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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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