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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第613页，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在第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
(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
(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从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关于红楼梦的问答
［按］这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访谈节目，已于2006年7月10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和10频道播出四次。现将节目中我对主持人及现场观众提问的回答摘录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多大岁数？
刘心武：我想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发现父亲睡觉的床的枕头特别高，我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书里面还有绣像，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他怎么看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觉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发现我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我。所以我最早看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12岁这个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红楼梦的时候，您爱挑着什么看？
刘心武：爱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就是肢体语言比较少的人，我读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书里面的人替我发泄了。还有那个醉金刚倪二那段我喜欢看，这些都是配角，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隆福寺附近，什么东廊下、西廊下，红楼梦里面有这个地名，有这个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兴趣。
主持人：后来到多大的时候，您觉得开始能懂一点红楼梦这本书的味道了？
刘心武：我觉得那还是在青年时期了，应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时候看红楼梦就很安全了，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他的一些意见，后来评红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红楼梦又重印了，所以那个时候读红楼梦。读红楼梦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种沧桑感。过去读，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林红玉，小红，她说“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原来哪能被这种话打动啊？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很年轻，不是很老，可是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人情，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出味儿了。
主持人：那您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懂得红楼梦了？可以出来说说红楼梦了？
刘心武：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就已经读通红楼梦了，敢出来说了。我再强调一下，是百家讲坛一而再、再而三地非把我拉到这儿来讲，我一再跟他们说我不讲，因为我没有自信。录的时候我很认真，我这个人是这样，要不我就不答应，答应以后我就挺认真。比如说今天这个节目，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在这儿老老实实，你问我什么我能说我就都说。效果怎么样，我既没有预期，也没有预料到，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行。有人说你想出名，其实说句难听的话，我早就出过名了，我不需要再出名了。（掌声）所以应该说是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仍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说把红楼梦就读懂读通了。我觉得越这样倒越好，因为我如果都觉得自己完全都读懂读通了，完全正确了，在这儿讲红楼梦，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了，那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不会再去读了，因为我就会觉得还读它干吗？我还要读，还是仍然充满了新鲜感，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
主持人：红楼梦这本小说中，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呀？
刘心武：这个在我录的节目里面我已经说了，我说我最喜欢妙玉，这使很多人大吃一惊。王蒙，我的一个同行，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通电话，他就曾经说，你怎么会选妙玉啊，妙玉最讨人嫌了，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
主持人：清高、孤僻。
刘心武：是啊，很多人就这么理解，特别是被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给糟蹋了，连起来形成那样一个形象，其实我就觉得妙玉她是很不容易的。每个人喜欢什么都有自己的个人原因，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孤僻，不合群，我为自己的个性问题在人生当中遭受到好多挫折。其实说到底的话，外包装可能是觉得政治性或者是社会性的，其实就是性格悲剧！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恶意，也挺好的，但是人家就觉得你，德行，是吧？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从妙玉这面镜子里能看到自己。我喜欢她并不等于说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正面形象或者是一个应该去学习的楷模，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曹雪芹对这个生命的解释，让我觉得最能接受。她的全部的优点、缺点、弱点，就像那个邢岫烟批评她“男不男，女不女，僧不僧，尼不尼”这是很尖刻的批评。但是妙玉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因此我对自己也有一份自尊，一份自信，一份自爱。
主持人：我想问的就是，妙玉身上的什么东西让您如此喜欢和敬重？
