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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破晓，她就被军人的喧闹声吵醒，军人早已起床，准备出发。老彭已经醒来，正把弹药篮子交给他们。老人在厨房里，为大家煮麦粥。
“士兵们要到山里去，”老彭说“跟他们走最好。他们想替我们扛行李。他们认得路，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时间。”
梅玲正在穿鞋，手上的翠玉镯子碰着土炕吭吭响。
“你何不把镯子脱下来？这样会引人注意的。”
“我没办法，要套一辈子。”梅玲说。
在暗光中她摸到外衣，匆匆穿上。她进院子，先在门边扣好灰棉袍。有几个游击队员坐在地上系草鞋，一个士兵正在打绑腿，首领则站起来把臃肿的中国袍子塞到军裤内。
“你们昨晚睡在哪里？”梅玲问道。
“就在院子里呀，姑娘。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累呀——昨天走了一整天，又起得这么早？”
游击队员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不算什么。”首领说。他还在用力把厚衣裳塞到军裤内。他指指穿军服的伙伴说：“这家伙走了六千里，由江西到西藏边界，又随八路军到过西北。”
“你的腿是钢做的？”
那个军人被漂亮的少女一捧，露出天真的微笑。“一个人若要做革命志士，就要先锻炼身体。”他说“有时候我们得用担架抬病人或伤兵走山路。脚一滑摔倒，就会落到无底的深坑里，连你扛的病人一块儿摔下去。”
“革命志士可不自吹自擂哟。”首领和气地说。那个军人满面羞红，像小孩似的。
吃完简便早餐，大家就上路了。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东边的天色愈来愈亮，眼前山腰的颜色也改变了。梅玲发现步调快了些，但是她个子小，软底鞋和绑在足跟的腿鞘使她在石路上走得很舒服。
他们在一座村庄歇息，村民似乎和游击队很熟，供上茶水和麦饼。谢过了他们的招待，大家又动身前进，穿过一条铁路，来到山脚下。有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很像干河床，不容易通过，但是穿便鞋的游击队扛着行李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跳过去。然后大家沿一条小径走，穿过不少矮丘，最后来到一间隐在山脊中的庙宇内。
他们是在大约十点钟到达的。庙宇内大厅里全都是人，厅内正上着政治训练课程。一个留短发、穿灰制服的胖女孩站在镀金菩萨的前端，正在训话呢。群众都穿着蓝色农夫服装，和一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蹲在地上，也有人倚墙、倚柱而立。这位少女似乎很会对农民群众讲话。她的声音又大又粗，但是一说到“切断通讯”她的发音太有力了，以至于大家真的在想象切断的铁路、电讯和电话。她说话带有阳刚之力，把听众完全吸引了。
在庭院走廊上有很多男女学生，也有手牵手在树下散步的。他们面色愉快，举止如此喧哗，几乎引起优雅社会的反感。他们的穿着混合了新奇和朴实的特色，半军半民，半西半中，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杂乱无章，尤其男女不分。男青年穿衬衫，短裤和皮鞋。有些女孩子头戴小帽，身穿大口袋的棉袍，打绑腿，穿草鞋。有人穿着咔叽衬衫和漆黑布裙的学生服，加上束带袜和布鞋。少数还穿着长袍。梅玲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石头上，正辩论得起劲呢。另外一个男孩子正在吹口琴。一位少女的短发由帽缘滑出来，口袋里露出一支自来水笔。有一位女生挂着手表，却穿草鞋，戴宽边的农夫帽。说来令人不解，也难以相信，这一代竟完全离开家，脱出社会传统，逃开个人的命运，被私人环境所驱使，或者被一个高贵的理想所推动，要在这个宇宙中建立崭新的生活，大家聚在这里追求灵魂的自由。一切都坦率、单纯、现实而合理。短发不只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方便。他们正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仿佛人类文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手电筒和钢笔例外。他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到了就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找的是精神自由，他们已经找到了。
梅玲和老彭被带到庙堂的一个房间，那是地方总部的办公室。行军床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一个高个、面色黝黑，年约三十岁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们。梅玲觉得，以他的权位来论他算相当年轻了。
