶，蓄蜂窝煤，到院子里灌上凉水，重新坐在火上。倒炉灰，冬天每次来都要为老人清理一次垃圾，倒在街上圆形的垃圾筒里，有时要跑上好几趟。老人的炉灰通常堆放在两处，一是炉旁，一是门口的角落，门口堆太多了，邻居通常给倒掉，我来一次不管多少都要彻底清理一次。
最后擦掉桌上的水，嘱附了老人的身体，准备告辞。
老人直瞪着我，看出我要走，嗫嚅着说：
“我快倒不动一杯水了，可我还是能倒，你坐下。”
我喝老人倒得满满当当的水。
“洒了不要紧，”老人说“这是一个人的必然，人到老了事情非常慢，还控制不住，越老越慢，但是你知道从快倒不动水到倒不动水要多长时间？很长，长得你无法想象。”老人说：“今天举不动暖瓶了，你以为完了，到头了，可明天可能又举起来了，这个过程你知道这又要多长？还是很长。什么都要耐心，面对死亡也要耐心，他不招你去你就不能去，我厌了，别人也厌了。”
“您不能这样说，您很硬朗。”
“我与死斗了二十多年了，呵，也不是斗，这个词不恰当，应该是‘守’是吧，是‘守’，‘守’了二十多年，我是有贡献的。”
“您培养了我，就是我不争气。”
“嗯——你怎么这么说，你的路还长。我说有贡献不光是你，我对你没什么贡献，没有我你也有自己的路。我是说这间房子，”老人环视了一下“应该是个贡献吧，你说呢？”
“是是，这房子已名扬海外。”
“这不是目的，无关紧要。”老人再次环顾，看着我。
“你要活下去，一直到我这样，比我还要老。”
我感到某种紧张、死亡的强大，好像不是生者与生者之间，是死亡与死亡在说话。我厌倦了，实在是厌倦了，我为什么要一次次面对老人，面对这样的房间？现在我不能再承受什么了，我没有死的概念，但也了无生趣。我不要再听下去，我要赶快逃离。我看到我站起来，浑身战抖，我说您不要说了，干嘛要说这些，我得走了，还有事情，您多保重自己吧。但是我看到老人弯着腰站起来，一手拄杖，一手颤巍巍放我肩上，理了一下我的头发说：别怕，什么也不用怕，你等等，再等等，我不会马上，我也在看，我还要坚持，不会马上死。老人按下我，缓慢地向床前移动，非常吃力地卧下，像一匹老马一样。我不知老人要干什么，从来没见过老人这样。老人把手杖伸到床下，显然要够什么东西，半天也够不出来，实在看不过去我走上前问老人找什么，我来找，老人不出声，非常固执，手杖发出碰撞的响声。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样子，老人终于叹了口气说：
我已上了大学，虽然适应了老人的房间，但当每次都要像穿越某种时间隧道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像另一种“桃花园记”不过通常这只是我开始的一种感觉，进入谈话之后很快我和老人都忘记了置身的房间，时间的错位并不能阻挡一个老人的当下生活。我为老人带来了大学的思潮、周末舞会、人们谈论什么，学生会竞选、各种文学社团、打印或油印刊物、我的态度——一个并不积极的参与者。而老人目光炯炯，时常打断我，盯住我，让我详细讲，批评我的游离与轻描淡写。那时老人已退居二线，没作了多长时间馆长，实际上老人68年就到了退休年龄。老人成为一个义务图书管理员，每天向少年人发放图书，在阅览室阅读报刊杂志，对世事并不陌生，常常或者击节，或者一针见血，有时因为激动而嘴角颤抖，老人牙残缺不全，后来又掉了一些，嘴巴颤抖起来显示着巨大的能量。但老人仍然是锋利的，就算牙不锋利眼睛也十分锋利，常常让我心惊，那时老人目光如炬，以致有时让我产生错觉好像房间的主人是我不是老人。老人看上去像一个守陵人，实际上并没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我会注视一下墙上的字，意识到我所置身的空间，感到说不出的一种飘惚，甚至一种暗示，好像真的存在上帝的面孔，我不能说那是笑。但的确正如爱因斯说：上帝上微妙的，爱因斯因有自己的时间理论，但只是长与短的关系，并没发现某种并列的关系，如果老人是科学家或许会有新的阐释。
老人说我赶上了好时光，跟我讲一个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讲它们与诗歌必不可少的联系，讲那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诗人是如何工作的，一个真正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即使不直接介入现实，诗歌中无形的血脉、气味、甚至节奏同样是对所处时代的一种自觉与掘进。后者当然是针对我的诗歌而言，我知道老人更欣赏北岛江河食指们的诗，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他们，老人也十分清楚。我模仿过他们的声音，甚至也曾写出惊人的句子：我们从墓地站起/像一场叛乱/村庄望风而逃。但这不是我的诗，不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与我无关。
是的，我没能成为老人所希望的诗人，甚至不是我自己希望成为的诗人。我更多的诗淡而无味，几乎没有抒情成份，也没意象或象征，只有细节、叙述，干净的句子，无色无味，像塑料一样。这不是我喜欢的诗，但我只能这样写，如果也算诗。我后来真正喜欢的诗人是海子，从抒情角度我认为有了海子的诗我已无事可做。我需要抒情读读海子就行了，不做作，像大地流水一样。老人也喜欢海子，从天才角度对海子评价甚至超过了北岛，老人认为海子的才华不在俄国叶赛宁和西班牙的洛尔迦之下。老人趣味之广泛使他并没完全排斥我的无色无味的写作，从纯诗的角度老人也欣赏我的写作，我不知道是否一种鼓励，老人认为我的诗有一种罕见的质地，看起来淡而无味，没言说出什么，却可能是一种新的声音，但同时老人认为我作为诗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老人不解我年轻轻的写的诗何以如此平淡，怎么会有着事物本身的安静与虚无，老人说，你到老了再写这样的诗不迟，现在还是应该尽量使年轻的自己飞起来，触摸历史、大地、更多的心灵。在老人看来我这样写下去至多是一个小诗人，为此老人数次向我悉心讲述自己的心灵与肉体的历程，讲述苦难与荒谬的根源，讲述历史的现场。老人不知道这一切对我都过于巨大，只能将我吞没，不可能做出我个人生命的反应。有时我甚至没出息地想，老人也是诗人，为什么自己不写寄望下一代人呢？很多次话已呼之欲出又咽了回去，我想我不能要求老人，希望总是在下一代的，是我自己不长进。