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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样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了。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利，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的。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的，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我不知他这是有意为之，还是习惯使然，但不管怎样，我一向认为他这是有点错误理解了自己。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的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面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是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显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弄掉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d？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了，因为山高路远，进出都意味着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了，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把你慢慢放倒，放倒得舒舒服服的，让你放倒后再不想起来。我至今尚未有离开此地的念头，恐怕也不再会有了。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着，一边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却是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是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肯定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的，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还有何红烈、王一兵等人（他们都参与了陪同工作）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了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具体细节性的东西依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我也是看了照片后才知道那次他也来了。这简直是件奇怪的事情，陪了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就没有留下一点记忆。这大概也给某些说我有梦游病的人提供了上好的证据。虽然我难以否认生活中我时有“灵魂出窍”的现象，但这显然不是梦游。是什么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那一年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不久）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我推测，在我去医院检查之前，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的量。但我把当时所有不良感觉都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所以一直没有去管它，慢慢地它可能也就自然地少了一些，变成了少量。这么说来，我还真要感谢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了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命，是缘，是说不清的东西。此外，我也想到了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些鬼鬼祟祟的事，肯定也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的，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可能都是平平常常的，像对待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的。这也意味着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了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动最大的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的，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就是他的官路我想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候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个世俗。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
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样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了。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利，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的。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的，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我不知他这是有意为之，还是习惯使然，但不管怎样，我一向认为他这是有点错误理解了自己。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的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面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是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显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弄掉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d？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了，因为山高路远，进出都意味着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了，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把你慢慢放倒，放倒得舒舒服服的，让你放倒后再不想起来。我至今尚未有离开此地的念头，恐怕也不再会有了。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着，一边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却是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是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肯定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的，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还有何红烈、王一兵等人（他们都参与了陪同工作）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了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具体细节性的东西依然是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我也是看了照片后才知道那次他也来了。这简直是件奇怪的事情，陪了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就没有留下一点记忆。这大概也给某些说我有梦游病的人提供了上好的证据。虽然我难以否认生活中我时有“灵魂出窍”的现象，但这显然不是梦游。是什么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那一年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不久）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我推测，在我去医院检查之前，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的量。但我把当时所有不良感觉都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所以一直没有去管它，慢慢地它可能也就自然地少了一些，变成了少量。这么说来，我还真要感谢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了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命，是缘，是说不清的东西。此外，我也想到了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些鬼鬼祟祟的事，肯定也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的，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可能都是平平常常的，像对待一个普通朋友一样的。这也意味着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了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动最大的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的，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就是他的官路我想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候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个世俗。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