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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4月把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毕加索画了一幅画，以这个小镇为名。他称他的画“格尔尼卡”为德国的杰作。作为战略攻击，日本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第一次实现了杜黑的预言。从1938年2月18开始，轰炸持续了5年半，日本飞机共炸死市民近1？2万人。然后，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伦敦轰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轰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轰炸、二战后期的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地毯式轰炸”更是志在杀伤平民。冷战后，武器进步减少了敌国平民的伤亡，但这只是精确制导技术的一个副产品，轰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战略，对城市和民用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以摧毁民众的信心和敌国的战争能力。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二战初期德国对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的空中闪击战。但是，轰炸并不像杜黑预言的那样，总是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并不总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制空权，62页。有时，轰炸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飞机也改变了海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搜索、侦查。那时的飞机还很简陋，携带的弹药很少，不足以对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中力量（陆基或海基）已经能够压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飞机比军舰击沉了更多的舰船，宣告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航空母舰战斗群成为海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两国海军爆发珊瑚海海战。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海战，但双方的军舰却根本没有交火。发起攻击的是舰载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军上将恩斯特？约瑟夫？金称之为海军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405页。日本在美国海空军的攻击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器是飞机投放的原子弹。
在非洲和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进展也得益于制空权。大西洋的反潜作战需要飞机，而盟军的飞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潜艇开始是攻击武器，后来成为被猎杀的目标。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的空降兵虽然非常不顺利，但还是在战线之后牵制了德军部署。
1948年，苏联以维修道路为理由，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西方占领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苏联的囊中之物。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空运持续了1年，突破了苏联集团的阻断。苏联挑起争端，最终却解除围城，在冷战中开局不利。这场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这是利用空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早例子。西方的物质从空中进入西柏林，同时，东方的人员经陆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数十万人逃亡。苏联和东德大伤脑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筑了柏林墙，沿途埋设地雷。加上古巴导弹危机，那段时间是冷战的高峰期。1989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
在二战之后很多年，拥有制空权能够压制地面部队，大量杀伤地面部队，却不能击溃或消灭地面部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地形复杂，森林广布，遮蔽了空中的视线。美国对越南实施地毯式轰炸，惨无人道地轰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进。不过，飞机技术和制导技术进步很快，空中的优势得到加强。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两场伊拉克战争中，空中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军持续轰炸，没有动用地面部队就迫使南联盟撤军。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主要担任最后的清理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军的作用仍将继续上升。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夺制空权的目的，一是保证己方，二是打击敌方。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可以从空中调动军队和物质，或直接打击敌人，而不必经过陆地或海洋，大大减少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对飞行的主要限制是技术因素。飞机的滞空时间和飞行速度相对有限。因此，一国需要在陆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潜在的目标。即使将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碍，时差、语言、文化、宗教不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美国在研制一种能够不间断飞行的环球轰炸机。它可以从美国起飞，在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这种飞机可以威胁欧亚大陆的安全，但不会帮助美国融入欧亚大陆。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使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国家，同样，新型轰炸机也不会。
d？对陆地的再重视