“彭同志，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有什么计划？”
老彭把计划说出来，军官告诉他们，两条线路上都有激战发生，但是答应研究看看。
他以大忙人的姿态坐下来，显然对自己的计划要比眼前客人的问题更加关切。“敌人正沿两条铁路往下攻，”他解释道“他们会占领干道，我们必须像毛细血管，把他们的血液吸出来。敌人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事实上，敌人进城后，我们更容易组织乡间的人民——等大家见过他们的兽行以后。那是我的经验。”
他说话充满安详的信心，却没有一般军官的派头。他穿着棉制服，没有挂级别徽章，看起来就像农夫似的。现在他似乎轻松下来，看看梅玲说：“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这边有趣多了。”
“但是我必须到上海去见一个亲人。我们怎么走法？”
“用脚走哇。”他笑笑说“你如果运气好，我们也许能替你抓一匹敌人的战马。说不定你要在这儿等几天，我们经常有人到南方去。同时，你可以和其他女孩同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去见李小姐，喏——他们正在唱歌呢。”
年轻的毛军官陪他们出了院子，向大厅走去。群众正在唱一首军歌。
“他们唱的是什么？”
“游击队之歌，”毛先生答道“这是我们最先教授的一些项目之一。”他指着领头的人说：“那就是李小姐。”
当他们在半小时前进屋时，带头的少女曾经转头看看梅玲，但是现在她正领头全力指挥唱歌。大家似乎唱得很起劲。不过现在有很多人转头注视身旁的这位美女，歌声几乎中断了，只有前排几个人继续唱。
李小姐用一根看来像和尚用的鼓棰敲敲桌子。
“怎么啦？”她大声说。
现在大家完全停住了。男士们看看梅玲，又看看他们的老师。后者一再地拍桌子。
“现在开始再来一次，把字念准。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大家吼道。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再从头开始。”
这次他们唱得比以往更起劲。唱完，李小姐用她那沙哑的男音说；“在我解散你们之前要问几个今天和昨天学过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打仗？”
“保卫我们的国家！”大家吼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
“四千年。”
“我们和谁打仗？”
有人叫“日本”和“东洋鬼子”
李小姐似乎不太满意。一个蹲在前面的人喊出：“日本帝国主义！”老师才点头认可。
“是的，日本帝国主义。”她重复地说。但是下面有人嘟哝说话，表示他们不太懂。
“敌人进攻我们要如何？”
“撤退。”
“敌人撤退我们要如何？”
“进攻。”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进攻？”
“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要怎样求胜？”
“切断交通。”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吗？”
“不，你是我们的同志。”
全体解散，大家看来都像快乐的孩童。李小姐转向客人，司令介绍老彭和梅玲，告诉李小姐带梅玲到房间去。
他们很早用晚餐。梅玲身边坐着一位十分文静的少女，显然是乡下来的，话中有北方口音。梅玲问她家住在哪里，她只说是天津附近的人。这个少女要和梅玲共卧一床。她圆脸，有点黑，黑眼中有着渴望、饥饿的光芒。身穿一件旧的农夫衫，露出结实发红的手臂，决不可能是学生。其他女孩子没有人和她说话，梅玲在新团体中也有点不自在，宁可和她谈话。
晚饭后她问两人能否一起散步。一条走道由寺庙通向空地附近的一条幽径和一片小树林。沿着曲径向前，她们来到一块岩石边，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梅玲问她。
“玉梅。”
“我叫梅玲。你要参加游击队？”
“我想是吧。”她的语气并不肯定。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这是偶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日本人。”她非同寻常地强调最后一句话。“你又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因为日本人。”梅玲说。“告诉我你怎么来的？”
“我是跟叔叔由天津逃出来的，我们沿长城走，有个游击队正在招人，我叔叔就参加了。他被派到冠县，从此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已经三个礼拜，可能他被杀了。”
“你几岁？”
“二十一。”
“你结婚了吗？”
女孩子点点头。
“你丈夫呢？”
“他被鬼子杀死了。”
“在战场上？”
“不，我结婚才一个月，七月日本人来到村子，其中一个士兵进来了真无耻。”少女满面通红，梅玲明白了。“我丈夫想救我，被刺刀杀死了。”
“你如何逃走的？”
