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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常客继续写小说，写那个关于知识分子下海的长篇小说。
曾何几时，天涯常客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不用上班了，既不用为别人上班，也不用为自己上班，每天坐在家里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睡到几点钟起来就几点钟起来，再不用考虑上班迟到了，再不用顾虑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既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他觉得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只做自己喜欢工作的生活，一种活出境界的生活。
现在，他终于梦想成真了，终于可以不用上班了，终于成为自由作家了，但是，现实情况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单纯，那么美好，那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首先，所谓“自由作家”必须是依靠写作吃饭的作家，而只要靠写作吃饭，不上班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起码，他要看市场的脸色，因为如果他不看市场的脸色，那么时常就不给他好脸色，具体表现就是写出来的书卖不掉，或者出版社干脆就不给出版，而如果不能发表或出版，靠什么吃饭？其次，当他充分享受了一段时间所谓的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的生活之后，才发现人的本性是犯贱的，是需要约束的，长时间不受任何约束，反而不自在，反而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忘了，在社会上没有自己位置了，所以，反而空虚。于是，天涯常客又隐隐约约有一种想出去上班的期盼。当然，想归想，回头路是绝对不能走的。想走也走不成。四十多岁的人了，上哪找合适的工作？差的工作肯定不愿意做。天涯常客是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人，如果让他从头做起，做一般的管理人员，做小白领，他愿意吗？能适应吗？肯定不愿意，肯定不适应。而如果现在重新出去工作，哪里有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位置等着他？所以，天涯常客并没有重新出去工作，而是一面继续撑着当“坐家”一面自己做心理调节，调节的方式是不断地写长篇小说。因为一旦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开张了，他就感觉自己开始“工作”了，并且是长期工作。现在，他就开始了那个描写知识分子下海心态的长期工作。
当然，天涯常客写长篇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上班”的感觉。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天涯常客认为，做人要守本分，他现在是作家，而且是已经申报了文学创作二级的正式作家，所以，就应当天天写小说，天天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并且他在网上发表言论，强调作家一定要写作，一定要出作品，说作家不写小说，不能出作品，好比女人不做ài，不生孩子一样，怎么说都不是正常女人。针对有些作家多年不出作品，还振振有辞地说上一大堆理由，天涯常客毫不留情地反驳说：“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没有任何理由。好比老姑娘嫁不出去就是嫁不出去，不要找理由说自己条件太高，世界上没有能配得上的男人。”天涯常客如此咄咄逼人，当然遭致一些人的反感，包括男人的反对和女人的反对，但是他不怕，他认为真正的作家不需讨好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好感，也不必在乎别人的好感还是坏感，只要出作品就行。天涯常客现在天天想的和做的就是出作品。
接受娃娃头的提示，天涯常客在写新作品的时候，更加注意大背景和人性两个层面，把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看作是继日本侵略中国和十年文革之后当代中国又一重大历史背景，把在这个转型期内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转变当作是在重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人性必然发生变异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小说就有高度了。
天涯常客这部小说准备给作家出版社，因为在此之前，天涯常客虽然出了10多部长篇，但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多大关注，而同时期深圳一位女作家的一部长篇，却引起评论界的一定关注，尽管圈内朋友不服气，说那个女作家有行政职务，所以小说出版后，公家掏钱为她举行了作品研讨会，请了不少评论家来捧场，因此才被关注的，但天涯常客不这么看，天涯常客认为，不管什么原因，被关注就是被关注，只要被关注，就一定有它内在的道理，而不在于是否召开了研讨会。于是，天涯常客就找来那本书，找它被关注的内在道理，或者说，拿它与自己同期出的小说作对比，看人家到底有什么内在的长处。这样一比，还真找出对方的长处，而且是明显的长处，这个长处是：天涯常客的书全部是文艺出版社出的，而那位女作家的那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人家的长处，不承认不行，所以，现在天涯常客就打算让作家出版社来出版的新小说。
在写新小说的同时，天涯常客没有忘记打算与阿力宝离婚然后与娃娃头结婚的事情，这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目前的婚姻状态，与正在创作的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一样，也是处在“转型”阶段，具体地说，就是从阿力宝“转型”到娃娃头，这么一想，他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厚道，但很快就为自己的不厚道找到借口，自己为自己辩解并不是他主动不要阿力宝的，或者说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转型”的，而是阿力宝主动翻翘的，或者说是阿力宝主动炒他鱿鱼的，这么一想，心里又自我安慰不少。这种自我安慰甚至影响到了写作，具体表现就是在写新作品的时候，不知不觉把小说中人物张绍康的转型归结为被迫，甚至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转型其实都是被迫的，不是显性的被迫就是隐性的被迫，这样一写，就又与人性扯上了关系，说明人性骨子里是惰性的，如果不是被迫，包括显性的被迫和隐性的被迫，那么，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尽管自己为自己辩解了，但天涯常客毕竟还是意识到了厚道，既然意识到了厚道，就不能不厚道，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天涯常客甚至进行了自我反省，反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转型”是不是不厚道了，是不是喜新厌旧了，甚至由此想到了阿力宝的种种善举，比如在自己开公司的最后阶段，已经不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了，阿力宝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支持他；比如阿力宝辞去国营单位一把手的工作，义无返顾地追随他来深圳，其实并没有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最后竟然不得不回武汉自己重新创业等等。这么七想八想，竟然没有勇气“转型”了。
但是，婚姻的事情是双方的事情，并不以天涯常客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正当天涯常客打算放弃“转型”并打算跟阿力宝重新和好之后，阿力宝却不干了。