杜黑的理论不是凭空而出的。他在军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实际上把空军比作炮兵，从炮战中汲取灵感。英国军官j？f？c？富勒认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炮主义，只不过把发射（投掷）炮弹的角度从水平改为垂直。装甲战，300页。在飞机加入一战的时候，陆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空权理论没有一枝独秀。在制空权出版11年后，也出现了基于新的技术的陆战理论。1932年，富勒发表了装甲战。富勒的“装甲战”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军溃败时产生的。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它实际上是一本“野战勤务条令”讲义，侧重于装甲战术运用。富勒认为，可以用装甲部队来对付空中力量“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装甲战，35页。
富勒的理论在英国一度被忽视。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步兵学校只有6位军官借阅过刊登富勒“野战勤务条令”讲义的步兵杂志，装甲战，2页。这是别人所写的前言介绍的情况。还未必是为了读他的文章。不过，装甲战在德国和苏联都受到重视。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苏联的铁木辛哥元帅予以极高评价。古德里安是装甲战的另一位理论先驱。他的书籍被翻译成法文，却没有受到法国军官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国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地面攻击力量。一批名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德国有隆美尔，苏联有朱可夫。此外，美国有巴顿，英国有蒙哥马利。他们都是指挥装甲部队的将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飞机实施纵深轰炸、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闪电战（闪击战），捷克、波兰、法国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盟军和德军多次出现坦克集群的对攻。在库尔斯克战役，4000辆苏联坦克和2700辆德国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战。
因为铁路的普及，大陆上的交通便捷了许多。麦金德因此断言陆权将超过海权。但火车的载货量远远不及远洋货船，而且成本高过海运很多。现在有了高速铁路，却更适合客运，而不适合大宗货物的运输，因为成本太高。空运也同样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现有技术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陆地运输的成本，不能提高运输量。就军事行动而言，陆权对海权仍然处于劣势。但这个劣势不是不可弥补。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优劣及道德号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陆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陆国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条件下，大陆国家仍将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有类似声音，但角度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赢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大国政治的悲剧，121页。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错的。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也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必需要陆军对决。在军队严重依赖高技术装备的时代，拥有优势海军和优势空军的国家一定也有发达的陆军。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像另一个岛国人麦金德一样夸大了陆地力量。他的出发点是从岛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大陆国家则是从大陆出发，保证海洋航行的畅通。因此，米尔斯海默对陆海空军力量的判断标准与大陆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容易高估陆军的作用。比如，他的结论中有两条是“单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大国政治的悲剧，130页。“从海上进攻大国的领土要比从陆上入侵来得困难”大国政治的悲剧，160页可以看出，米尔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陆国家攻击时的困难；大陆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锁，而不是等到敌人登陆入侵——已经有了主动与被动。差异是由于海岛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过，米尔斯海默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大国政治的悲剧，120页。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曾经在短时期内征服了遥远地区。然而，它的全球霸权是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众多盟国的支持下做到的。这样的支持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获得。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帝国已经呈现颓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将更为分散，区域化的势头将更强劲。原因就是大国投射影响的能力有限。
e？高边疆与星球大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地方，他们会制造出适用的武器。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人类进入太空不过数十年，近地空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军事设施。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要经过空间。“和平利用太空”只是开发太空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开发初期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在空间科学合作方面的一个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会妨碍更多的空间项目被用于军事目的。