“鬼子离去事后，我想死，但是叔叔说我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继承人，也许他已有儿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们能否分辨？我从未对别人说过此事。”
“分辨什么？”
“分辨出鬼子的小孩和中国小孩。”
突然间少女泣不成声：“分得出来吗？只要有人能确定我会折磨他天哪，我要怎样折磨他！如果没人分得出来，最好别让孩子出生。”
少女身体颤抖，眼露凶光。“我怎么办？”她重复一遍说“不过如果是他的孩子，那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了。”
梅玲无法安慰她，或者甚至是合理的答案。“鬼子来之前，你怀孕没有？”
“没有，我怎么知道呢？那是我们的蜜月哩。”女孩平静些，继续说下去。“不过是鬼子的娃，我会知道的。”
“你知道你丈夫的容貌。如果小孩像你丈夫，你就知道是他的骨肉。你必须有耐心。”
“如果不是，你认为我会养一个鬼子的小孩吗？”
“你不用担心。如此不正常的行为不会有孩子的。要阴阳调和，才能有孩子。”
“你能确定吗？你有过孩子？”
“是的。这是真的，除非阴阳调和，你不会受孕的。你若怀了孩子，相信我，一定是婚生子。”
梅玲只想缓和她的畏惧，尽管自己也没多大信心。
少女的脸色渐趋开朗，仿佛放下心来，但是仍想寻求更多保证。
“你爱你的丈夫吧？”梅玲温和地说。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我是新娘。你可曾听说过新娘和新郎头一个彼此就不相好的？”少女的眼睛一度充满野性，此刻却是柔思无限。把秘密告诉梅玲，发现反应，又有同情心，少女就开始依赖她了。“你要离开我们？”她突然说。
“是的，去南方。”
“让我跟你走。”
梅玲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我和彭先生同行，他是一个奇妙的好人。不过我们要去上海，必须穿过战区，你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过我这遭遇，死反而是解脱呢。”
“别说这种话！”梅玲叫道“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也许就在这几天。如果你真想和我们走，我和彭先生说说看。”
少女现在察觉到自己是对一个小时前尚完全陌生的小姐说话，同时她看到梅玲的美貌和好衣裳，几乎后悔说了那些话。
“噢，你是幸运的人，”她说“你有亲人和金钱。我只是个可怜的乡下姑娘。”
梅玲温柔地看着她：“你说我幸运？等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正是日落时分。少女说她们该回寺庙了，房间里没有灯，玉梅说她们如果迟到，李小姐会骂人的。
“你怕李小姐？”
“嗯，她会骂人。她不了解我，还怪我不快活。”
“你没告诉她你的事情？”
“我何必告诉她？我不敢让她看到我的眼泪。”
由于彼此有了新的了解，以至于那天晚上两人同躺一床。一个小房间两张床住四人。她们在黑暗中脱衣，尽可能把东西摆好。另外两个是女学生，各有一个爱人，她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恋爱、文学和战争，梅玲和玉梅静静地躺着，只低声说话。
“我不懂她们，”玉梅说“你能看和写吗？”
“会。”
“她们说些什么？”
“她们现在谈现代世界的女权。”
玉梅不懂“女权”的意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等另外两个女孩子停止交谈了，她才对梅玲低语。
“你还醒着？”
“我睡不着。”
玉梅握住梅玲的手，放在她肚皮上。“你想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现在是十月。我是六月初结婚的，你怀孩子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说不上来。”梅玲低声说“不过别担心。是他的孩子，我敢确定。”
她们两人都装睡，但是没有一人睡着。梅玲躺着，尝试去搜集一天杂乱的印象，然后又试着不去想它，只想博雅。少女的故事烦乱了她，她自己的身世回忆也像离谱的梦境般重返。然后她听到少女在她身边哭泣，此刻明白她眼里的凶光了。
“你一定要多保重。”梅玲轻声说。但她已经知道自己决不能留下这位无助的少女。
第二天早晨，梅玲告诉老彭有关玉梅的事情，并介绍给他，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少女要跟他们走，不能拒绝帮她，他说他会向司令谈。
午餐后，梅玲随老彭去见那位军官。
“我一直替你们注意这件事，”他说“日本人沿着两条铁路正向南推进，两条线路间有激烈的战争，日本兵也很多。整个地区都有我们组织的游击队。如果你一个人走倒十分简单，但是带着像这样的年轻小姐——”军官看看梅玲。
“是的，我负责她的安全。”老彭说。
“在郑州附近会碰到真正的战斗，我想以下的火车也不可能让平民使用。你何不走路到天津再乘船呢？现在那个方向日本兵很少，我可以安排骡子或草驴，还会给你我们地区的通行证，每一个重要的大站我们都能派向导给你。那条路安全多了，也快多了。”
