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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的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颇普(alexander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些，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现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尽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中国男人们现在临到了一个难关，便是他的选择妻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二者之间孰优。最好的标准妻子有人说过:要有新知识而具旧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的思想上的冲突，需要常识的无情判断(新女子以妻为一独立的不依赖的人格而轻视良母贤妻的说法)。当作者将知识与教育之增进认为一种进步并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时，敢深信决非谓吾人将求一闻名世界的女子钢琴名手或女大画家。我深信她的调治羹汤，应较其作诗会有益，而她的真正杰作，将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宝宝。依著者的愚见，一位典型的女性还该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坚定的母亲。
五、恋爱和求婚
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中国女子既属遮掩深藏，则恋爱的罗曼斯如何还会有实现的可能？或则可以这样问:年轻人的天生的爱情，怎么样儿的受经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年轻人，罗曼斯和恋爱差不多是寰宇类同的，不过由于社会传统的结果，彼此心理的反应便不同。无论妇女怎样遮掩，经典教训却从未逐出爱神。恋爱的性质容貌或许可以变更，因为恋爱是情感的流露，本质上控制着感觉，它可以成为内心的微鸣。文明有时可以变换恋爱的形式，但也绝不能抑制它。“爱”永久存在着，不过偶尔所蒙受的形象，由于社会与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爱”可以从珠帘而透入，它充满于后花园的空气中，它拽撞着小姑娘心坎。或许因为还缺少一个爱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她的心头总是烦恼着她。或许她倒并未看中任何一个男子，但是她总觉得恋爱着男子，因为她爱着男子，故而爱着生命。这使她更精细地从事刺绣而幻化地觉到好像她正跟这一幅彩虹色的刺绣恋爱着，这是一个象征的生命，这生命在她看来是那么美丽。大概她正绣着一对鸳鸯，绣在送给一个爱人的枕套上，这种鸳鸯总是同栖同宿，同游同泊，其一为雌，其一为雄。倘若她沉浸于幻想太厉害，她便易于绣错了针脚，重新绣来，还是非错误不可，她很费力地拉着丝线，紧紧地、涩涩地，真是太滞手，有时丝线又滑脱了针眼，她咬紧了她的樱唇而觉得烦恼，她沉浸于爱的河涛中。
这种烦恼的感觉，其对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烦恼的是什么;或许所烦恼的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续地行进着。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卫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底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免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像世上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甚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虽则深深遮隐于闺房之内，她通常对于本地景况相差不远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颇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窃下主意，孰为可许，孰不惬意。倘因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私心默许的少年，纵然仅仅是一度眉来眼去，她已大半陷于迷惑，而她的那一颗素来引以为自傲的心儿，从此不复安宁。于是一个秘密求爱的时期开始了。不管这种求爱一旦泄露即为羞辱，且常因而自杀;不管她明知这样的行为会侮蔑道德规律，并将受到社会上猛烈的责难，她还是大胆地去私会她的爱人。而且恋爱总能找出进行的路径的。
在这两性的疯狂样的互相吸引过程中，那真很难说究属男的挑动女的亦或是女的挑动男的。小姑娘有许多机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临场。其中最无罪的方法为在屏风下面露出她的红绫鞋儿;另一方法为夕阳斜照时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为偶尔露其粉颊于桃花丛中;另一方法为灯节晚上观灯;另一方法为弹琴(古时的七弦琴)，让隔壁少年听她的琴挑;另一方法为请求她的弟弟的教师润改诗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权充青鸟使者，暗通消息。这位教师倘属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复一首小诗。另有多种交通方法为利用红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厨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两方面都动了情，总可以想法来一次幽会。这样的秘密聚会是极端不健全的，年轻的姑娘绝不知道怎样保护自身于一刹那;而爱神，本来怀恨放浪的卖弄风情的行为，乃挟其仇雠之心以俱来。爱河多涛，恨海难填，此固为多数中国爱情小说所欲描写者。她或许竟怀了孕！其后随之以一热情的求爱与私通时期，软绵绵的，辣泼泼的，情不自禁，却就因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尤其觉得可爱可贵，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终属不耐久啊！