天涯常客给阿力宝打电话，阿力宝态度更加恶劣，居然说：“你不要总是骚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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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常客继续写小说，写那个关于知识分子下海的长篇小说。
曾何几时，天涯常客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不用上班了，既不用为别人上班，也不用为自己上班，每天坐在家里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睡到几点钟起来就几点钟起来，再不用考虑上班迟到了，再不用顾虑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既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他觉得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只做自己喜欢工作的生活，一种活出境界的生活。
现在，他终于梦想成真了，终于可以不用上班了，终于成为自由作家了，但是，现实情况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单纯，那么美好，那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首先，所谓“自由作家”必须是依靠写作吃饭的作家，而只要靠写作吃饭，不上班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起码，他要看市场的脸色，因为如果他不看市场的脸色，那么时常就不给他好脸色，具体表现就是写出来的书卖不掉，或者出版社干脆就不给出版，而如果不能发表或出版，靠什么吃饭？其次，当他充分享受了一段时间所谓的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的生活之后，才发现人的本性是犯贱的，是需要约束的，长时间不受任何约束，反而不自在，反而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忘了，在社会上没有自己位置了，所以，反而空虚。于是，天涯常客又隐隐约约有一种想出去上班的期盼。当然，想归想，回头路是绝对不能走的。想走也走不成。四十多岁的人了，上哪找合适的工作？差的工作肯定不愿意做。天涯常客是做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人，如果让他从头做起，做一般的管理人员，做小白领，他愿意吗？能适应吗？肯定不愿意，肯定不适应。而如果现在重新出去工作，哪里有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位置等着他？所以，天涯常客并没有重新出去工作，而是一面继续撑着当“坐家”一面自己做心理调节，调节的方式是不断地写长篇小说。因为一旦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开张了，他就感觉自己开始“工作”了，并且是长期工作。现在，他就开始了那个描写知识分子下海心态的长期工作。
当然，天涯常客写长篇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上班”的感觉。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天涯常客认为，做人要守本分，他现在是作家，而且是已经申报了文学创作二级的正式作家，所以，就应当天天写小说，天天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并且他在网上发表言论，强调作家一定要写作，一定要出作品，说作家不写小说，不能出作品，好比女人不做ài，不生孩子一样，怎么说都不是正常女人。针对有些作家多年不出作品，还振振有辞地说上一大堆理由，天涯常客毫不留情地反驳说：“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没有任何理由。好比老姑娘嫁不出去就是嫁不出去，不要找理由说自己条件太高，世界上没有能配得上的男人。”天涯常客如此咄咄逼人，当然遭致一些人的反感，包括男人的反对和女人的反对，但是他不怕，他认为真正的作家不需讨好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好感，也不必在乎别人的好感还是坏感，只要出作品就行。天涯常客现在天天想的和做的就是出作品。
接受娃娃头的提示，天涯常客在写新作品的时候，更加注意大背景和人性两个层面，把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看作是继日本侵略中国和十年文革之后当代中国又一重大历史背景，把在这个转型期内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转变当作是在重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人性必然发生变异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小说就有高度了。
天涯常客这部小说准备给作家出版社，因为在此之前，天涯常客虽然出了10多部长篇，但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多大关注，而同时期深圳一位女作家的一部长篇，却引起评论界的一定关注，尽管圈内朋友不服气，说那个女作家有行政职务，所以小说出版后，公家掏钱为她举行了作品研讨会，请了不少评论家来捧场，因此才被关注的，但天涯常客不这么看，天涯常客认为，不管什么原因，被关注就是被关注，只要被关注，就一定有它内在的道理，而不在于是否召开了研讨会。于是，天涯常客就找来那本书，找它被关注的内在道理，或者说，拿它与自己同期出的小说作对比，看人家到底有什么内在的长处。这样一比，还真找出对方的长处，而且是明显的长处，这个长处是：天涯常客的书全部是文艺出版社出的，而那位女作家的那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人家的长处，不承认不行，所以，现在天涯常客就打算让作家出版社来出版的新小说。
在写新小说的同时，天涯常客没有忘记打算与阿力宝离婚然后与娃娃头结婚的事情，这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目前的婚姻状态，与正在创作的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一样，也是处在“转型”阶段，具体地说，就是从阿力宝“转型”到娃娃头，这么一想，他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厚道，但很快就为自己的不厚道找到借口，自己为自己辩解并不是他主动不要阿力宝的，或者说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转型”的，而是阿力宝主动翻翘的，或者说是阿力宝主动炒他鱿鱼的，这么一想，心里又自我安慰不少。这种自我安慰甚至影响到了写作，具体表现就是在写新作品的时候，不知不觉把小说中人物张绍康的转型归结为被迫，甚至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转型其实都是被迫的，不是显性的被迫就是隐性的被迫，这样一写，就又与人性扯上了关系，说明人性骨子里是惰性的，如果不是被迫，包括显性的被迫和隐性的被迫，那么，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尽管自己为自己辩解了，但天涯常客毕竟还是意识到了厚道，既然意识到了厚道，就不能不厚道，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天涯常客甚至进行了自我反省，反省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转型”是不是不厚道了，是不是喜新厌旧了，甚至由此想到了阿力宝的种种善举，比如在自己开公司的最后阶段，已经不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了，阿力宝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支持他；比如阿力宝辞去国营单位一把手的工作，义无返顾地追随他来深圳，其实并没有享受人生的荣华富贵，最后竟然不得不回武汉自己重新创业等等。这么七想八想，竟然没有勇气“转型”了。
但是，婚姻的事情是双方的事情，并不以天涯常客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正当天涯常客打算放弃“转型”并打算跟阿力宝重新和好之后，阿力宝却不干了。
天涯常客给阿力宝打电话，阿力宝态度更加恶劣，居然说：“你不要总是骚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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