军官的口气很诚恳。老彭看看梅玲，她曾告诉过他不愿再进入沦陷区。“我不怕战斗，”梅玲说“我们若不走天津，要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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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破晓，她就被军人的喧闹声吵醒，军人早已起床，准备出发。老彭已经醒来，正把弹药篮子交给他们。老人在厨房里，为大家煮麦粥。
“士兵们要到山里去，”老彭说“跟他们走最好。他们想替我们扛行李。他们认得路，可以节省我们不少时间。”
梅玲正在穿鞋，手上的翠玉镯子碰着土炕吭吭响。
“你何不把镯子脱下来？这样会引人注意的。”
“我没办法，要套一辈子。”梅玲说。
在暗光中她摸到外衣，匆匆穿上。她进院子，先在门边扣好灰棉袍。有几个游击队员坐在地上系草鞋，一个士兵正在打绑腿，首领则站起来把臃肿的中国袍子塞到军裤内。
“你们昨晚睡在哪里？”梅玲问道。
“就在院子里呀，姑娘。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累呀——昨天走了一整天，又起得这么早？”
游击队员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不算什么。”首领说。他还在用力把厚衣裳塞到军裤内。他指指穿军服的伙伴说：“这家伙走了六千里，由江西到西藏边界，又随八路军到过西北。”
“你的腿是钢做的？”
那个军人被漂亮的少女一捧，露出天真的微笑。“一个人若要做革命志士，就要先锻炼身体。”他说“有时候我们得用担架抬病人或伤兵走山路。脚一滑摔倒，就会落到无底的深坑里，连你扛的病人一块儿摔下去。”
“革命志士可不自吹自擂哟。”首领和气地说。那个军人满面羞红，像小孩似的。
吃完简便早餐，大家就上路了。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东边的天色愈来愈亮，眼前山腰的颜色也改变了。梅玲发现步调快了些，但是她个子小，软底鞋和绑在足跟的腿鞘使她在石路上走得很舒服。
他们在一座村庄歇息，村民似乎和游击队很熟，供上茶水和麦饼。谢过了他们的招待，大家又动身前进，穿过一条铁路，来到山脚下。有四分之一里的路程很像干河床，不容易通过，但是穿便鞋的游击队扛着行李一个石头一个石头跳过去。然后大家沿一条小径走，穿过不少矮丘，最后来到一间隐在山脊中的庙宇内。
他们是在大约十点钟到达的。庙宇内大厅里全都是人，厅内正上着政治训练课程。一个留短发、穿灰制服的胖女孩站在镀金菩萨的前端，正在训话呢。群众都穿着蓝色农夫服装，和一般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蹲在地上，也有人倚墙、倚柱而立。这位少女似乎很会对农民群众讲话。她的声音又大又粗，但是一说到“切断通讯”她的发音太有力了，以至于大家真的在想象切断的铁路、电讯和电话。她说话带有阳刚之力，把听众完全吸引了。
在庭院走廊上有很多男女学生，也有手牵手在树下散步的。他们面色愉快，举止如此喧哗，几乎引起优雅社会的反感。他们的穿着混合了新奇和朴实的特色，半军半民，半西半中，以至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杂乱无章，尤其男女不分。男青年穿衬衫，短裤和皮鞋。有些女孩子头戴小帽，身穿大口袋的棉袍，打绑腿，穿草鞋。有人穿着咔叽衬衫和漆黑布裙的学生服，加上束带袜和布鞋。少数还穿着长袍。梅玲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石头上，正辩论得起劲呢。另外一个男孩子正在吹口琴。一位少女的短发由帽缘滑出来，口袋里露出一支自来水笔。有一位女生挂着手表，却穿草鞋，戴宽边的农夫帽。说来令人不解，也难以相信，这一代竟完全离开家，脱出社会传统，逃开个人的命运，被私人环境所驱使，或者被一个高贵的理想所推动，要在这个宇宙中建立崭新的生活，大家聚在这里追求灵魂的自由。一切都坦率、单纯、现实而合理。短发不只是一种发型，也是一种方便。他们正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仿佛人类文明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手电筒和钢笔例外。他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想到了就直接说出来。如果他们找的是精神自由，他们已经找到了。
梅玲和老彭被带到庙堂的一个房间，那是地方总部的办公室。行军床边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一个高个、面色黝黑，年约三十岁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们。梅玲觉得，以他的权位来论他算相当年轻了。
“彭同志，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你有什么计划？”
老彭把计划说出来，军官告诉他们，两条线路上都有激战发生，但是答应研究看看。