在这种场合，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许会拂乎本人的意志而与第三者缔婚，这个姑娘既已丧失了贞洁，那该是何等悔恨。或则那少年应试及第，被显宦大族看中了，强制地把女儿配给他。于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则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阖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彼此终身不得复谋一面。或则那少年一时寓居海外，本无意背约，可是中间发生了战事，因而形成无期的延宕。至于小姑娘困守深闺，则只有烦闷与孤零的悲郁，倘若这个姑娘真是多情种子，她会患一场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国爱情小说中真是异样的普遍)。她的眼神与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坏了爹娘，爹娘鉴于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问个清楚，至依了她的愿望而成全了这桩姻事，俾挽救女儿的生命，以后两口儿过着幸福的一生。
“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揉合，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惋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诗的题旨常为闺怨，为弃妇，这两个题目好像是诗人们特别爱写的题目。
符合于通常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损，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风格，可以拿林黛玉临死前，当她得悉了宝玉与宝钗订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诗为典型，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时这种姑娘倘遇运气好，也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中国的戏曲，固通常都殿以这样的煞尾:“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六、妓女与妾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如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陈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然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千四千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贴贴。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尚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thomas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
七、缠足的习俗
缠足的本义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误解过。但无论怎样，它曾是代表一种束缚并压迫女性的记号，而且这个方法是很适宜于这种效用的。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很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倘使缠足只当作压迫女性的记号看待，那一般做母亲的不会那么热心地替女儿缠足。实际上缠足的性质始终为性的关系，它的起源无疑地出于荒淫君王的宫闱中。它的所以获得男子的欢迎，乃缘于男人崇拜金莲和绣鞋儿作为恋爱的偶像，并欣赏其婀娜的步态，其所以能获得妇女的欢迎，则缘于她们的欲勾动男人的爱悦而已。
缠足制度的起源时代问题，为一大争辩的题目。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比较适宜一些的，还是谈谈它的演进吧。所谓缠足的惟一确切之解释为用几码长条子的布，把足部束紧起来而废弃短袜。这种方法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者为南唐后主的艳迹，其时期约当第十世纪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杨贵妃还穿着短袜，因为她死后有一只短袜流落于一个老妪手中，而辗转传览于民间，凡纳钱百文，都得一观。疯狂样的赞美女人之纤足和她们的弓鞋的风气盛行于唐代。弓鞋的式样系鞋头向上弯翘，大类罗马划船的船首，或即为缠足之起源或一种初步的形式。此种弓鞋本为宫中舞女所用，在这种奢华的氛围中，充满着女性的舞蹈，笙歌，萦绕着麝香龙涎，锦绣珠帘，天然会产生一种别出心裁的意匠，其结果即为此种性的矫饰。这一个创造的心意，系属于南唐后主，他原来是一个细腻的诗人，他有一个缠了足的宫女，能轻盈地缓步于六尺高的金质莲花瓣上，四周复缀以珠花金链。从此这个风尚受民间的模仿，这缠小了的足，因以饰地称为金莲或香莲，此等字眼且常点缀于诗句中。这个“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义，因为它指示出中国富贵家庭中的多肉欲的气息，他们的书斋固充溢着异香，而巨帙著作便写作于这样的书斋中。
