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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我按铃，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客厅里空无一人，有人送茶来，我轻轻道谢了，没有敢坐下去，只是背着门，看着壁上的书画。
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早年的“五月画会”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是远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场画中的战役，而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电话中约好去见老师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寝食难安。
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要怎么办？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而我，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骇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
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我被有礼的请进了并没有人，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
那一段静静的等待，我亦是背着门的，背后纱门一响，不得不回首，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那时的顾福生——唉——不要写他吧！有些人，对我，世上少数的几个人，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
喊了一声“老师！”脸一红，低下了头。
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喜欢美术吗？以前有没有画过？为什么想学画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表现得十分的自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建议。
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我竟闹了起来，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的东西。
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师在我身旁问我。
“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对着那张白纸和书架发愣。
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连声音也弱了。
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变得更神经质了。面对老师，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晓得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而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 -->>
这儿不是泰安街，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热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没有夹着油画，即使是面对那扇大门，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两分钟。
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夕阳下，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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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路，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而我，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个少年的我，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竟然鲜明如故。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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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在我都是惊惶。
但愿有人告诉我，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
门开了，我急速的转过身去。我的老师，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着伸出双手，就这一步，二十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而我，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旧。
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我也失去了语言。
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时归来的姊弟，而这些人，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向街的大门，是没有意义的，对我，街上没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动，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她不讲话。
初初休学的时候，被转入美国学校，被送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没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
出门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后来，我便不出门了。
回想起来，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这场代价，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想起来仍是心惊，那份刚烈啊，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竟是付给了它。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
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
记得是姊姊的朋友们来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姊弟，叫做陈缤与陈骕，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我避在一个角落里。
陈骕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一场骑兵队与印地安人的惨烈战役。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活泼的笔下，战马倒地，白人中箭，红人嚎叫，篷车在大火里焚烧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悄悄的看了个够。后来陈骕对我说，那只是他画着娱乐我们的东西而已，事实上他画油画。
陈骕的老师便是顾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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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回来的当日，坚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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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石像。”
“还有呢？”
“没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画，一会儿老师再来！”说完这话，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教我，竟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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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这是第一次，老师要我自己落笔，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才能引导我，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一条线也画不出来。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不动也不敢离去。
“怎么不开始呢？”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站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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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温和的接过了我手中的炭笔，轻轻落在纸上，那张白纸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显出了朦胧的生命和光影。画了第一次惨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东西离开画室。
那时已是黄昏了，老师站在阔叶树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头，那件大红的毛衣不在了。我一个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没有吃晚饭便关上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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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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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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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dh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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