然而不可避免地我后来越来越反感历史，越来越不愿倾听历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的存在。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头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头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旷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上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事情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多么的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惟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怎样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否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是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如果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我失去工作曾非常软弱地向老人提出请求，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哪怕开始是临时性的。我说图书馆是我童年的梦想，这您是知道的，只要给我一个开始我就会很好地做下去，我会永远做下去，您能跟馆里人说说吗？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说完就后悔了，无地自容。
雪后老人出来散步，我也散步，我们相遇，见到老人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毫无希望，几乎立刻想拿出调查所的羊皮工作证给老人看，安慰一下老人，也安慰自己。工作证就在贴身兜里，几乎摸了一下。我身体发飘，正好是愉快活泼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一支手杖，相互搀扶，在积雪的街景上并没引起太多的目光。街上几无行人，没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匆匆而过，大多只稍稍侧一下头。我不知道观注北京的卫星是否会注意到我们，据说拍下的照片相当清晰，连地上的烟盒名片都能成像。我曾看过一次航天摄影，没看到名片或烟盒，但是的确看到过报纸，标题十分醒目。
老人的房间一切如故，但这次我非常适应，几乎没有时间的错位感，也就停留了不过一两秒钟，我想可能是房间比较温暖的缘故。火烧得很旺，铝壶咝咝作响，水开了一段时间了。可能由于热气球的原理，屋顶垂状灰尘差不多是自然地飘摆，非常整齐，像一种舞蹈。我跺脚，老人不跺，我想老人从来不跺。老人放下手杖，扶着两屉桌，颤颤巍巍开暖瓶给我倒水。没有茶，老人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展示出一种白色的时间，颤抖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倒在了外面，顺桌子流，形成很好的图案，类似温泉。我看到而且听到自己同老人争执，我要夺下暖壶倒水，老人充耳不闻，毫无感觉，一任时间漫流。我说我不喝水，您别倒了，我给您倒上，我坐不住，雪天您可别出来了。我终于还是夺下老人的暖壶，扶老人坐下，给老人把水倒进搪瓷缸。提下铝壶灌暖瓶，蓄蜂窝煤，到院子里灌上凉水，重新坐在火上。倒炉灰，冬天每次来都要为老人清理一次垃圾，倒在街上圆形的垃圾筒里，有时要跑上好几趟。老人的炉灰通常堆放在两处，一是炉旁，一是门口的角落，门口堆太多了，邻居通常给倒掉，我来一次不管多少都要彻底清理一次。
最后擦掉桌上的水，嘱附了老人的身体，准备告辞。
老人直瞪着我，看出我要走，嗫嚅着说：
“我快倒不动一杯水了，可我还是能倒，你坐下。”
我喝老人倒得满满当当的水。
“洒了不要紧，”老人说“这是一个人的必然，人到老了事情非常慢，还控制不住，越老越慢，但是你知道从快倒不动水到倒不动水要多长时间？很长，长得你无法想象。”老人说：“今天举不动暖瓶了，你以为完了，到头了，可明天可能又举起来了，这个过程你知道这又要多长？还是很长。什么都要耐心，面对死亡也要耐心，他不招你去你就不能去，我厌了，别人也厌了。”
“您不能这样说，您很硬朗。”
“我与死斗了二十多年了，呵，也不是斗，这个词不恰当，应该是‘守’是吧，是‘守’，‘守’了二十多年，我是有贡献的。”
“您培养了我，就是我不争气。”
“嗯——你怎么这么说，你的路还长。我说有贡献不光是你，我对你没什么贡献，没有我你也有自己的路。我是说这间房子，”老人环视了一下“应该是个贡献吧，你说呢？”
“是是，这房子已名扬海外。”
“这不是目的，无关紧要。”老人再次环顾，看着我。
“你要活下去，一直到我这样，比我还要老。”
我感到某种紧张、死亡的强大，好像不是生者与生者之间，是死亡与死亡在说话。我厌倦了，实在是厌倦了，我为什么要一次次面对老人，面对这样的房间？现在我不能再承受什么了，我没有死的概念，但也了无生趣。我不要再听下去，我要赶快逃离。我看到我站起来，浑身战抖，我说您不要说了，干嘛要说这些，我得走了，还有事情，您多保重自己吧。但是我看到老人弯着腰站起来，一手拄杖，一手颤巍巍放我肩上，理了一下我的头发说：别怕，什么也不用怕，你等等，再等等，我不会马上，我也在看，我还要坚持，不会马上死。老人按下我，缓慢地向床前移动，非常吃力地卧下，像一匹老马一样。我不知老人要干什么，从来没见过老人这样。老人把手杖伸到床下，显然要够什么东西，半天也够不出来，实在看不过去我走上前问老人找什么，我来找，老人不出声，非常固执，手杖发出碰撞的响声。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样子，老人终于叹了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