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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一个国家或民族缺乏良好的宗教传统，肯定是件遗憾的事。但是，人类早已走过了精神蒙昧期，现在再要往某个民族意识深处重新植入某种宗教，无异痴人说梦。时至现代，那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才可自我救赎。
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我倒是胡思乱想过人类精神建设过程当中对肉体的背叛和逃避。人的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你是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伊渡：人类必须承认一些假定的前提才能心安理得，不然真没法活下去。比如人类知道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上帝。人活着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仅仅诞生于偶然，无所谓高贵意义。宇宙间，由于极偶然的原因诞生了这么一个适应生命存在的地球，又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滋生了种种原始生命，仍然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人类进化出来。也就是说，人类极可能不存在，或者极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既然如此，人类自命的使命感哪里来的呢？
王跃文：造化创造了人的肉体，也创造了人的思维。可思维偏偏想离开肉体，飞升到另一个空灵的境界当中去。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尖刻地讽刺过的那种人，他们拼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有次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听那位英国的劳伦斯对满怀好奇心的土耳其土著人说，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人都很有钱。我很感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有人分析中国贫穷的根源，列举了很多原因，包括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运不昌等等，我想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对肉体的蔑视和排斥。人有物欲和肉欲，天经地义，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偏偏重义理而轻物欲，这是相当虚伪的。统治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甚至告诫老百姓不要看重物质利益，就更加假仁假义了。
蔑视肉体物欲“文革”时期达到巅峰。所谓艰苦朴素，直接成了不要物质利益、只要思想觉悟。当时有的干部偶尔置了新衣服，得特意缝上两个补丁。没有物质利益的向往，哪来的创造动力？贫穷就是很自然的了。
追寻这种荒唐的政治理念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精神一直梦想着逃离肉体。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经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难道非如此不能悟道？人类肉体的丰富感觉，它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却惟独不在人的肉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伊渡：中国古人所说的“物”和“我”通常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而其中的“我”通常又是指精神的我，而非肉体的我。
王跃文：也不尽然。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认为肉体是万恶之本，灭掉肉体欲望和肉体感觉，才能灭掉恶。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我的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康德说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中国文化中，康德说的那种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儿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儿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的美名，也不是因为孩子呼救的声音刺耳难听，确实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忍。孟子说，无恻隐之心，算不上人；无羞恶之心，算不上人；无辞让之心，算不上人；无是非之心，算不上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孟子说的这四种萌芽，就是人性中的善。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内心自然生长，像小树长成大树、花苞开成花朵。只要听凭善的本性滋长，人皆可以为尧舜。
王跃文：是的。这善是寄居在哪里的？身体发肤自然受之父母，人性的善受之哪里呢？孟子说，善来自于天。他说的这个天，不是自然界中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而是意理之天、道德之天。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天，就是一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
伊渡：按照孟子这种说法，灵肉可是一体的呀。人由父母所生，善由天所受。也就是说，人一来到世间，他的身上就有着善的本性。
王跃文：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似乎人的肉体和人性浑然一体了，人的肉体和宇宙道德第一次连在了一起。这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开端。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按孟子的说法，它是一种宇宙之气，超乎人的道德之上，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然而，这种浩然之气同样可以养在人的心里、运行于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最要紧的它必须寄居于人的肉体之上。
