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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