他以大忙人的姿态坐下来，显然对自己的计划要比眼前客人的问题更加关切。“敌人正沿两条铁路往下攻，”他解释道“他们会占领干道，我们必须像毛细血管，把他们的血液吸出来。敌人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事实上，敌人进城后，我们更容易组织乡间的人民——等大家见过他们的兽行以后。那是我的经验。”
他说话充满安详的信心，却没有一般军官的派头。他穿着棉制服，没有挂级别徽章，看起来就像农夫似的。现在他似乎轻松下来，看看梅玲说：“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这边有趣多了。”
“但是我必须到上海去见一个亲人。我们怎么走法？”
“用脚走哇。”他笑笑说“你如果运气好，我们也许能替你抓一匹敌人的战马。说不定你要在这儿等几天，我们经常有人到南方去。同时，你可以和其他女孩同住一个房间，我带你去见李小姐，喏——他们正在唱歌呢。”
年轻的毛军官陪他们出了院子，向大厅走去。群众正在唱一首军歌。
“他们唱的是什么？”
“游击队之歌，”毛先生答道“这是我们最先教授的一些项目之一。”他指着领头的人说：“那就是李小姐。”
当他们在半小时前进屋时，带头的少女曾经转头看看梅玲，但是现在她正领头全力指挥唱歌。大家似乎唱得很起劲。不过现在有很多人转头注视身旁的这位美女，歌声几乎中断了，只有前排几个人继续唱。
李小姐用一根看来像和尚用的鼓棰敲敲桌子。
“怎么啦？”她大声说。
现在大家完全停住了。男士们看看梅玲，又看看他们的老师。后者一再地拍桌子。
“现在开始再来一次，把字念准。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大家吼道。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再从头开始。”
这次他们唱得比以往更起劲。唱完，李小姐用她那沙哑的男音说；“在我解散你们之前要问几个今天和昨天学过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打仗？”
“保卫我们的国家！”大家吼道。
“我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
“四千年。”
“我们和谁打仗？”
有人叫“日本”和“东洋鬼子”
李小姐似乎不太满意。一个蹲在前面的人喊出：“日本帝国主义！”老师才点头认可。
“是的，日本帝国主义。”她重复地说。但是下面有人嘟哝说话，表示他们不太懂。
“敌人进攻我们要如何？”
“撤退。”
“敌人撤退我们要如何？”
“进攻。”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进攻？”
“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要怎样求胜？”
“切断交通。”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吗？”
“不，你是我们的同志。”
全体解散，大家看来都像快乐的孩童。李小姐转向客人，司令介绍老彭和梅玲，告诉李小姐带梅玲到房间去。
他们很早用晚餐。梅玲身边坐着一位十分文静的少女，显然是乡下来的，话中有北方口音。梅玲问她家住在哪里，她只说是天津附近的人。这个少女要和梅玲共卧一床。她圆脸，有点黑，黑眼中有着渴望、饥饿的光芒。身穿一件旧的农夫衫，露出结实发红的手臂，决不可能是学生。其他女孩子没有人和她说话，梅玲在新团体中也有点不自在，宁可和她谈话。
晚饭后她问两人能否一起散步。一条走道由寺庙通向空地附近的一条幽径和一片小树林。沿着曲径向前，她们来到一块岩石边，坐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梅玲问她。
“玉梅。”
“我叫梅玲。你要参加游击队？”
“我想是吧。”她的语气并不肯定。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这是偶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日本人。”她非同寻常地强调最后一句话。“你又为什么来这儿呢？”
“也是因为日本人。”梅玲说。“告诉我你怎么来的？”
“我是跟叔叔由天津逃出来的，我们沿长城走，有个游击队正在招人，我叔叔就参加了。他被派到冠县，从此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已经三个礼拜，可能他被杀了。”
“你几岁？”
“二十一。”
“你结婚了吗？”
女孩子点点头。
“你丈夫呢？”
“他被鬼子杀死了。”
“在战场上？”
“不，我结婚才一个月，七月日本人来到村子，其中一个士兵进来了真无耻。”少女满面通红，梅玲明白了。“我丈夫想救我，被刺刀杀死了。”
“你如何逃走的？”
“鬼子离去事后，我想死，但是叔叔说我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继承人，也许他已有儿子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们能否分辨？我从未对别人说过此事。”
“分辨什么？”
