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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钱少，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有人说，中国生产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事业不发达，唯有政府机构发达。机构发达的标志是公职人员多。本来公职人员的配备，应该是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我们却反着来，因人设岗，以岗生事。随便跑到哪个单位去，除了业务部门，还有不少综合部门，什么文秘档案、政策研究、财务后勤、政工宣传、纪检监督、工会老干、青年妇女，都设有专门机构。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正副处长一伙，正副科长一群，还不够，还得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一帮，外加普通科员若干，少了谁，都让人难受。
想起英国人诺斯古德帕金森的庸官理论，说庸官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让位，让能人上，只是让了位，却什么都让了出去，谁都不会这么傻。第二条是请个能人协助自己，这容易被能人取而代之，没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最后只能找两个或多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庸人当副手，自己稳坐在位置上发号施令。平庸的副手干不了事，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几个更加平庸的副手。依此层层重叠下去，庞大的庸官集团和臃肿机构于是形成。
这个帕氏理论多少有些道理，却说得过于直白，显得没文化品位，没谁爱听。还是咱中国人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既含蓄又有文化，听着舒服。所以随便跑到哪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机构大小，一个一把手，一般都会配三个副手，加在一起正好四个好汉。四个好汉坐到一处，只有半桌，喝酒还得另外找人，的确麻烦，于是配上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外加总经济师（不好叫总经济师的，便叫总会计师或总审计师、总政工师之类），四个加四个，正好八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权的弄权，弄钱的弄钱，实在没权也没钱可弄，就弄是非，反正不能闲着。这是一线和前台的领导，还有二线和提前离岗休息的原领导或准领导，什么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又是一大帮，都是组织上下了红头文件的。
下几个红头文件，也就花些打印费，成本不高，到底如今的乌纱帽既不用纱缝，也不拿麻织。问题是乌纱帽得有脑袋撑着，有多少乌纱帽，必须找出多少脑袋。脑袋都有后脑勺，伸手在那里一拍，拍出来的不是大政方针，就是英明决策；不是最新精神，就是重要指示；不是管理措施，就是收费项目。脑袋两边有耳朵，耳朵不仅要听汇报，听表扬，听领导招呼，还得听有偿电话，听付费手机。脑袋前面有眼睛，眼睛除了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还要看风景，国内的风景看厌，还得看外国风景。脑袋下面还有张嘴巴，嘴巴要作报告，要发指示，还得抽好烟，喝美酒，并佐以山珍海味。
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乌纱帽多，脑袋就多。脑袋总得琢磨些什么，不琢磨人，就琢磨事，或琢磨钱，管人的官，管事的官，管钱的官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管人的时候，唯恐人少，人越多越有权威。管事的时候，只恨事小，事大才能出大政绩。管钱的时候，最怕钱不够，没有钱便没有可钻的地方，那钱眼可比美女靓妹的媚眼还勾人。官来人，人来事，事得来了钱才好办，而天上下雪下雨，从来不下钱，得靠纳税人一角一块往上交。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唯独不想当纳税人和孙子，这样花钱的多，送钱的少，工资就这么裸体起来。
工资也裸体，实在不是什么好事，仅仅成全了我的小说。这样的小说读者喜欢，我捂着嘴巴偷着乐。可乐得几回，不知怎么的，竟渐渐乐不起来了。于是趁这本小说出版之机，写了这么个序言。
——人多钱少，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有人说，中国生产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事业不发达，唯有政府机构发达。机构发达的标志是公职人员多。本来公职人员的配备，应该是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我们却反着来，因人设岗，以岗生事。随便跑到哪个单位去，除了业务部门，还有不少综合部门，什么文秘档案、政策研究、财务后勤、政工宣传、纪检监督、工会老干、青年妇女，都设有专门机构。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正副处长一伙，正副科长一群，还不够，还得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一帮，外加普通科员若干，少了谁，都让人难受。
想起英国人诺斯古德帕金森的庸官理论，说庸官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让位，让能人上，只是让了位，却什么都让了出去，谁都不会这么傻。第二条是请个能人协助自己，这容易被能人取而代之，没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最后只能找两个或多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庸人当副手，自己稳坐在位置上发号施令。平庸的副手干不了事，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几个更加平庸的副手。依此层层重叠下去，庞大的庸官集团和臃肿机构于是形成。
这个帕氏理论多少有些道理，却说得过于直白，显得没文化品位，没谁爱听。还是咱中国人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既含蓄又有文化，听着舒服。所以随便跑到哪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机构大小，一个一把手，一般都会配三个副手，加在一起正好四个好汉。四个好汉坐到一处，只有半桌，喝酒还得另外找人，的确麻烦，于是配上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外加总经济师（不好叫总经济师的，便叫总会计师或总审计师、总政工师之类），四个加四个，正好八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权的弄权，弄钱的弄钱，实在没权也没钱可弄，就弄是非，反正不能闲着。这是一线和前台的领导，还有二线和提前离岗休息的原领导或准领导，什么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又是一大帮，都是组织上下了红头文件的。
下几个红头文件，也就花些打印费，成本不高，到底如今的乌纱帽既不用纱缝，也不拿麻织。问题是乌纱帽得有脑袋撑着，有多少乌纱帽，必须找出多少脑袋。脑袋都有后脑勺，伸手在那里一拍，拍出来的不是大政方针，就是英明决策；不是最新精神，就是重要指示；不是管理措施，就是收费项目。脑袋两边有耳朵，耳朵不仅要听汇报，听表扬，听领导招呼，还得听有偿电话，听付费手机。脑袋前面有眼睛，眼睛除了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还要看风景，国内的风景看厌，还得看外国风景。脑袋下面还有张嘴巴，嘴巴要作报告，要发指示，还得抽好烟，喝美酒，并佐以山珍海味。
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乌纱帽多，脑袋就多。脑袋总得琢磨些什么，不琢磨人，就琢磨事，或琢磨钱，管人的官，管事的官，管钱的官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管人的时候，唯恐人少，人越多越有权威。管事的时候，只恨事小，事大才能出大政绩。管钱的时候，最怕钱不够，没有钱便没有可钻的地方，那钱眼可比美女靓妹的媚眼还勾人。官来人，人来事，事得来了钱才好办，而天上下雪下雨，从来不下钱，得靠纳税人一角一块往上交。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唯独不想当纳税人和孙子，这样花钱的多，送钱的少，工资就这么裸体起来。
工资也裸体，实在不是什么好事，仅仅成全了我的小说。这样的小说读者喜欢，我捂着嘴巴偷着乐。可乐得几回，不知怎么的，竟渐渐乐不起来了。于是趁这本小说出版之机，写了这么个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