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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装车”和“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做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小肚”1、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人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召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着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伙哄着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徽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同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其沉重。倘若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它？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啊！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
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心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
薛纪徽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都还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在进行，虽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苫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而且女儿小莲蓬带着油嘴圈儿，恰巧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便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来啦！”
薛纪徽赶紧进屋，劈面便见着了母亲。
此刻薛大娘心里真是酸苦辣咸俱全，惟独少去了甜味。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时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底让薛大娘脸面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当着薛家人向潘秀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娅呀，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脸，她不愿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布置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只是木樨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讪讪地向新来的客人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呆一会儿准来给大家点烟敬酒；薛纪跃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应答着人们的祝贺与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及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纪跃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他试图把最后两句展开议论一下，可是谁又能有听他讲解的耐心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
薛纪徽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纪徽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里充盈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纪徽的心针刺般发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们并不清楚薛纪徽是才刚到来，薛大娘和薛师傅出于面子... -->>
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装车”和“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做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小肚”1、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忌、白兰地一类洋酒的“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人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着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曰：
地安门外赏荷时，
数里红莲映碧池；
好是天香楼上坐，
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着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70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1982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召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着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伙哄着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徽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同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其沉重。倘若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它？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啊！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
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心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
薛纪徽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一切似乎都还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在进行，虽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苫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而且女儿小莲蓬带着油嘴圈儿，恰巧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便高兴地大喊：“爸！”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来啦！”
薛纪徽赶紧进屋，劈面便见着了母亲。
此刻薛大娘心里真是酸苦辣咸俱全，惟独少去了甜味。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王经理等人告辞时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底让薛大娘脸面上无光。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当着薛家人向潘秀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娅呀，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着！”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脸，她不愿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布置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只是木樨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讪讪地向新来的客人解释着：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着，呆一会儿准来给大家点烟敬酒；薛纪跃是真的醉了，他傻笑着，胡乱地应答着人们的祝贺与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及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纪跃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他试图把最后两句展开议论一下，可是谁又能有听他讲解的耐心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
薛纪徽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纪徽等待着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一句话，只是痴痴地望着他，那眼里充盈着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纪徽的心针刺般发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们并不清楚薛纪徽是才刚到来，薛大娘和薛师傅出于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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