“分辨出鬼子的小孩和中国小孩。”
突然间少女泣不成声：“分得出来吗？只要有人能确定我会折磨他天哪，我要怎样折磨他！如果没人分得出来，最好别让孩子出生。”
少女身体颤抖，眼露凶光。“我怎么办？”她重复一遍说“不过如果是他的孩子，那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了。”
梅玲无法安慰她，或者甚至是合理的答案。“鬼子来之前，你怀孕没有？”
“没有，我怎么知道呢？那是我们的蜜月哩。”女孩平静些，继续说下去。“不过是鬼子的娃，我会知道的。”
“你知道你丈夫的容貌。如果小孩像你丈夫，你就知道是他的骨肉。你必须有耐心。”
“如果不是，你认为我会养一个鬼子的小孩吗？”
“你不用担心。如此不正常的行为不会有孩子的。要阴阳调和，才能有孩子。”
“你能确定吗？你有过孩子？”
“是的。这是真的，除非阴阳调和，你不会受孕的。你若怀了孩子，相信我，一定是婚生子。”
梅玲只想缓和她的畏惧，尽管自己也没多大信心。
少女的脸色渐趋开朗，仿佛放下心来，但是仍想寻求更多保证。
“你爱你的丈夫吧？”梅玲温和地说。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我是新娘。你可曾听说过新娘和新郎头一个彼此就不相好的？”少女的眼睛一度充满野性，此刻却是柔思无限。把秘密告诉梅玲，发现反应，又有同情心，少女就开始依赖她了。“你要离开我们？”她突然说。
“是的，去南方。”
“让我跟你走。”
梅玲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我和彭先生同行，他是一个奇妙的好人。不过我们要去上海，必须穿过战区，你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有过我这遭遇，死反而是解脱呢。”
“别说这种话！”梅玲叫道“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也许就在这几天。如果你真想和我们走，我和彭先生说说看。”
少女现在察觉到自己是对一个小时前尚完全陌生的小姐说话，同时她看到梅玲的美貌和好衣裳，几乎后悔说了那些话。
“噢，你是幸运的人，”她说“你有亲人和金钱。我只是个可怜的乡下姑娘。”
梅玲温柔地看着她：“你说我幸运？等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正是日落时分。少女说她们该回寺庙了，房间里没有灯，玉梅说她们如果迟到，李小姐会骂人的。
“你怕李小姐？”
“嗯，她会骂人。她不了解我，还怪我不快活。”
“你没告诉她你的事情？”
“我何必告诉她？我不敢让她看到我的眼泪。”
由于彼此有了新的了解，以至于那天晚上两人同躺一床。一个小房间两张床住四人。她们在黑暗中脱衣，尽可能把东西摆好。另外两个是女学生，各有一个爱人，她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恋爱、文学和战争，梅玲和玉梅静静地躺着，只低声说话。
“我不懂她们，”玉梅说“你能看和写吗？”
“会。”
“她们说些什么？”
“她们现在谈现代世界的女权。”
玉梅不懂“女权”的意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等另外两个女孩子停止交谈了，她才对梅玲低语。
“你还醒着？”
“我睡不着。”
玉梅握住梅玲的手，放在她肚皮上。“你想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现在是十月。我是六月初结婚的，你怀孩子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说不上来。”梅玲低声说“不过别担心。是他的孩子，我敢确定。”
她们两人都装睡，但是没有一人睡着。梅玲躺着，尝试去搜集一天杂乱的印象，然后又试着不去想它，只想博雅。少女的故事烦乱了她，她自己的身世回忆也像离谱的梦境般重返。然后她听到少女在她身边哭泣，此刻明白她眼里的凶光了。
“你一定要多保重。”梅玲轻声说。但她已经知道自己决不能留下这位无助的少女。
第二天早晨，梅玲告诉老彭有关玉梅的事情，并介绍给他，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少女要跟他们走，不能拒绝帮她，他说他会向司令谈。
午餐后，梅玲随老彭去见那位军官。
“我一直替你们注意这件事，”他说“日本人沿着两条铁路正向南推进，两条线路间有激烈的战争，日本兵也很多。整个地区都有我们组织的游击队。如果你一个人走倒十分简单，但是带着像这样的年轻小姐——”军官看看梅玲。
“是的，我负责她的安全。”老彭说。
“在郑州附近会碰到真正的战斗，我想以下的火车也不可能让平民使用。你何不走路到天津再乘船呢？现在那个方向日本兵很少，我可以安排骡子或草驴，还会给你我们地区的通行证，每一个重要的大站我们都能派向导给你。那条路安全多了，也快多了。”
军官的口气很诚恳。老彭看看梅玲，她曾告诉过他不愿再进入沦陷区。“我不怕战斗，”梅玲说“我们若不走天津，要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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