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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中文网 www.yanqingzw.com,粉墨舂秋汪精卫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小道士”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即已开始,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

    他是福冈县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加入朝日新闻工作;后来又留学欧美,学成回国仍回朝日,当到”专务总主笔”、副社长。由于他的家世、籍贯、经历,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福冈在北九州,介乎长州、萨摩之间,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话亦可以讲得通。

    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以此渊源,获得财阀的支持,自不在话下。再由于留学欧美,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闻服务30年,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在日本社会中,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东条内阁,他受邀担任”情报部参与”;小矶内阁成立,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军部的默许,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他所恃的”触角”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日本新闻记者,往往负有政治任务;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决定排除杉山元,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儿庄,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必须通过军部,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方能将他召回东京。

    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闻记者秘密担任;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到了1945年3月间,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与此同时,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说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长”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

    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有这样一条路子,值得一试。小矶认为可疑,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因而决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学、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了解缪斌的情况。

    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指出,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且有重庆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中间人”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转达”最高当局,并受到”重视”

    接得山县的报告,小矶颇为兴奋,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第一、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应取得”汪政府”的谅解,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第二、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所以对缪斌的劣迹,相当了解;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

    此外,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过态度虽不热心,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

    话虽如此,小矶相信他的同学,过于阁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未便独断独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以听取情报为理由,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

    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中国政府”的特别代表,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另有一组工作人员,携带专用的电台,随同赴日。这也就是使小矶”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别叮嘱,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一定要带来。

    哪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亦竟信以为真,而冈村宁次正在进行老河口、芷江作战,妄想进攻重庆,正急电大本营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亦正由青森县之西的弘前驻地,赶往中国战场,如果此时与重庆谈和,势必破坏他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加以阻挠,禁止缪斌的随员及无线电器材上飞机。小矶接到报告,对于军方的行动颇为惊异,但亦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地位远不及东条,对于军部毫无约束的力量。

    缪斌单身到了东京,在见小矶时,率直提出要求,晋见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蒋委员长是不会作任何考虑的。

    几经折冲,才决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缪斌作初步接触。当然,所选的这个皇族,必须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数不多;天皇的直系亲属,称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华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号并有称号,称号为”宫”此是一家族的总称,当时皇族中,比较为中国所熟悉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见得缪斌的来头不小;所以小矶欣然乐从,派绪方去见木户幸一,提出缪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见。

    但木户认为缪斌晋见日皇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而缪斌坚持立场,仿佛在报复当年近卫的声明,”不以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如今亦不愿与日本政府谈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负起”中间人”的任务。

    照日本的”皇室典范令”皇室、皇族必须学习军事;东久迩宫稔彦是陆军出身,而且军旅的经验很丰富,位至中将,做过师团长。七七事变初期,他的师团派至华北,并参加过进攻汉口的战役。回国以后,久任参谋总长;当然,那多少是一种”荣誉职”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个胞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称为”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后。日本皇室、皇族,有近亲结婚的传统,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实际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昭和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东久迩宫稔彦的父亲,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彦亲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时也是姑丈,因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内亲王,称号为”泰宫”的聪子。朝颜亲王的儿子很多,所以这一支在皇族中的势力最大;除”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中占了3家,梨本宫守正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帅府”的首席,现在是”伊势神宫”的”斋主”、朝香宫鸠彦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八子,为现役陆军中将;东久迩行九,与朝香宫同岁。由于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见重用。

    东久迩稔彦接见缪斌,是在3月18那天;东久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日本朝野最关心的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日本天皇?”

    “当然。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只对日本军阀有反感。”

    “国民政府为什么想跟日本谋求和平?”

    “中国不希望日本灭亡,为了中国的防卫起见,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国希望日本在灭亡之前,与美国谋和。”

    缪斌将日本比作中国的”防波堤”当然是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说:“现在如果实现中日和平的话,可以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你是小矶首相邀请来的,为什么先想谒见天皇呢?”