伊渡：孟子的浩然之气只能存在于什么样的肉体上呢？或者所谓肉体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心灵？
王跃文：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他的身体就与常人不同：面孔酷似野兽，体魄异常强健。宴会上，他是铁打的汉子，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人。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之后，惟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继续到广场上去唇枪舌剑，驳倒他的对手。
据说，苏格拉底对严寒的非凡抵抗力也让人惊讶。寒冬天气，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羊皮袄，裹上毡子，苏格拉底却依然穿着平时那件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他是以此来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的。
苏格拉底强健的肉身与他令人生畏的智慧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敏捷的思维必须要有强健的肉体才能承载。有时，苏格拉底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中午到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从黎明开始就站在那里思考问题！夜幕降临，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床搬到外面，观察苏格拉底的动静。他们看到苏格拉底竟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阳升起了，苏格拉底对着太阳，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伊渡：也许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如此强壮的肉体，他那卓然超群的精神就没法产生。
王跃文：好像是南怀谨说过，印度自古诞生哲学和宗教，就因为它地处亚热带，野生水果很多，人们吃食不愁。他们几乎不用劳作，就可以吃饱，然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于是就诞生了哲学和宗教。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当成严谨的学术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起码要保证肉体的温饱，才能谈得上精神。爱斯基摩人生活在苦寒的北极圈内，必须吃尽苦头才能填饱肚子，才能保暖身子。我没有听说爱斯基摩人那里诞生了哲学和宗教。
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像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的。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仍略许可见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让我的心愉悦，就像肉食饱我口福。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需要的。他更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脱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伊渡：看上去孟子好像很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可其实又并不如此？
王跃文：是的。孟子轻视感官的欲望，而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他认为就是因为有了仁义礼智，人才区别于禽兽。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他生动地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
“文革”的时候，我们村有个老人，天寒地冻，还在参加劳动。县委书记看见了，上前亲切地询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人回答：七十二了！县委书记非常感动，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积极参加劳动，为的是什么？老人回答得很干脆：为嘴巴！县委书记非常失望，不再问下去了。因为他需要的答案是：为革命。县委书记得到老人这么低级的回答，没有把那老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很人道了。
从孟子开始，到这位县委书记，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人们缺少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当时住的地方，齐宣王专门为他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肯定也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不成问题。
伊渡：应该说，孟子不是没有欲望，而是优厚的物质生活满足了他的欲望。
王跃文：对呀。孟子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伊渡：我猜想，孟子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如果他老是牙痛、失眠、胃痛、高血压，逼得他不得不重视他的肉体，可能他又有另外的哲学观点了吧？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厌世者。
王跃文：与孟子同代的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托，大鹏鸟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不管庄子是如何高明之人，不论他的学问如何玄妙，我总觉得未免自欺欺人。他的学说果真好，穷人都去信奉庄子好了。中国最好把他的学说输送到非洲国家去，穷人们坐在猴面包树下玄想着忘我，就可以获得至乐。事实是庄子哲学在他的诞生地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救助过一个穷人。我是世俗中人，只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庄子。
伊渡：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
王跃文：是啊。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人干脆不活算了。人生下来就死掉，或者干脆就不要生下来，就无所谓快乐或痛苦了。