妇女们非但极愿意而且很爱悦牺牲其肉体上一部分之安适以趋应时髦。这样的特性，非为中国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国女子很愿意躺卧地板上，让她的母亲手足并施的用鲸须束压她的身体。那时有本时装杂志上说:“束鲸索的方法，小姑娘应该面部向下的躺伏闺房地板上，她的母亲可将一足紧踏于她的背部腰际，俾易于用力绞转，这样，不难使鲸索两端接合。”这种鲸须一定大有助于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女子在适当场合的昏晕。妇女在中国，可以成为懦弱，但从不趋时髦以致于昏晕。俄罗斯舞队中的足尖舞，是肉体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种痛苦，可美其名曰艺术。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的眼光感觉可爱，却是微妙地影响及于妇女的整个风采和步态，致使她们的粉臀肥满而向后凸出，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看缠足妇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绳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撩起无限烦愁的心绪。缠足却为中国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
此外，完全无关于女性姿态的本身，男人们乃从而歌咏之，崇拜之，盖把小脚看作恋爱的偶像。金莲的尊崇，无疑导源于性的诡秘境界。鉴赏各种不同式样的缠足艺术之著作之多，不让于批评唐诗之著作。倘你能设想真正纤小的形式美观的小脚之稀少——大率一个城市里找不到十双——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见了这样的小脚，将如何感动，岂将不如受精美的诗的感动一样？清人方绚，尝著一部专书，叫做香莲品藻，专门论述缠足的艺术，将各式各样的小脚分成五大类十八品式。谓香莲(小足)有三贵，(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又说:
瘦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转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凡能明了时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势力者，类能明了这种制度的何以能持续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汉人缠足之圣旨不多几年就被废弃，而满族妇女反迅速地模仿汉人也缠起足来，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们。母亲凡欲望其女儿长大成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给士绅之家，便得从小把她的足好好缠起来，这一举动为做父母的一种先见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对于她的小脚的赞美，宛像受了孝顺的赞美。因为次于容貌的美丽，妇女便以其脚之纤小无限地引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夸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为此等足踝使她们在任何社交集会中立刻引人注目。妇女的缠足是痛苦的，毫无悲悯的痛苦，当其发育之际;但一旦缠成美丽的一双小脚，她的光荣，终身享受不尽。
但这种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过三位学者的驳斥，那三位学者是镜花缘(作于一八二五)作者李汝珍，诗人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和经学家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这三位学者都是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精神的。但这种风尚不遽废止，直至基督教会推行社会改革事业时始渐有收效。这种改革事业，中国妇女对之应该深深感谢的。但基督教会的成效，也受了当时环境的协助，因为中国妇女从其他方面获得了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体，发展一种婀娜的步姿，更产生一种幻象，使觉得她们的足部看去好像较实际者为小。李笠翁所著关于生活的艺术的精深的观察，至今犹为真理。其语云:“尝有三寸无底之足而与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此种对于无聊人生之精深的观察，常为中国人天才之特性。
八、解散运动
妇女束缚，现在已成过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离开中国而重返者，可以发现中国女子之体力与智力的状况变迁得如此广博，几难以置信。现代妇女之气质、装饰、举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所谓时髦姑娘。这种变迁乃由于各方面的势力在发生作用。总括地说，它们可以称为西洋势力的影响。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民国，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入学，随后，其他各大学遂继起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学生之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大部分实即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指导与鼓励下的学生的功绩，而在上述两党的工作中，中国女子很活动地担任党务、看护、甚至担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女党员供职中央党部，占居首要位置者继续不辍。一九二七年以后各政治机关任用女公务员之风勃兴;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认女子享有平等承继权;多妻制度消灭;女子学校盛行。一九三年以后，女子在运动界崭然露头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绩之优异。裸体照相盛受社会欢迎，报章杂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额夫人的来华，因之节制生育及性教育渐见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绍与输入(这可说是伦理革命的惟一原动力);各大报章发行妇女周刊的附刊，专以讨论妇女问题;张竞生性史出版，张竞生是位留法国学生，而性史这本大作颓废色彩未免太重。葛雷泰嘉宝、瑙玛希拉、梅蕙丝的影响，中国电影明星的哄动，电影杂志的流行，跳舞场、咖啡馆到处林立，这是一九二八年之际始传入中国。在这些跳舞场、咖啡馆里，中国姑娘行动态度的改变，使任何人大吃一惊。英国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西式紧身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