人类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于军事目的，是德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v-2是最著名的产品，在二战中被用来攻击英国。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技术直接得益于德国的火箭研究。在冷战期间，美苏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是太空。取得空间优势是他们发展空间技术的动力。苏联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率先实施载人太空飞行“东方”一号飞船距离地球表面302公里。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受到巨大压力。苏联人进入太空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j？f？肯尼迪宣布了载人登月工程。与苏联的航天计划相比“阿波罗”计划更复杂，也更宏伟。1969年7月，美国首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38万公里外的月球。此后美国宇航员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在递减，当它不再能显示美国的空间优势时，就在1972年12月结束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战的产物，是超级大国炫耀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两国的宇航员被当作国家英雄（也是人类英雄）。1960年代是人类走出地球，向太阳系扩张的开始。
空间被称为高边疆。对比地球表面的边疆开发历史，这个词本身已经隐含着军事意义。与以前的军事理论一样，在“高边疆”理论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毕业于西点军校，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4）、国防情报局局长（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是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军事问题顾问。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们一起讨论过导弹防御计划。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边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营的“高边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动太空动能武器的发展。他是“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从苏联紧随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美国一直执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政策，对遭受的任何核打击实施核报复，从而吓阻苏联使用核武器。这个威慑政策是进攻型的。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提出了防御性的政策，其实是维护美国的核进攻优势。他说：“如果苏联加入我们大量减少武器的努力，我们将成功地稳住核平衡。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报复的恐惧、相互的威胁。”有没有办法不采取报复呢？里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开始一项计划，用防御的方法来对付令人胆寒的苏联导弹。让我们求助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吧。正是这些力量生产出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我们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质量。”里根询问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知道他们的安全不依靠美国即时报复的威胁来威慑苏联进攻，我们能够在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我们盟国的土地之前就拦截并摧毁它们，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因为苏联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为无用之物，同时却处在美国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而美国人认为苏联已经领先。迟至1986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总而言之，在战略防御作战经验的许多关键领域里，苏联都领先于美国，并保持反弹道导弹和雷达的生产线空闲，以便迅速扩大生产。”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肉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国总是倾向于高估对手，并从不隐瞒对方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所以，任何头脑清醒的竞争对手都不会因为得到美国的较高评价而沾沾自喜。这次也不例外。在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前两个星期，里根在3月8日发表了关于苏联“邪恶帝国”的演讲。所以，1983年是冷战后期美苏的对抗小高峰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6年10月与里根举行了雷克雅未克会谈。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没有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达成妥协。在冷战结束20年之后，美国和俄国还在讨论如何开始削减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谈判。
最初，美国计划以天基的激光发射器为拦截武器。后来事实证明，那时的激光武器还很不成熟，其他相关技术也不成熟。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府一再缩小战略防御计划的内容，至今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但在当年，该计划却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认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苏联内部和东欧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是主要原因，而经济已经临近崩溃。外部原因则有阿富汗战争的消耗，以及中国和美国站到一起等新因素。当然，在东西方对抗中，西方对苏联集团的压力一直存在（反之亦然）。在苏联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星球大战计划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边疆”美国空军现在有一本高边疆期刊。很类似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美国向西开拓“边疆”是一场以武力为先导的运动。只有在驱赶和屠杀土著的印第安人之后，才有“边疆”地区可供美国人开发。太空本来无人居住，那里没有人因为“高边疆”运动而受到伤害。人类进入太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地面上的军事优势，不是向太空殖民，或者开发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在太空过上可以自持的生活，从别的星球运回矿产并获取利润也很困难。除了接纳人类的探险精神之外，太空总是直接为人类在地面的生活和活动服务。这些活动多是军事的。“高边疆”运动比其他边疆运动（包括地理大发现）具有更多的军事成分。