刘心武：因为从书里描写她具体的出身、后来的生存状态来说的话，她保持一种个人尊严是很困难的，可是她保持下来了。比如说她已经到京城了，师父圆寂了，师父又不让她回南方，贾府要请她，她要求你下帖子，你可以说她拿架子，你不下帖子，你这个权贵之门以势压人，我不去。再比如说她接待贾母，贾母第一句就说“我不吃六安茶”她是老祖宗嘛，她说话就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最慈祥的话和最专制的话，她想说她就说，妙玉就敢软顶她。而且妙玉早就防着她这点，这是妙玉聪明之处，我觉得很厉害。另外像林黛玉，谁敢说林黛玉俗呢？你说林黛玉小心眼、体弱多病，你敢说林黛玉俗？她还俗？但妙玉就不客气，点一句“你是个大俗人”不是一般的俗。这就是直来直去的语言，在社会交往中敢使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直抒心臆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妙玉的为人处事，她有一个前提，她在维护自尊和自爱的前提下，她并不去妨碍别人。她对别人没有进攻性，没有侵略性，甚至于根据我的探佚，她后来还能够去救助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存在应该容纳。我呼吁我们社会要容纳怪人，要容纳社会边缘人，要容纳性格孤僻的人，要容纳内向的人，要容纳说话难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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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卷中，第613页，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杜维？福克马执笔的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出现一节里，他这样说：“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在第800页，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塞瑞尔？伯奇执笔的毛以后的时代一节里，则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应推刘心武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书中的那位中学教师，是个刘在后来的几篇小说中也写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受人喜爱的人物。那位老师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戏剧性，但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几个互成对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足者，那位老师不顾同事们的怀疑，为他恢复名誉。但这个失足者倒不成问题，问题出在那个团支书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个小捣蛋都不开窍，但她热情很高，而且动不动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没看过的文学作品斥为淫秽读物。相比之下第三个学生就是个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个动乱期间，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的心灵健全，因为她家书橱里还继续放着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然后又说：“刘心武向来是正脱颖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辩的代言人”接着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段发言，又说：“在运用短篇小说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译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这些“洋鬼子”的话，确实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为了简便地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班主任这篇作品，产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为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2)这篇作品是“伤痕文学”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们对这篇作品，以及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兴趣，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关注使然。
(4)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性诉求的文章。
(5)这样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历史――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与纯文学方面的评价基本上是两回事儿。
(6)就文学论文学，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写我爱每一片绿叶时，技巧上开始有进步，到1981年写作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时，才开始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
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那时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师，从1974年起被“借调”离职写作，1976年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命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写班主任时，作为文艺编辑室的编辑，我分工抓长篇小说，当时手里比较成熟的稿子有两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萨，另一部是两位农民作者合作的，写农村修路的大路歌。他们的稿子生活气息浓烈，文字也活泼流畅。虽说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但1977年2月7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决定了还得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编辑部对稿子的取舍，也就不能不以此为准绳，这可难为了我这个责编和两位作者――我们必须使稿子里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还得歌颂“文化大革命”可他们那里修路，实在并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结果，这部书稿到头来没能出版。与雅克萨作者谢鲲的接触，使我感到我们那一代人必须抓紧做事(1977年我35岁，已不能算是很年轻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具体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交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出于羞涩，我还是宁愿花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出来时已是12月(刊物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部，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我是谁。出了编辑部，我赶紧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喷香的刊物，心里很高兴。不过，那并不是我头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子。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出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关于红楼梦的问答