自从缠足以至独幅浴衣，诚为一长远之距离，而此等变迁虽看似甚觉浅薄，却不妨其奥妙的意味。因为人生就是这些浅薄的现象所构成的，变换了它们，即变换了吾人的人生观。
摩登姑娘以其行为浅薄，受尽了许多中国杂志的讥讽嘲笑。好像她们的爱好奢侈，缺乏耐劳力和其他家庭美德。因为梅蕙丝的影响力，远过于华尔兹敦诺克弗(marywollstonocaft)的影响力。事实是这样:妇女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显露其头角于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种则安稳隐没于好好家庭中，后者是谨饬而聪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几位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妇女，公开施展其蛊惑手段，才是妇女界最坏的恶棍，所以此辈不足以代表中国新女性。总之，此等摩登风尚应作为自由主义化的影响，大体上是为了中国女性的幸福而工作着，从而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响为女子之体格。在运动会中显露的姑娘们的大腿，常为守旧的人们蹙额惋惜不止，其实最后倒有利于国家民族。由于体育的发展，产生一种运动，比之培育于闺房之内的缠足运动远较为天然而高洁。
体育变迁的结果，又产生对于女性美的观念底变迁，从昔时矫揉造作的所谓娴静温雅变至较为适合于人类天性的活泼健美相近于欧洲妇女。女人之能作出真性的狂笑，实较之吃吃而浅笑为可爱。孔教学说所予妇女界之人为的限制和过分划分的性的区别，必须让其地位于适合人类天性的观念而不复回复。不过这样的结果，恐怕性别将完全消灭而丧失纯粹女性型的女人。妇女的想摹拟男性的行为这种意念，其本身实即为一种女性的束缚。还是让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为只有实现她们的自身的性型，她们的庄重的使命才配称得起伟大。不过把中国妇女与欧美女子做一比较，则中国摩登女性还是比较稳足而庄重，但在另一方面，她们比之西洋姊妹们似较为缺少自动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许这种根性是存在于她们的血胤里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为忠实保持固有民族之本来面目，亦足称为伟大。
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的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颇普(alexander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些，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现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尽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中国男人们现在临到了一个难关，便是他的选择妻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二者之间孰优。最好的标准妻子有人说过:要有新知识而具旧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的思想上的冲突，需要常识的无情判断(新女子以妻为一独立的不依赖的人格而轻视良母贤妻的说法)。当作者将知识与教育之增进认为一种进步并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时，敢深信决非谓吾人将求一闻名世界的女子钢琴名手或女大画家。我深信她的调治羹汤，应较其作诗会有益，而她的真正杰作，将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宝宝。依著者的愚见，一位典型的女性还该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坚定的母亲。
五、恋爱和求婚
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中国女子既属遮掩深藏，则恋爱的罗曼斯如何还会有实现的可能？或则可以这样问:年轻人的天生的爱情，怎么样儿的受经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年轻人，罗曼斯和恋爱差不多是寰宇类同的，不过由于社会传统的结果，彼此心理的反应便不同。无论妇女怎样遮掩，经典教训却从未逐出爱神。恋爱的性质容貌或许可以变更，因为恋爱是情感的流露，本质上控制着感觉，它可以成为内心的微鸣。文明有时可以变换恋爱的形式，但也绝不能抑制它。“爱”永久存在着，不过偶尔所蒙受的形象，由于社会与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爱”可以从珠帘而透入，它充满于后花园的空气中，它拽撞着小姑娘心坎。或许因为还缺少一个爱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她的心头总是烦恼着她。或许她倒并未看中任何一个男子，但是她总觉得恋爱着男子，因为她爱着男子，故而爱着生命。这使她更精细地从事刺绣而幻化地觉到好像她正跟这一幅彩虹色的刺绣恋爱着，这是一个象征的生命，这生命在她看来是那么美丽。大概她正绣着一对鸳鸯，绣在送给一个爱人的枕套上，这种鸳鸯总是同栖同宿，同游同泊，其一为雌，其一为雄。倘若她沉浸于幻想太厉害，她便易于绣错了针脚，重新绣来，还是非错误不可，她很费力地拉着丝线，紧紧地、涩涩地，真是太滞手，有时丝线又滑脱了针眼，她咬紧了她的樱唇而觉得烦恼，她沉浸于爱的河涛中。