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
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
孔子又说，不错，但还不够。
又过一些日子，颜回又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做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
伊渡：什么是“坐忘”呢？
王跃文：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
伊渡：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体，闭塞耳目，离析肉体，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道。
王跃文：庄子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肉体的态度。庄子眼里，人的肉体只要顺其本性，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因为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皮囊，把它忘个一干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子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物化，同于大道。于是栩栩然蝴蝶，蘧蘧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
伊渡：庄子追求快乐的方法原来就是更残酷地对待肉体。
王跃文：庄子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高妙。他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生痛苦、感受痛苦的肉身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追问痛苦因何而生，以及怎样才能解决痛苦这些问题了。庄子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直接撤消了。果真能如此，倒是真令人向往的。其实庄子这种解决痛苦的方法，浓眉长髯的老子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我怀疑老子或庄子，他们自己真正做到了“无身”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孟子和庄子，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
忘却肉体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已是登峰造极。有人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肉里，寻求精神上的无限崇高感。唐山大地震，几十万肉体陷入废墟，拯救肉体所能借助的不是物质，而是蕴藏着无限精神力量的红宝书。
我是个肉体感觉特别敏感的人，弄不懂离开肉体还有什么精神；相反，当肉体遭遇强烈冲击的时候，满脑子想像的都是跟肉体有关的问题，从来没有从肉体痛苦中悟出过什么道来。也许我只能是个俗人。比方生病的时候，我感觉这病没有尽头，总以为自己可能就这么死去。我心里清楚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但肉体的痛苦不断强化着自己的坏心情。我觉得自己除了肉体里面生长出的种种古怪想法之外，没有高悬于头顶的空灵的精神。
庄子没有想到，他死后二千年，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伸出指头，轻而易举就点住了他的死穴。费尔巴哈写道：思维活动是一种机体活动。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物质。他认为，表现在感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感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身。感觉直接产生于肉体，产生于口鼻眼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肉体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肉体上，而且只能表现在肉体上。费尔巴哈第一次给肉体赋予了哲学的尊严。
伊渡：是不是人的肉体在这个时候才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可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一直忽略肉体，听凭空灵的意念凌驾于肉体之上。
王跃文：庄子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感受到他所津津乐道的至乐？当感受痛苦的肉体彻底废弃之后，感受至乐的肉体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槁木死灰是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其实，庄子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高度智慧的感官肉体。现代医学倒是证明，人之将死，意识模糊，只能产生种种离奇的幻觉。我想，这种幻觉哪怕美如海市蜃楼，也绝然不是庄子心目中的至乐吧。庄子确实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至乐只是一种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寂灭。这一点上，他不与佛教的涅槃殊途同归吗？有意思的是，那位佛教始祖苦行六年，形容枯槁、奄奄一息了，还未能悟道。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牧羊女搭救了他，就再没有千年佛教的绵绵香火了。释迦牟尼喝了牧羊女给他的鲜奶，恢复了元气，才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悟道终究还须元气充沛的肉身啊！不过，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肉体。
我怀疑庄子自己到死都没有达到过他苦心孤诣描绘出的至乐。
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的状态下蹒跚起步的。
伊渡：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千秋万代，总会有些另类的声... -->>
王跃文：一个国家或民族缺乏良好的宗教传统，肯定是件遗憾的事。但是，人类早已走过了精神蒙昧期，现在再要往某个民族意识深处重新植入某种宗教，无异痴人说梦。时至现代，那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才可自我救赎。