侦查、通讯、指挥、控制——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已经搬上了卫星。卫星（以及以月球为基地的平台）不仅收集和传递信息，而且还将搭载武器。除非各国拿出足够的诚意，否则太空的非武器化必将成为空谈。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核武器控制的失败先例。
f？四权之外的争夺
以上这些理论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军队运动速度在提高、运动空间在扩大，军力投射距离在加大，同时，武器打击距离增加，烈度增加，并能够更好地保护使用者。在四权之中，能够更好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一个权必定占有优势，因而更受理论家注目。权力优势不是恒久的。现在有了对四权的争夺。在进入太空之后，人类的竞争和战争范围还没有达到最大化。人类的探索是无穷尽的，人类的竞争是无穷尽的，人类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无穷尽的。人类探索到哪里，权力争夺就会跟到哪里。战争将出现在人类身体和人类工具所能达到的一切空间和虚拟空间。所有这些争夺都应该是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实体空间之外，争夺已经进入了虚拟空间。现在不仅有了“信息战”理论中国的沈伟光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理论的人之一，也许是最早的一人。奇妙的是，他所受教育不多，不懂电脑，更不懂互联网。他有官方身份，却是私人著述。，一些国家还组建了信息战军队。在军事冲突中，黑客攻击对方的网络系统，瘫痪敌方的通讯、指挥和宣传，就像在热战中炸毁敌人的道路和大桥。据报道，在2008年的俄国和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中发生过网络攻击。俄国有非常好的数学和软件人才，但两国都不是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所以，这样的攻击只是小试锋芒。将来也许会爆发“制虚拟空间权”的大规模战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曾多次指责中国的黑客攻击。这种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看不见实物，看不见硝烟，却能够达到战争的目的，使“敌人”遭受他们不能承受的损失，屈服于“我们的”愿望。信息战会像热战一样造成大量的财富损失，也会造成人员伤亡。1999年喧嚣一时的“千年虫”事件虽然有些夸张，有杀毒公司的商业炒作，但当时对“虫”后果的预言可能会出现在信息战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电磁战已经是战争手段之一。在设计时注重飞机、军舰等作战平台的隐形性，以加强它们的自我防护和突防能力。同时，侦查技术也在进步，以更早地发现更远处的目标。远离敌人在非打击武器中也同样适用。雷达是侦查工具，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雷达的搜索面积大、实时，取代了飞行员在空中用肉眼搜索。和无线电一样，雷达的出现也可被看做符合武器系统的进步模式。很多年来，不仅战斗机、轰炸机等作战飞机装上了雷达，还出现了专门用雷达搜索目标的预警机，以及间谍飞机。对于地缘政治学，这些具体的军事技术可以归入更大的种类。详细研究是军事学的内容了。
在物理学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进入更多的空间维度。那时，也许会出现“制第八维空间权”之类的理论和实践，以控制进入其他宇宙的通道。我们这一代人大概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但假如看到了，合格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会为此惊讶。人类有掠夺和杀戮的本能。除非受到政治的制约，战争具有向更大规模发展的倾向。
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人类杀戮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加速了武器的研发。一战时的新武器是飞机、坦克，还有大量使用的毒气。二战时期是核武器。冷战时期是导弹。20世纪末是信息化、精确制导炸弹。21世纪初的标志性武器还没有出现。可能是冷血的（无血的）人工智能士兵。这样下去，武器总有一天会失控，落入有毁灭人类决心的狂人手中，或脱离人类而具有独立意志。不过，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的其他生命会幸福很多。
地缘政治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彻底改变。所有技术的目的都要归根为“人”或为人服务，或为了控制和杀伤人，还是为了己方的目的服务。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上，这一事实长期不会改变。今后人类也许能够终生在太空生活、繁衍。但他们可能在数代之后变异为别的物种。技术没有灵魂。先进武器可以控制人，杀伤人，却不可能争取到人心，也难以长期控制地面上的财富。空中的、海上的胜利者最终还要回到地面上来。
显然，在三权和四权之外，还有需要争夺和控制的权力。军人们更了解这些技术性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人权。人权是权利（right），也是权力（power）。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没有权力保障的权利则是一纸空文。人权是中国人的权利，不会因外国人提倡就变成了国外特有的权力。人权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儒家的先圣们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和“仁者无敌”等观念。在距今2300多年前，儒家的“仁”是超前的，也是有限的。他们要求权力者向人们施舍他们原有的权利，不知道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早期的儒者是理想主义的权力崇拜者，后世有更多匍匐在权力之下者。当他们试图现实地操纵权力时，就变成了法家。法家擅长的是权术，很少是法律。如果非要与现代比较，他们更接近于狡诈的律师，而不是正直的法官。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以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为起点，恢复传统的仁爱文化，建立起能够真正、充分保障人权的制度，必将在世界上为中国增添巨大权力。
陆地、海洋与领土的关系
在讨论了陆权、海权、空权和太空权之后，还是要回到地面上。制海权、制空权和制太空权都离不开陆地上的基地，它们的目的是取得陆地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帮助在陆地获得优势，各权就失去了意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总是生活在陆地上，因此，权力也必须落实到地面。古希腊神话说，巨人安泰（antaeus）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gaea）。他只要接触大地就能百战百胜，因为他能够从母亲那里汲取无穷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了他的秘密，在搏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这个神话大概是空权打败陆权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杀死敌人，取得胜利的。