这种烦恼的感觉，其对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烦恼的是什么;或许所烦恼的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续地行进着。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卫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底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免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像世上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甚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虽则深深遮隐于闺房之内，她通常对于本地景况相差不远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颇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窃下主意，孰为可许，孰不惬意。倘因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私心默许的少年，纵然仅仅是一度眉来眼去，她已大半陷于迷惑，而她的那一颗素来引以为自傲的心儿，从此不复安宁。于是一个秘密求爱的时期开始了。不管这种求爱一旦泄露即为羞辱，且常因而自杀;不管她明知这样的行为会侮蔑道德规律，并将受到社会上猛烈的责难，她还是大胆地去私会她的爱人。而且恋爱总能找出进行的路径的。
在这两性的疯狂样的互相吸引过程中，那真很难说究属男的挑动女的亦或是女的挑动男的。小姑娘有许多机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临场。其中最无罪的方法为在屏风下面露出她的红绫鞋儿;另一方法为夕阳斜照时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为偶尔露其粉颊于桃花丛中;另一方法为灯节晚上观灯;另一方法为弹琴(古时的七弦琴)，让隔壁少年听她的琴挑;另一方法为请求她的弟弟的教师润改诗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权充青鸟使者，暗通消息。这位教师倘属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复一首小诗。另有多种交通方法为利用红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厨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两方面都动了情，总可以想法来一次幽会。这样的秘密聚会是极端不健全的，年轻的姑娘绝不知道怎样保护自身于一刹那;而爱神，本来怀恨放浪的卖弄风情的行为，乃挟其仇雠之心以俱来。爱河多涛，恨海难填，此固为多数中国爱情小说所欲描写者。她或许竟怀了孕！其后随之以一热情的求爱与私通时期，软绵绵的，辣泼泼的，情不自禁，却就因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尤其觉得可爱可贵，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终属不耐久啊！
在这种场合，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许会拂乎本人的意志而与第三者缔婚，这个姑娘既已丧失了贞洁，那该是何等悔恨。或则那少年应试及第，被显宦大族看中了，强制地把女儿配给他。于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则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阖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彼此终身不得复谋一面。或则那少年一时寓居海外，本无意背约，可是中间发生了战事，因而形成无期的延宕。至于小姑娘困守深闺，则只有烦闷与孤零的悲郁，倘若这个姑娘真是多情种子，她会患一场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国爱情小说中真是异样的普遍)。她的眼神与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坏了爹娘，爹娘鉴于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问个清楚，至依了她的愿望而成全了这桩姻事，俾挽救女儿的生命，以后两口儿过着幸福的一生。
“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揉合，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惋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诗的题旨常为闺怨，为弃妇，这两个题目好像是诗人们特别爱写的题目。
符合于通常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损，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风格，可以拿林黛玉临死前，当她得悉了宝玉与宝钗订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诗为典型，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时这种姑娘倘遇运气好，也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中国的戏曲，固通常都殿以这样的煞尾:“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六、妓女与妾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如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陈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然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千四千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贴贴。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尚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thomas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
