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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更像是大姐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体验不到像陈卓然这样，七八岁才进入家庭，和家人始终是隔膜的。别看他生活得挺活跃，内心其实很寂寞。大姐也是有差不多的情形，但因是女性，又是陈卓然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富有忍耐的精神，便在家庭中担起了负责的角色。看起来弟妹甚至父母都听她调排，事实上呢，她并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二姐，则是以凶悍表现出来，她特别能敏感到不公平，在这个作风粗疏的家庭中，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摩擦冲撞。于是，她就变得极具进攻性，是最不好惹的一个。这类孩子都是有童年的隐痛的，只是不自察罢了。南昌单是迷恋陈卓然的思想，不了解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是书本上的知识织成的，多少带有教条的成份。而那外壳底下，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就是说，陈卓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昌极少了解。即便是对他南昌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年轻人都是教条的，因为阅历没有纸上文章精彩，跟不上思想的需要。
这样，南昌不由就对大姐生妒。但他不能驳陈卓然兴致，只得沉默着陪坐。现在，吃完饭后，他们四人还会围着饭桌坐一时。要是晚饭，大姐便收去碗筷，放上一碟自炒的瓜子，好像准备长谈的样子。然后，南昌就发现，桌上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沉默着，就是二姐。所以，事实上，只是陈卓然和大姐二人说活。二姐的沉默，比南昌的，更具压迫感。她不像南昌那样不耐烦又无奈何的样子，而是——有意为之。有时候，她会忽地抬起眼睛，迅速看陈卓然一眼，再看大姐一眼，忽又埋下头吃饭。还有时候，她整整一顿饭不看他俩任何人一眼，而是诡秘地看南昌一眼。对这个二姐，南昌向来心底有几分打怵，和其他弟妹一样，避让着她，怕她生事。晓得她是行为乖张的人，也就并不以为意。有一日，南昌和陈卓然正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不料，二姐推进门来，当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却不说，往床沿一坐，就不走了。两人说不下去了，停一时，一起看她，她也看他们。彼此看了一会儿，她就冷笑，说：我一来就不说了？陈卓然当然说不是，试着再与南昌说下去，却忘了在说什么，就又停下，只得笑了。二姐也笑了，立起来，说，保密啊！如同来时那么突兀地，又走了出去，将门砰一声摔上。南昌气得脸通红，险些儿要骂出来，他向陈卓然建议出去走走，陈卓然表示不必。此时他又接上方才的话题，继续下去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现在，连大姐都变得乖戾起来，她不再与陈卓然说话。二姐呢，也不说。大姐和二姐之间，更不说了。所以，反是要南昌在从中传话。他与大姐的芥蒂不知不觉中倒消除了。当然，他们依然是不亲近的，南昌对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似乎有一场更为严重的感情事故正在来临，其余的，就显得不重要了。即便是像南昌这样生活在教条的世界里的人，都感到不安了。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南昌看陈卓然，希望能找到答案。虽然是他的姐妹，可这一阵过下来，他觉得陈卓然对她们更了解似的。可是陈卓然不看他，不给他答案。吃完这顿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地，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南昌禁不住发火道：你们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大姐和二姐是一伙的。大姐却没接南昌的话，说，你二姐要丢人了！血液涌到头上，南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想的是——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他就是这么想：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此一时，他与他的姐妹们才有了些痛痒相关的心情。他和大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不晓得门后面正发生着什么。南昌泄气地想，他的家人如此令他沮丧！
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应该是和陈卓然同岁，可看起来更像是大姐年长。南昌对此感觉不怎么舒服，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概无兴趣，觉得是天下最乏味的人，尤其是大姐，想不出陈卓然与她有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体验不到像陈卓然这样，七八岁才进入家庭，和家人始终是隔膜的。别看他生活得挺活跃，内心其实很寂寞。大姐也是有差不多的情形，但因是女性，又是陈卓然所说的那种类型的女性，富有忍耐的精神，便在家庭中担起了负责的角色。看起来弟妹甚至父母都听她调排，事实上呢，她并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这种孤独的处境，在二姐，则是以凶悍表现出来，她特别能敏感到不公平，在这个作风粗疏的家庭中，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摩擦冲撞。于是，她就变得极具进攻性，是最不好惹的一个。这类孩子都是有童年的隐痛的，只是不自察罢了。南昌单是迷恋陈卓然的思想，不了解那思想是陈卓然最外壳的一层，是书本上的知识织成的，多少带有教条的成份。而那外壳底下，由生活与经验培养的实质，就是说，陈卓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南昌极少了解。即便是对他南昌自己，南昌又了解多少呢？年轻人都是教条的，因为阅历没有纸上文章精彩，跟不上思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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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没有人来敲门。他们自己推门出去，见两个姐姐已经面对面在桌上吃饭。又有一次，饭桌上缺了二姐，下一次则是大姐不出场。现在，连大姐都变得乖戾起来，她不再与陈卓然说话。二姐呢，也不说。大姐和二姐之间，更不说了。所以，反是要南昌在从中传话。他与大姐的芥蒂不知不觉中倒消除了。当然，他们依然是不亲近的，南昌对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似乎有一场更为严重的感情事故正在来临，其余的，就显得不重要了。即便是像南昌这样生活在教条的世界里的人，都感到不安了。终于有一日，吃饭的时候，两个姐姐谁也没到桌上来，余下他们这两个，面对面吃着。南昌看陈卓然，希望能找到答案。虽然是他的姐妹，可这一阵过下来，他觉得陈卓然对她们更了解似的。可是陈卓然不看他，不给他答案。吃完这顿饭，陈卓然提出：出去走走吧！南昌自然同意。走到门口，刚要拉门，二姐忽然出现了，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南昌恼怒地说：你干什么？二姐不理他，对了陈卓然说：我要与你谈一谈。有一霎，陈卓然显出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甚至看了南昌一眼，好像是向他求助，可是很快地，他镇定下来，说了一声“好啊”转身随二姐走去。这时，南昌看见了大姐，站在厨房门口，煞白着脸，看着陈卓然和二姐的背影消失在一扇房门后面。南昌禁不住发火道：你们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大姐和二姐是一伙的。大姐却没接南昌的话，说，你二姐要丢人了！血液涌到头上，南昌感到无比的愤怒，他想的是——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他就是这么想：他的家人替他丢人了！此一时，他与他的姐妹们才有了些痛痒相关的心情。他和大姐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不晓得门后面正发生着什么。南昌泄气地想，他的家人如此令他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