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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于是我们便浮一大白。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 -->>
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于是我们便浮一大白。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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