这场搏斗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盖亚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亲。算起来，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两辈。他的胜利表明，新权力取代了旧权力。
a？清末的陆防与海防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这也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之前，对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中国的目光朝向内陆，一向缺乏向海洋扩张的动力。而在陆地上的扩张也不积极。汉、唐两朝都有向西方的扩张，但主要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为守，不是扩大帝国的疆界。南宋皇室为躲避元兵而逃难于海上。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海洋没有能够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汉、唐的强盛之后，中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出现在元、清两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军队进攻外海岛屿（日本、爪哇）都遭到失败，证明游牧民族不擅长跨海作战。不过，台湾在元朝时正式归属中国。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大的壮举，却仅限于炫耀帝国的强盛。大船队满载着士兵和财宝，却对海外土地和商业利益没有任何兴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遭到强敌入侵，漫长的边境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清廷左支右绌，无奈虎狼之国太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为害中国最深的国家是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除了俄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入侵之外（它确实也这么做了），从其余三国到达中国都要经过海洋。对于中国，英、法、日是海上强权。但这个判断并不完整。它们也从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在中国海岸登陆，抢占租界，还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殖民地。对于中国不易到达的内陆地区，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上渗透、蚕食。日本占领朝鲜后，也主要从陆地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这些殖民地从前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成员国。
在20世纪初之前，英国和法国在中国主要追求贸易利益和小块租界，没来得及抢占大片殖民地。进入20世纪，它们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在远东扩张的势头大大减缓。所以，英法两国在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时机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并能够动手瓜分的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位芳邻一个来自陆地，一个来自海洋。与英法相比，它们是次一级的帝国。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虽然比俄国的晚很多，但发展速度却比俄国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扩张不像俄国那样有多个方向。从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方向（琉球、朝鲜等目标是中国藩属）。
俄、日把扩张目标对准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1850年，清朝与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等国打败，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可能。因此，俄国转向东方，先后吞并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俄国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1854年，日本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明治维新，实力渐强。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变成藩属，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入侵台湾，索取清廷50万两赔款后退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清朝在快速衰败。太平军（1850-1864）、捻军（1852-1868）等内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乱。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规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寻衅，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掠夺并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普遍吸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下降，白银外流。大清朝气息奄奄，呈现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亏了几位能干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内乱，发展工业。因为“同治中兴”（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强维持了30多年。