    “在日本谁都不可靠。”缪斌发挥了他一向善作惊人之论的特长,”可以信赖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见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转达我所陈述的意见。”

    东久迩宫稔彦当即表示,接受缪斌的要求,据情转陈日皇;当然也还要表明态度,却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词令;他说:“希望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为基础,来结束世界大战。”

    “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的具体条件,缪斌向小矶及绪方提出一个所谓”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点一共4项:第一,停止敌对行为,自中国撤退所有日本军队;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认蒋委员长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第三,满洲问题,另行交涉;第四,恢复日本与英美间的和平。

    于是在3月20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小矶报告了缪斌来日以后的活动,然后提出请求:以缪斌所提方案为前提,讨论日本与中国政府的和平交涉问题。

    “本人很怀疑,此种工作会有什么效果?”陆相杉山元一马当先,兜头浇了冷水,”缪斌是中国政府抛弃的人物;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诚意,不应该让这样的人物来居间。”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海相米内光政便说:“请外相表示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首相与本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本人不能负责。”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说:“据本人所知,缪斌并非汪政权的忠实分子;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亦早已将他排除在外。”

    “这是表面的看法。”小矶的信心毫未动摇,”我有好些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缪斌的工作是重庆所许可的。”

    “过去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工作,结果都证明是重庆情报机关所弄的玄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对于一向与中国政府隔绝的缪斌来谈和,本人始终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米内光政问道:“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议;小矶与绪方知道,在这个会议上任何争论,都是徒费唇舌,所以亦未开口。缪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矶还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为参谋总长在理论上是日皇的幕僚长,可以单独”帷幄上奏”同时参谋总长主管军令,对于停战问题处在有力的发言地位。可是梅津没有被小矶所说服。

    情势很明显了,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一项工作,竟至于连讨论都不讨论,即为他的阁僚所否决;这不就等于全体阁员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缪斌找了来会出现这样的恶劣的副作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对小矶自是一大打击。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日本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在本土决战时,对登陆的敌人迎头痛击;让敌人知道,虽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军在中国大陆那样,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的危险,不如讲和为妙。

    这个机会要从胜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当机会来临时,要能及时捕捉。因此,小矶旧事重提,要求积极参预。

    经过深切的考虑,小矶决定打最后一张牌:直接诉之日皇。

    小矶是在4月2日单独晋见日皇,要求对缪斌路线赐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无法作此重大的决定,他仍旧要召见陆、海、外三相后,才能答复。这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天便由木户内相转告,日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据说:陆、海、外三相一致反对小矶的计划的理由,倒不是因为缪斌不够资格;而是认为中国与英美有坚强的同盟关系,若非事前与英美充分磋商,绝难单独与日本进入和平关系。日皇深以为然,所以这样答复小矶。

    由于日本宪法上的缺点,统帅与国务是脱节的:东条英机之能独断独行,是由于人事上的手段,弥补制度上的缺点,由特旨先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小矶组阁本是预备役的大将,自无法援东条之例,因而要求总理大臣得列席大本营会议,为陆军所拒绝。到得缪斌来日之前,这一点终于争取到了;但虽得列席,每周召开两次的大本营会议,既无发言权,又无表决权,论地位还不如军部的一名课长;不过一个高级的旁听者而已。

    因此,小矶在晋见日皇的第二天,亲访杉山元;他本来是陆相,由于与畑俊六分任本土防卫的第一、二总军司令官、晋衔元帅,并交卸陆相;推荐阿南惟几继任,尚未到职。小矶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陆相,以便强力参与大本营的决策;同时可以事先估计,谈和的时机将会在何时来临,以便准备。

    军部断然拒绝了!仍旧是现役与预备役的理由。

    小矶无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进宫、捧呈辞表;并且上奏,后继内阁必须是”大本营内阁”

    对缪斌的东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会有何结果;始终存着一个”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万一之想,因为果真东京与重庆能够直接谈和,他的肩头就会轻松得多。

    缪斌毕竟铩羽而归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说日本天皇曾经亲自接见;又派东久迩宫代表赐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来谈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报,证实缪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矶内阁垮台,退役海军铃木贯太郎组阁,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对”本土作战”正在积极部署,认为铃木内阁是”投降内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汪政府当然亦要解体,个人的出处,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于是有的打算建功赎罪;有的准备隐姓埋名;当然也有人持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但个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却不可连累亲友,金雄白就是这样,早在汪精卫刚死时,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业了。

    有一天,有个新闻界的朋友胡东雅去看他,说第三战区派来一个姓张的高参,托他引见周佛海。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过多少次,当即打电话跟周佛海联络好,将张高参带到周家,达成了引见的任务,随即就走了。

    过了几天,胡东雅又来看他;一见面就喜孜孜地说:“雄白,恭喜你,有个极好的消息,张高参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驻三战区,作为联络官。三战区属意老兄;张高参请你马上向周先生去请示,什么时候跟张高参一起走。”

    金雄白既惊且喜,便即问说:“怎么会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荐?”