七、缠足的习俗
缠足的本义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误解过。但无论怎样，它曾是代表一种束缚并压迫女性的记号，而且这个方法是很适宜于这种效用的。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很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倘使缠足只当作压迫女性的记号看待，那一般做母亲的不会那么热心地替女儿缠足。实际上缠足的性质始终为性的关系，它的起源无疑地出于荒淫君王的宫闱中。它的所以获得男子的欢迎，乃缘于男人崇拜金莲和绣鞋儿作为恋爱的偶像，并欣赏其婀娜的步态，其所以能获得妇女的欢迎，则缘于她们的欲勾动男人的爱悦而已。
缠足制度的起源时代问题，为一大争辩的题目。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比较适宜一些的，还是谈谈它的演进吧。所谓缠足的惟一确切之解释为用几码长条子的布，把足部束紧起来而废弃短袜。这种方法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者为南唐后主的艳迹，其时期约当第十世纪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杨贵妃还穿着短袜，因为她死后有一只短袜流落于一个老妪手中，而辗转传览于民间，凡纳钱百文，都得一观。疯狂样的赞美女人之纤足和她们的弓鞋的风气盛行于唐代。弓鞋的式样系鞋头向上弯翘，大类罗马划船的船首，或即为缠足之起源或一种初步的形式。此种弓鞋本为宫中舞女所用，在这种奢华的氛围中，充满着女性的舞蹈，笙歌，萦绕着麝香龙涎，锦绣珠帘，天然会产生一种别出心裁的意匠，其结果即为此种性的矫饰。这一个创造的心意，系属于南唐后主，他原来是一个细腻的诗人，他有一个缠了足的宫女，能轻盈地缓步于六尺高的金质莲花瓣上，四周复缀以珠花金链。从此这个风尚受民间的模仿，这缠小了的足，因以饰地称为金莲或香莲，此等字眼且常点缀于诗句中。这个“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义，因为它指示出中国富贵家庭中的多肉欲的气息，他们的书斋固充溢着异香，而巨帙著作便写作于这样的书斋中。
妇女们非但极愿意而且很爱悦牺牲其肉体上一部分之安适以趋应时髦。这样的特性，非为中国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国女子很愿意躺卧地板上，让她的母亲手足并施的用鲸须束压她的身体。那时有本时装杂志上说:“束鲸索的方法，小姑娘应该面部向下的躺伏闺房地板上，她的母亲可将一足紧踏于她的背部腰际，俾易于用力绞转，这样，不难使鲸索两端接合。”这种鲸须一定大有助于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女子在适当场合的昏晕。妇女在中国，可以成为懦弱，但从不趋时髦以致于昏晕。俄罗斯舞队中的足尖舞，是肉体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种痛苦，可美其名曰艺术。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的眼光感觉可爱，却是微妙地影响及于妇女的整个风采和步态，致使她们的粉臀肥满而向后凸出，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看缠足妇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绳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撩起无限烦愁的心绪。缠足却为中国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
此外，完全无关于女性姿态的本身，男人们乃从而歌咏之，崇拜之，盖把小脚看作恋爱的偶像。金莲的尊崇，无疑导源于性的诡秘境界。鉴赏各种不同式样的缠足艺术之著作之多，不让于批评唐诗之著作。倘你能设想真正纤小的形式美观的小脚之稀少——大率一个城市里找不到十双——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见了这样的小脚，将如何感动，岂将不如受精美的诗的感动一样？清人方绚，尝著一部专书，叫做香莲品藻，专门论述缠足的艺术，将各式各样的小脚分成五大类十八品式。谓香莲(小足)有三贵，(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又说:
瘦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转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凡能明了时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势力者，类能明了这种制度的何以能持续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汉人缠足之圣旨不多几年就被废弃，而满族妇女反迅速地模仿汉人也缠起足来，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们。母亲凡欲望其女儿长大成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给士绅之家，便得从小把她的足好好缠起来，这一举动为做父母的一种先见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对于她的小脚的赞美，宛像受了孝顺的赞美。因为次于容貌的美丽，妇女便以其脚之纤小无限地引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夸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为此等足踝使她们在任何社交集会中立刻引人注目。妇女的缠足是痛苦的，毫无悲悯的痛苦，当其发育之际;但一旦缠成美丽的一双小脚，她的光荣，终身享受不尽。