［按］这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访谈节目，已于2006年7月10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和10频道播出四次。现将节目中我对主持人及现场观众提问的回答摘录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多大岁数？
刘心武：我想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发现父亲睡觉的床的枕头特别高，我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书里面还有绣像，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他怎么看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觉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发现我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我。所以我最早看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12岁这个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红楼梦的时候，您爱挑着什么看？
刘心武：爱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就是肢体语言比较少的人，我读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书里面的人替我发泄了。还有那个醉金刚倪二那段我喜欢看，这些都是配角，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隆福寺附近，什么东廊下、西廊下，红楼梦里面有这个地名，有这个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兴趣。
主持人：后来到多大的时候，您觉得开始能懂一点红楼梦这本书的味道了？
刘心武：我觉得那还是在青年时期了，应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个时候看红楼梦就很安全了，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发表了他的一些意见，后来评红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而且红楼梦又重印了，所以那个时候读红楼梦。读红楼梦我有自己的心得，就是人生的那种沧桑感。过去读，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林红玉，小红，她说“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原来哪能被这种话打动啊？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很年轻，不是很老，可是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人与人之间，人情，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出味儿了。
主持人：那您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懂得红楼梦了？可以出来说说红楼梦了？
刘心武：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我就已经读通红楼梦了，敢出来说了。我再强调一下，是百家讲坛一而再、再而三地非把我拉到这儿来讲，我一再跟他们说我不讲，因为我没有自信。录的时候我很认真，我这个人是这样，要不我就不答应，答应以后我就挺认真。比如说今天这个节目，我既然答应了，我就在这儿老老实实，你问我什么我能说我就都说。效果怎么样，我既没有预期，也没有预料到，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行。有人说你想出名，其实说句难听的话，我早就出过名了，我不需要再出名了。（掌声）所以应该说是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我觉得自己仍然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不敢说把红楼梦就读懂读通了。我觉得越这样倒越好，因为我如果都觉得自己完全都读懂读通了，完全正确了，在这儿讲红楼梦，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了，那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不会再去读了，因为我就会觉得还读它干吗？我还要读，还是仍然充满了新鲜感，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会有新的收获。
主持人：红楼梦这本小说中，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呀？
刘心武：这个在我录的节目里面我已经说了，我说我最喜欢妙玉，这使很多人大吃一惊。王蒙，我的一个同行，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通电话，他就曾经说，你怎么会选妙玉啊，妙玉最讨人嫌了，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
主持人：清高、孤僻。
刘心武：是啊，很多人就这么理解，特别是被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书给糟蹋了，连起来形成那样一个形象，其实我就觉得妙玉她是很不容易的。每个人喜欢什么都有自己的个人原因，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孤僻，不合群，我为自己的个性问题在人生当中遭受到好多挫折。其实说到底的话，外包装可能是觉得政治性或者是社会性的，其实就是性格悲剧！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恶意，也挺好的，但是人家就觉得你，德行，是吧？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从妙玉这面镜子里能看到自己。我喜欢她并不等于说我就觉得她是一个正面形象或者是一个应该去学习的楷模，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曹雪芹对这个生命的解释，让我觉得最能接受。她的全部的优点、缺点、弱点，就像那个邢岫烟批评她“男不男，女不女，僧不僧，尼不尼”这是很尖刻的批评。但是妙玉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因此我对自己也有一份自尊，一份自信，一份自爱。
主持人：我想问的就是，妙玉身上的什么东西让您如此喜欢和敬重？
刘心武：因为从书里描写她具体的出身、后来的生存状态来说的话，她保持一种个人尊严是很困难的，可是她保持下来了。比如说她已经到京城了，师父圆寂了，师父又不让她回南方，贾府要请她，她要求你下帖子，你可以说她拿架子，你不下帖子，你这个权贵之门以势压人，我不去。再比如说她接待贾母，贾母第一句就说“我不吃六安茶”她是老祖宗嘛，她说话就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最慈祥的话和最专制的话，她想说她就说，妙玉就敢软顶她。而且妙玉早就防着她这点，这是妙玉聪明之处，我觉得很厉害。另外像林黛玉，谁敢说林黛玉俗呢？你说林黛玉小心眼、体弱多病，你敢说林黛玉俗？她还俗？但妙玉就不客气，点一句“你是个大俗人”不是一般的俗。这就是直来直去的语言，在社会交往中敢使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直抒心臆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妙玉的为人处事，她有一个前提，她在维护自尊和自爱的前提下，她并不去妨碍别人。她对别人没有进攻性，没有侵略性，甚至于根据我的探佚，她后来还能够去救助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存在应该容纳。我呼吁我们社会要容纳怪人，要容纳社会边缘人，要容纳性格孤僻的人，要容纳内向的人，要容纳说话难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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