    “不是。听说是顾将军自己决定的。”

    金雄白回忆往事,想起曾经替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将军出过一回力,那时他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曾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闻界,大张挞伐,更为愤激。后来是由杜月笙调停,方得无事;不过期间金雄白亦曾由顾将军透过周佛海的关系,托金雄白从中斡旋,也许是因为这层渊源,顾将军才会想其他。

    不论如何,反正这是个出深渊而登青云的大好机遇;金雄白不敢怠慢,当天便去看周佛海,说明来意。

    “我向张高参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话。”

    兜得一盆冷水,将金雄白浇得背脊都发凉了。

    “我想过,你去了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来?”金雄白问。

    “日本人对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东回来,一定会有麻烦。平常有麻烦不怕,这时候有麻烦,我没有能解决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释,”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人,尤其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心情之复杂、之不可理喻,你总想象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认周佛海的话,是经过考虑,出自衷心,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你去了不回来,好些只有你才能办,或者一向是你经手,别人茫无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是实话。金雄白经手的”关系”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部分,是无法交出去,而这极少数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蒋委员长的代表蒋伯诚的关系,就非金雄白作桥梁不可。

    “再说,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难,当然以朝夕不离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于理智,最后的一个留他的理由,出于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动。金雄白到这时候,连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消失了。

    “好!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那就谈最要紧的一件事,照你看我当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

    金雄白毫不迟疑地答说:“自然是如何接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不错。日本在中国的部队有300万;一旦本土决战,当然要调一部分回去。这调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锐,留下来的即或不是战斗力怎么强的部队,不过数量很大,仍不可轻敌。”周佛海又说:“不过政府也有60万人,虽然战斗力不高,仍旧可以发生牵制作用;我当前的课题是不知如何将这个牵制作用发挥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国军所希望的地区,发生牵制作用?”

    “既能发生牵制作用,何不将这个作用,索性化成战斗?”

    “你的意思是,直接对日军攻击?”

    “正是。”金雄白点点头。

    与其牵制,不如进攻;联络游击队,组织沦陷区民众,而遥引国军正规部队为后援,以待麦克阿瑟的艨艟巨舰,起事着实可为。金雄白所建议的这一策,当时为周佛海笑为书生之见;其实却是针对日本大本营战略上的弱点而加以痛击的上上之策。

    因为情况是很明显的,日本为了本土决战,以及防备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否定冈村宁次往西南深入冒险,严令将部队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静态的牵制;大可放手攻击——战略家、政论家一直在鼓吹、在强调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队侵华,是自陷泥淖,来得去不得;现在不正就是日军归心如箭,急于从沼泽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国应该拖住它的时候吗?

    赞成金雄白的主张的人,甚至还作了这样的一个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软哄硬骗,盘踞不去;哪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流氓之家遭人袭击,已经失火了;流氓急于脱身回家救火,那末与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岂不应该乘机反抗?这个流氓为了根本有失,无心恋战,一定是采取只求摆脱的守势;那时就岂不容他脱身,让他眼睁睁看老巢沦为一片瓦烁,岂不也是绝大的胜利?

    但周佛海不听。虽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不管军统也好,三战区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更不用谈战略了。

    到了民国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哪里惨败,怎么样惨败;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什么令人兴奋的谈话?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储备银行”钞票的花纹中,分散隐藏的”中央马上来”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说:“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作为反攻开始以后,敌后宣传之用。这件事要快;请你负责筹备。经费不成问题,向我要。”

    “钱是小事。”金雄白踌躇着说:“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海运中断,来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货。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

    金雄白灵机一动,顿有无比轻松之感;原来他早想结束平报,却以种种顾虑,下不了决心。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迟疑犹豫,一扫而空,所以觉得轻松。

    “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这样,请你马上进行。”

    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一个人先盘算停当;然后在半夜里,坐车到报馆,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大样”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2号去消夜。

    关起门来,樽边密谈;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告诉了王治明,问他的意见。

    “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是机密,不便向同仁公开;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

    “是的,我想过。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说办报没有前途,决定改为印刷所。”金雄白又说:“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该收的广告费、报费尽量收回。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预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点点头问:“定在什么时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够了。”王治明又问:“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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