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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大学时曾和男女同学一起出游。走在闹市街头，常常遇见衣裳褴褛、形状奇异的乞丐，女同学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惊吓之余颇有悲伤之情。我负责帮她们把钱币丢进乞丐钵。这些淑女们有怜悯而无胆量，不敢也不忍走近这些浑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闹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阳光普照，熙来攘往。我在街头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见一小男孩，五六岁年纪，蓬头垢面，细弱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说：打发点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黄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长，伤口红肿化脓，真是惨不忍睹。我顿时面目青黑，心里只有满腔怒火，恨不得这个世界刹那间轰然毁灭。
四十岁后，少年时自许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反倒越来越少。出生牛犊不怕虎。不谙世事的少年凭着一腔血气直面人间苦难也许并不难。可人间的辛酸是醋，时间久了，多硬的心肠也会被泡软。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采访的嘉宾是王姬。谈到她的儿子，王姬几次泪流满面。王姬说，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现在总是爱哭。可是我要像过去一样，把眼泪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坚强。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难需要勇气。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不可告人的浓黑阴暗，不回避，不讳饰，在静穆与沉默中不调转头去，也许需要更大勇气。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实在坦诚大胆，但还是被揭发有许多劣迹没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鲁迅。他那把解剖刀不仅无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国麻木愚昧的灵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内心的绝望、颓败、彷徨、狭激、猜疑和阴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吕纬甫的沉沦颓唐，人力车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个不可以看作鲁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内在的惨淡和淋漓鲜血更令人触目惊心。坦率地说，我没有鲁迅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时真的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实在无可逃避，只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说一声：我没看见，我不是这样的。
我想人生再怎么直面、怎么铁面无私，总有苟且的时候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有一句话说“英雄到老皆皈佛”这话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经杀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无可逃避的内心找一条退路罢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杀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恐怖组织创始人祖赫迪被释放了。祖赫迪51岁，已在狱中服刑22年。据说他在狱中大彻大悟，忏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萨达特总统是烈士”“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允许的”我当然不想怀疑祖赫迪的诚意，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忘记了使萨达特成为烈士的就是他，现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孙。
说大说小王跃文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王跃文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
nbsp; 大学时曾和男女同学一起出游。走在闹市街头，常常遇见衣裳褴褛、形状奇异的乞丐，女同学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惊吓之余颇有悲伤之情。我负责帮她们把钱币丢进乞丐钵。这些淑女们有怜悯而无胆量，不敢也不忍走近这些浑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闹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阳光普照，熙来攘往。我在街头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见一小男孩，五六岁年纪，蓬头垢面，细弱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说：打发点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黄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长，伤口红肿化脓，真是惨不忍睹。我顿时面目青黑，心里只有满腔怒火，恨不得这个世界刹那间轰然毁灭。
四十岁后，少年时自许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反倒越来越少。出生牛犊不怕虎。不谙世事的少年凭着一腔血气直面人间苦难也许并不难。可人间的辛酸是醋，时间久了，多硬的心肠也会被泡软。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采访的嘉宾是王姬。谈到她的儿子，王姬几次泪流满面。王姬说，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现在总是爱哭。可是我要像过去一样，把眼泪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坚强。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难需要勇气。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不可告人的浓黑阴暗，不回避，不讳饰，在静穆与沉默中不调转头去，也许需要更大勇气。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实在坦诚大胆，但还是被揭发有许多劣迹没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鲁迅。他那把解剖刀不仅无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国麻木愚昧的灵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内心的绝望、颓败、彷徨、狭激、猜疑和阴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吕纬甫的沉沦颓唐，人力车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个不可以看作鲁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内在的惨淡和淋漓鲜血更令人触目惊心。坦率地说，我没有鲁迅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时真的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实在无可逃避，只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说一声：我没看见，我不是这样的。
我想人生再怎么直面、怎么铁面无私，总有苟且的时候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有一句话说“英雄到老皆皈佛”这话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经杀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无可逃避的内心找一条退路罢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杀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恐怖组织创始人祖赫迪被释放了。祖赫迪51岁，已在狱中服刑22年。据说他在狱中大彻大悟，忏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萨达特总统是烈士”“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允许的”我当然不想怀疑祖赫迪的诚意，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忘记了使萨达特成为烈士的就是他，现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孙。
说大说小王跃文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王跃文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