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我倒是胡思乱想过人类精神建设过程当中对肉体的背叛和逃避。人的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你是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伊渡：人类必须承认一些假定的前提才能心安理得，不然真没法活下去。比如人类知道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上帝。人活着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仅仅诞生于偶然，无所谓高贵意义。宇宙间，由于极偶然的原因诞生了这么一个适应生命存在的地球，又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滋生了种种原始生命，仍然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人类进化出来。也就是说，人类极可能不存在，或者极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既然如此，人类自命的使命感哪里来的呢？
王跃文：造化创造了人的肉体，也创造了人的思维。可思维偏偏想离开肉体，飞升到另一个空灵的境界当中去。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尖刻地讽刺过的那种人，他们拼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有次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听那位英国的劳伦斯对满怀好奇心的土耳其土著人说，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人都很有钱。我很感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有人分析中国贫穷的根源，列举了很多原因，包括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运不昌等等，我想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对肉体的蔑视和排斥。人有物欲和肉欲，天经地义，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偏偏重义理而轻物欲，这是相当虚伪的。统治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甚至告诫老百姓不要看重物质利益，就更加假仁假义了。
蔑视肉体物欲“文革”时期达到巅峰。所谓艰苦朴素，直接成了不要物质利益、只要思想觉悟。当时有的干部偶尔置了新衣服，得特意缝上两个补丁。没有物质利益的向往，哪来的创造动力？贫穷就是很自然的了。
追寻这种荒唐的政治理念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精神一直梦想着逃离肉体。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经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难道非如此不能悟道？人类肉体的丰富感觉，它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却惟独不在人的肉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伊渡：中国古人所说的“物”和“我”通常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而其中的“我”通常又是指精神的我，而非肉体的我。
王跃文：也不尽然。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认为肉体是万恶之本，灭掉肉体欲望和肉体感觉，才能灭掉恶。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我的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康德说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中国文化中，康德说的那种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儿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儿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的美名，也不是因为孩子呼救的声音刺耳难听，确实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忍。孟子说，无恻隐之心，算不上人；无羞恶之心，算不上人；无辞让之心，算不上人；无是非之心，算不上人。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孟子说的这四种萌芽，就是人性中的善。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内心自然生长，像小树长成大树、花苞开成花朵。只要听凭善的本性滋长，人皆可以为尧舜。
王跃文：是的。这善是寄居在哪里的？身体发肤自然受之父母，人性的善受之哪里呢？孟子说，善来自于天。他说的这个天，不是自然界中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而是意理之天、道德之天。冯友兰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天，就是一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就是宇宙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
伊渡：按照孟子这种说法，灵肉可是一体的呀。人由父母所生，善由天所受。也就是说，人一来到世间，他的身上就有着善的本性。
王跃文：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似乎人的肉体和人性浑然一体了，人的肉体和宇宙道德第一次连在了一起。这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开端。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按孟子的说法，它是一种宇宙之气，超乎人的道德之上，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上下与天地同流。然而，这种浩然之气同样可以养在人的心里、运行于人的身体和行为之中，最要紧的它必须寄居于人的肉体之上。
伊渡：孟子的浩然之气只能存在于什么样的肉体上呢？或者所谓肉体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心灵？
王跃文：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他的身体就与常人不同：面孔酷似野兽，体魄异常强健。宴会上，他是铁打的汉子，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人。困倦和烈酒对他毫无影响。每当人们烂醉如泥、酒量最大的人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之后，惟有他可以从容地扬长而去，继续到广场上去唇枪舌剑，驳倒他的对手。