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四，第131页，薛福成。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职。有了铁路之后，陆地运动速度加快，陆权对比海权的劣势大大减少了。当时中国在新疆既无铁路，又无（有线）电报。最大的挑战来自后勤补给。左宗棠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10页。同时，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够顾及西疆。他又说：“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结，再做区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28页。“英事”指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英国吞并缅甸后对中国西南的窥探。
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没有错。清朝确实无力同时在东西方打两场战争，对手分别是日本和俄国。李鸿章的错误在于对时机的判断。在中亚的大角逐中，俄国与英国互相牵制，它们都在利用阿古柏。在东海，日本对中国还不具有海上优势。那时，海防和塞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两个方向上短期都不会形成战事。所以，清朝没有遇到东西海陆两线作战的问题，甚至连单线作战都算不上。这两个问题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中国支付赔款，从俄国收回了伊犁，从日本收回了台湾。但是，真正的危机将在数年之后到来。
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担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抚。西部暂时较为平安。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建冲绳县，又遣使来中国谈判。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海军正式成军。这时的日本还不那么确定它的实力，提出把琉球群岛南端的先岛群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分还给中国。当初，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西部，是想在东部更强硬地对付日本。他（或执笔的薛福成）设想，如果中日谈判不利，清廷将“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五，第177页，薛福成。转引自李鸿章传，311页。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设想很宏大，显示出李鸿章对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国终于失去了琉球。李鸿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就完全倒转了。
1884年6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北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月，法国攻击驻越南的清军，接着又侵犯基隆，袭击福州。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遭到轰炸。左宗棠这时已经病重，但仍请旨出征，离京赴闽，于12月到达福州。他督办福建防务，筹办台湾省，未几，于1885年9月3日去世。次年，台湾脱离福建，单独建省。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消灭。根据马关条约，建省不到9年的台湾被割去。1900年，八国联军直入北京。事实证明，中国既无海防，也无塞防。战后的烂摊子还要李鸿章去收拾。庚子议和时，他已经是烛光摇曳，光影昏暗了。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俄国又图谋东北。在俄国一击之下，李鸿章终于不支，于11月7日去世。梁启超很推崇李鸿章。他如此评价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垢，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启超：李鸿章传，100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
在1875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清廷如果能励精图治，还有振兴的机会。但要振兴，非有大变革不可，而大变革远非臣下之权所能及。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局势迅速糜烂到不可收拾。李鸿章只是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太后的奴才，权力仍然很有限。面对太后和满清权贵的无知和掣肘，官僚阶层的腐败和颟顸，以及官场上的倾轧，他无可奈何。李鸿章为清廷没落承担了最后的骂名。但是，谴责者们忘了，国家的灾难不是他制造的，他只是奉命收拾残局的人。当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时候，清朝已经奄奄一息，不可救药了。国运衰竭，而后才会有海防塞防之争。
中国是一个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大陆国家，因此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大陆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海洋国家，而是兼而有之——既兼有优势，也兼有劣势。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上都有极大的利益，不可采取海权和陆权分离的理论。海陆都不可放弃，也没有出现必须放弃其一的最后关头。在清朝覆没前30多年，清廷（慈禧太后）还有能力兼顾两者。对于中国，海权和陆权是相辅相成的“水陆并进”才是正路。海权的发展离不开陆权的支持，反之亦然，不可顾此失彼。另外，美国在海洋和陆地对所有国家都仍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没有必要在现阶段突出某一方向，展现出挑战的姿态。况且空权和太空权早已使海陆二分、对立的观点过时了。
中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不是给中国贴上一张“陆权”或“海权”的标签就可以解答的。它将由中国的国内国际大战略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不应该是“国家机密”
b？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
一个国家的成长必定伴随着扩张，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扩张大致有两种类型：土地扩张和市场扩张。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和俄国属于前一个类型。中国首当其冲。这两个国家的扩张来源于对安全的焦虑，对土地的渴望，对征服的期待，以及对欧美的模仿。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之后，又会出现新的边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又需要新的扩张。如果不知收敛，就会导致扩张链条崩溃。领土扩张是这样，市场扩张也是这样。
