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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当时有家书店。大约是1954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中。那时家里经常“纵容”我买书，不过，我买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话选铁木尔的伙伴（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
龄阅读的书。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红楼梦新证，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实属咄咄怪事，且不足为训。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红楼梦的家庭。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他们仍不赞成我觅金瓶梅一阅，哪怕是“洁本”可是我十一岁时，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红楼梦去“瞎翻”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红楼梦新证时，其实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很奇特，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不通”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才成为了“荣国府”的老爷，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且时有紧张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绽”等等，这些考证，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因此一时冲动，便将书买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责我“乱买书”及至听我把“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阅了，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这桩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红楼梦都只是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爱好”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红学”的书籍，都只是“看热闹”何谓“红学”那实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红楼梦新证，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爱红”史感慨万千，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红学”的炎凉浮沉。“红学”一度成为“显学”甚至刮起过“龙卷风”但其最显赫时，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近些年“红学”似又相当地“边缘化”了，虽说这也许能使“红学”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红楼梦新证，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红学”的各个分支，更闹不清“红学”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红楼梦新证作出理性的评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红楼梦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红楼梦新证中，将高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就此点而言，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
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深为震动，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现在所传世的种种红楼梦版本，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绝不是要脱离对红楼梦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红学”“正题”的轨道，去搞“烦琐考证”恰恰相反，通过严肃的探究，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举例来说，如果以为现在... -->>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当时有家书店。大约是1954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中。那时家里经常“纵容”我买书，不过，我买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话选铁木尔的伙伴（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
龄阅读的书。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红楼梦新证，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实属咄咄怪事，且不足为训。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红楼梦的家庭。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他们仍不赞成我觅金瓶梅一阅，哪怕是“洁本”可是我十一岁时，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红楼梦去“瞎翻”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红楼梦新证时，其实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很奇特，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不通”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才成为了“荣国府”的老爷，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且时有紧张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绽”等等，这些考证，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因此一时冲动，便将书买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责我“乱买书”及至听我把“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阅了，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这桩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红楼梦都只是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爱好”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红学”的书籍，都只是“看热闹”何谓“红学”那实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红楼梦新证，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爱红”史感慨万千，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红学”的炎凉浮沉。“红学”一度成为“显学”甚至刮起过“龙卷风”但其最显赫时，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近些年“红学”似又相当地“边缘化”了，虽说这也许能使“红学”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红楼梦新证，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红学”的各个分支，更闹不清“红学”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红楼梦新证作出理性的评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红楼梦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红楼梦新证中，将高鹗的续书，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而他的这一论点，引起了颇多的反对，不过，自那以后，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而且移时愈坚，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就此点而言，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
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深为震动，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现在所传世的种种红楼梦版本，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绝不是要脱离对红楼梦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红学”“正题”的轨道，去搞“烦琐考证”恰恰相反，通过严肃的探究，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举例来说，如果以为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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