据说，苏格拉底对严寒的非凡抵抗力也让人惊讶。寒冬天气，人们躲在家中闭门不出，还得穿上羔羊皮袄，裹上毡子，苏格拉底却依然穿着平时那件大衣，赤着脚出门，安然行走在冰雪之中。路上的士兵们对他侧目而视，以为他是以此来故意嘲笑他们在寒冷面前的畏缩的。
苏格拉底强健的肉身与他令人生畏的智慧难道不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敏捷的思维必须要有强健的肉体才能承载。有时，苏格拉底黎明即起，笔直地站在那里苦苦思索。中午到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他从黎明开始就站在那里思考问题！夜幕降临，好奇的人们吃过晚饭，把卧床搬到外面，观察苏格拉底的动静。他们看到苏格拉底竟这样沉思着呆立了一夜！太阳升起了，苏格拉底对着太阳，虔诚地做过祷告，然后离去。
伊渡：也许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如此强壮的肉体，他那卓然超群的精神就没法产生。
王跃文：好像是南怀谨说过，印度自古诞生哲学和宗教，就因为它地处亚热带，野生水果很多，人们吃食不愁。他们几乎不用劳作，就可以吃饱，然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于是就诞生了哲学和宗教。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当成严谨的学术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起码要保证肉体的温饱，才能谈得上精神。爱斯基摩人生活在苦寒的北极圈内，必须吃尽苦头才能填饱肚子，才能保暖身子。我没有听说爱斯基摩人那里诞生了哲学和宗教。
我们无从知道孟子的肉体生活，不能想像他是在怎样一具肉体中涵养他的浩然之气的。尽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对孟子世俗的肉体生活却鲜有记载。然而，从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们仍略许可见孟子对肉体的态度。孟子说，理义让我的心愉悦，就像肉食饱我口福。从孟子的这个比方，我们知道他是承认肉体需要的。他更明确地认为，口喜美味，耳喜美声，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属于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齐宣王推脱说，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马上说，没关系，只要你照顾到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
伊渡：看上去孟子好像很重视人的肉体生命，可其实又并不如此？
王跃文：是的。孟子轻视感官的欲望，而极端重视心灵的“人性”孟子说的人性，并不包括人本能的肉体需要，而独指人性之“善”即所谓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他认为就是因为有了仁义礼智，人才区别于禽兽。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孟子极其强调人的个体对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张“舍生取义”他生动地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作了选择：义重于生，性高于命。孟子眼里的灵与肉虽不是水火不容，却是轻重判然。
“文革”的时候，我们村有个老人，天寒地冻，还在参加劳动。县委书记看见了，上前亲切地询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人回答：七十二了！县委书记非常感动，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积极参加劳动，为的是什么？老人回答得很干脆：为嘴巴！县委书记非常失望，不再问下去了。因为他需要的答案是：为革命。县委书记得到老人这么低级的回答，没有把那老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已经很人道了。
从孟子开始，到这位县委书记，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重灵轻肉，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道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的欲求产生于匮缺。人们缺少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孟子重灵轻肉，重性轻命，难道是因为他的肉体生活没有产生匮缺？孟子虽然也曾周游列国，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齐宣王对他一直优待有嘉。他当时住的地方，齐宣王专门为他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相当尊宠。孟子的膳食肯定也不错，甚至可以选择于鱼与熊掌之间，营养应该不成问题。
伊渡：应该说，孟子不是没有欲望，而是优厚的物质生活满足了他的欲望。
王跃文：对呀。孟子活了82岁，在那个时代是相当长寿的。由此可见，他的肉体很好地承载了他养其浩然之气的使命。但是，他好像并不感激自己的肉体。
伊渡：我猜想，孟子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如果他老是牙痛、失眠、胃痛、高血压，逼得他不得不重视他的肉体，可能他又有另外的哲学观点了吧？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厌世者。
王跃文：与孟子同代的学问家庄子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他有时靠借米度日，有时以编草鞋为生。他做过漆园小吏，可是没干多久就归隐了。显然，庄子追求的不是物欲满足的快乐，不是肉体感官的快乐；他的快乐恰恰是要忘却肉体、泯灭肉体感觉。庄子的快乐是在宇宙间的逍遥游。他的逍遥游有“有待”与“无待”之分。“有待”的逍遥游就像那只大鹏，翅若垂天之云，一怒而飞，绝云气，负青天，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何等的力量与自由，可谓逍遥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有待”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托，大鹏鸟的飞翔依赖于海啸带起的大风。所以大鹏的快乐也只是相对的快乐。
庄子认为最高境界的逍遥是“无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乐”能够获取这种“至乐”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圣人”他们已经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所以能凭借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的变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绝对自由地逍遥于无穷宇宙之中。