但这种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过三位学者的驳斥，那三位学者是镜花缘(作于一八二五)作者李汝珍，诗人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和经学家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这三位学者都是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精神的。但这种风尚不遽废止，直至基督教会推行社会改革事业时始渐有收效。这种改革事业，中国妇女对之应该深深感谢的。但基督教会的成效，也受了当时环境的协助，因为中国妇女从其他方面获得了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体，发展一种婀娜的步姿，更产生一种幻象，使觉得她们的足部看去好像较实际者为小。李笠翁所著关于生活的艺术的精深的观察，至今犹为真理。其语云:“尝有三寸无底之足而与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此种对于无聊人生之精深的观察，常为中国人天才之特性。
八、解散运动
妇女束缚，现在已成过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离开中国而重返者，可以发现中国女子之体力与智力的状况变迁得如此广博，几难以置信。现代妇女之气质、装饰、举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所谓时髦姑娘。这种变迁乃由于各方面的势力在发生作用。总括地说，它们可以称为西洋势力的影响。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民国，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入学，随后，其他各大学遂继起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学生之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大部分实即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指导与鼓励下的学生的功绩，而在上述两党的工作中，中国女子很活动地担任党务、看护、甚至担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女党员供职中央党部，占居首要位置者继续不辍。一九二七年以后各政治机关任用女公务员之风勃兴;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认女子享有平等承继权;多妻制度消灭;女子学校盛行。一九三年以后，女子在运动界崭然露头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绩之优异。裸体照相盛受社会欢迎，报章杂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额夫人的来华，因之节制生育及性教育渐见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绍与输入(这可说是伦理革命的惟一原动力);各大报章发行妇女周刊的附刊，专以讨论妇女问题;张竞生性史出版，张竞生是位留法国学生，而性史这本大作颓废色彩未免太重。葛雷泰嘉宝、瑙玛希拉、梅蕙丝的影响，中国电影明星的哄动，电影杂志的流行，跳舞场、咖啡馆到处林立，这是一九二八年之际始传入中国。在这些跳舞场、咖啡馆里，中国姑娘行动态度的改变，使任何人大吃一惊。英国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西式紧身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
自从缠足以至独幅浴衣，诚为一长远之距离，而此等变迁虽看似甚觉浅薄，却不妨其奥妙的意味。因为人生就是这些浅薄的现象所构成的，变换了它们，即变换了吾人的人生观。
摩登姑娘以其行为浅薄，受尽了许多中国杂志的讥讽嘲笑。好像她们的爱好奢侈，缺乏耐劳力和其他家庭美德。因为梅蕙丝的影响力，远过于华尔兹敦诺克弗(marywollstonocaft)的影响力。事实是这样:妇女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显露其头角于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种则安稳隐没于好好家庭中，后者是谨饬而聪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几位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妇女，公开施展其蛊惑手段，才是妇女界最坏的恶棍，所以此辈不足以代表中国新女性。总之，此等摩登风尚应作为自由主义化的影响，大体上是为了中国女性的幸福而工作着，从而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响为女子之体格。在运动会中显露的姑娘们的大腿，常为守旧的人们蹙额惋惜不止，其实最后倒有利于国家民族。由于体育的发展，产生一种运动，比之培育于闺房之内的缠足运动远较为天然而高洁。
体育变迁的结果，又产生对于女性美的观念底变迁，从昔时矫揉造作的所谓娴静温雅变至较为适合于人类天性的活泼健美相近于欧洲妇女。女人之能作出真性的狂笑，实较之吃吃而浅笑为可爱。孔教学说所予妇女界之人为的限制和过分划分的性的区别，必须让其地位于适合人类天性的观念而不复回复。不过这样的结果，恐怕性别将完全消灭而丧失纯粹女性型的女人。妇女的想摹拟男性的行为这种意念，其本身实即为一种女性的束缚。还是让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为只有实现她们的自身的性型，她们的庄重的使命才配称得起伟大。不过把中国妇女与欧美女子做一比较，则中国摩登女性还是比较稳足而庄重，但在另一方面，她们比之西洋姊妹们似较为缺少自动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许这种根性是存在于她们的血胤里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为忠实保持固有民族之本来面目，亦足称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