不管庄子是如何高明之人，不论他的学问如何玄妙，我总觉得未免自欺欺人。他的学说果真好，穷人都去信奉庄子好了。中国最好把他的学说输送到非洲国家去，穷人们坐在猴面包树下玄想着忘我，就可以获得至乐。事实是庄子哲学在他的诞生地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救助过一个穷人。我是世俗中人，只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庄子。
伊渡：庄子描绘的绝对自由的“至乐”的确令人神往，但要达到至乐境界非常人所能。须知人要忘却肉身，谈何容易！
王跃文：是啊。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人干脆不活算了。人生下来就死掉，或者干脆就不要生下来，就无所谓快乐或痛苦了。
庄子大宗师里描述了孔子最聪明的门生颜回学习“坐忘”的过程：
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问，怎么呢？
颜回回答，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够。
隔些日子，颜回又对老师说，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忘掉礼乐了。
孔子又说，不错，但还不够。
又过一些日子，颜回又说，老师，我长进了。
孔子又问，怎么呢？
颜回说，我坐忘了。
孔子大惊不已，说，颜回，你真贤明啊。请让我做你的学生，跟随你一起学习吧！
伊渡：什么是“坐忘”呢？
王跃文：依颜回的说法，就是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
伊渡：原来“坐忘”就是要废弃肢体，闭塞耳目，离析肉体，然后除去心智，这样才能同于大道。
王跃文：庄子在大宗师里敷衍的这个故事，表明的正是他对肉体的态度。庄子眼里，人的肉体只要顺其本性，不以人害天，同样可以有相对快乐。可是，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无法回避，人只要活着就得承受无穷的痛苦。而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因为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彻底抛弃这个臭皮囊，把它忘个一干二净，方可有真正的自由。正像南郭子綦，神情木然，人如槁木，心成死灰，吾丧我而物化，同于大道。于是栩栩然蝴蝶，蘧蘧然周也。这时，绝对自由的逍遥便来临了。
伊渡：庄子追求快乐的方法原来就是更残酷地对待肉体。
王跃文：庄子解决痛苦的方法确实高妙。他太聪明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生痛苦、感受痛苦的肉身都已被废弃和忘却，还有什么必要去追问痛苦因何而生，以及怎样才能解决痛苦这些问题了。庄子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直接撤消了。果真能如此，倒是真令人向往的。其实庄子这种解决痛苦的方法，浓眉长髯的老子早就说过了。他闭目坐在树下，轻描淡写地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我怀疑老子或庄子，他们自己真正做到了“无身”吗？或者，中国古代的哲学或哲学家从来就是矫情的？也许，武断地说老庄们矫情倒也容易，但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矫情就有难度了。孟子和庄子，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
忘却肉体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已是登峰造极。有人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肉里，寻求精神上的无限崇高感。唐山大地震，几十万肉体陷入废墟，拯救肉体所能借助的不是物质，而是蕴藏着无限精神力量的红宝书。
我是个肉体感觉特别敏感的人，弄不懂离开肉体还有什么精神；相反，当肉体遭遇强烈冲击的时候，满脑子想像的都是跟肉体有关的问题，从来没有从肉体痛苦中悟出过什么道来。也许我只能是个俗人。比方生病的时候，我感觉这病没有尽头，总以为自己可能就这么死去。我心里清楚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但肉体的痛苦不断强化着自己的坏心情。我觉得自己除了肉体里面生长出的种种古怪想法之外，没有高悬于头顶的空灵的精神。
庄子没有想到，他死后二千年，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伸出指头，轻而易举就点住了他的死穴。费尔巴哈写道：思维活动是一种机体活动。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把意识生命首先还原给物质。他认为，表现在感觉上的就是真实。换言之，可感觉的表现就是实在本身。感觉直接产生于肉体，产生于口鼻眼手耳。一切思维活动都是通过肉体而展开的，智力的运行表现在肉体上，而且只能表现在肉体上。费尔巴哈第一次给肉体赋予了哲学的尊严。
伊渡：是不是人的肉体在这个时候才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可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一直忽略肉体，听凭空灵的意念凌驾于肉体之上。
王跃文：庄子是否想过，当他真正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地“坐忘”之时，他能通过什么媒介感受到他所津津乐道的至乐？当感受痛苦的肉体彻底废弃之后，感受至乐的肉体不也同样不存在了吗？槁木死灰是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其实，庄子之所以能够描绘出如此玄妙迷人的绝对自由境界，恰恰因为他有一个高度智慧的感官肉体。现代医学倒是证明，人之将死，意识模糊，只能产生种种离奇的幻觉。我想，这种幻觉哪怕美如海市蜃楼，也绝然不是庄子心目中的至乐吧。庄子确实是一个快乐主义者，然而他的至乐只是一种人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寂灭。这一点上，他不与佛教的涅槃殊途同归吗？有意思的是，那位佛教始祖苦行六年，形容枯槁、奄奄一息了，还未能悟道。如果不是那位善良的牧羊女搭救了他，就再没有千年佛教的绵绵香火了。释迦牟尼喝了牧羊女给他的鲜奶，恢复了元气，才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悟道终究还须元气充沛的肉身啊！不过，佛教提倡的依然是忘却肉体。
我怀疑庄子自己到死都没有达到过他苦心孤诣描绘出的至乐。
中国哲学就是在这种敌视生命、鄙视肉体的状态下蹒跚起步的。
伊渡：可是，无论怎样的一统江山、千秋万代，总会有些另类的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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