领土扩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陆地扩张和海洋扩张。俄国和英国是扩张大国。俄国是陆地领土扩张，新占领的土地与原来的国土相连。英国是海外领土扩张，新的土地远离本岛。在1890年代之前，美国的扩张是陆地型，之后为海洋型。如今，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民族意识高涨，宗教情绪对立。而且，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几乎每一个适宜居住的角落都是人头攒动，许多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都住着人。这个时候的领土扩张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成果却很难守住。同时，军事行动的耗费与代价越来越大。但是，大国仍然要扩张，这是它们的生性所决定的。
俄国的扩张继承了草原帝国的基因，在16世纪国家形成初期已经开始。在1689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固了它在远东占领的土地。在尼布楚之前，俄国已经占有亚洲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那时，东西方的差距刚开始加大，俄罗斯暂时无法对中国下手，而且它那时的主要目标放在海洋上。同在1689年，彼得一世把他执政的姐姐幽禁起来，独自掌握大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俄国走向海洋。俄国的第一步是争夺出海口，为此，这个大陆国家要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之间长期相安无事。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卷土重来。这时的清帝国已无还手之力了，于是割地赔款。俄国从中国侵占的领土都是在陆地上与俄国相连的，甚至在它只想制造一个缓冲区时，也能够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俄国没有能够从海上割取中国领土，旅顺港最终还是归还给中国了。
俄国历史是由领土扩张塑造的。没有扩张就没有俄国，而不能够扩张的俄国就会失去国家的目标，变得无所适从。俄国学界对扩张的评价非常高。米罗诺夫罗列了许多好处：
俄国史学泰斗（c？m？索洛维约夫、b？o？克柳切夫斯基、П？h？米柳克夫等）认为，领土扩张是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是对的。扩张为俄国带来了重要而积极的后果：自然资源的增加；人口中心和经济活动从北向南，向更适宜的地理环境转移；在边境地区俄国人的安全系数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在老居住区和新居住区之间劳动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在被合并的西部地区具有更发达文化和经济的等级—团体组织，对俄国社会制度的有效影响。没有领土扩张，俄罗斯就像16世纪前一样，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欧洲一隅之国，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人民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4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俄国扩张的最初动力是为了保证安全。欧洲东部的大平原一望无际，无险可守，而且还很寒冷。拿破仑和希特勒是欧洲数百年来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位军事强人。他们都曾入侵俄国并遭遇惨败，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俄国士兵，还有严寒和广阔的土地。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曾试图入侵英国，都因为不能安全渡海而放弃。拿破仑法国的海军被英国击败，希特勒德国的空军被英国雷达照射，不能取得制空权，海军也就不能渡海。与俄国广阔的平原不同，英国可以固守一条狭窄的海峡而自保。
到目前为止，陆权国家走向海洋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标志是掌握“制海权”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出海口。俄国夺得芬兰湾出海口，修建圣彼得堡，在远东夺得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短暂拥有过旅顺（阿瑟港），但俄国从来没有成为海上强国。冷战后，俄国失去了芬兰湾边上的塔林、里加，现在有可能失去黑海上的塞瓦斯托波尔。
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的结果不同。在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挫折之后，俄国仍是今天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国遭受到美国和北约的打压，但仍是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仍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不会像英国那样依附于美国或其他大国。俄国扩张所得的土地都与原来的国土相连，殖民扩张比较容易站稳脚跟，尤其是在人烟稀少和文化落后的地方。当年，俄国甚至前进到北美的俄勒冈一带与美国争夺土地，最终退了回来，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因为北美与俄国本土隔着白令海峡，不便管辖。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增加。苏联的失败，更多是制度的失败，对抗的失败，而较少是扩张的失败。在冷战失败之后，俄国必然会失去东欧卫星国。但如果苏联不是那样压制本国人民、压迫其他民族，冷战失败未必会使苏联失去领土，至少不会失去那么多。
英国的扩张是海洋型的，追求的是利益。对于英国，土地更是市场、更是利益的安全保证。在殖民时代，英国在全球各大洲都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直布罗陀是个例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原住民被英国人及其后裔大量消灭，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新的土地为英国移民占有，伦敦能够对殖民地发号施令。其二是原住民的人口稠密，如印度、缅甸，英国殖民者和原住民在阶级上完全隔离，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无论哪一种，英国最后都没有保住，这些殖民地最后都独立了。前者是自己人的独立，后者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英国和俄国的扩张方式的不同，原因除了海洋和陆地的区别之外，也与两国国内制度的不同有一定关系。1688年英国在分权，基本上完成了议会制度的建立。在同一时期，彼得大帝的俄国、路易十四的法国都在集权。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是市场扩张为先导的土地扩张，一个是直接的土地扩张。
从占有土地的结果来看，大英帝国的扩张比俄国更失败，但英国传播文明的成就却是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其实，英国的实力比它现在显现的要雄厚一些。英国在高等教育、经济规模、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等许多方面都在俄国之上，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也更好，政治更为稳定。在欧洲大陆开始一体化之后，限制英国发挥应有作用的是它的岛国性质和岛民心态。
海权国家便于扩张，却难以守成。陆权国家的扩展缓慢，但成果往往是稳固的。这是因为新增领土是和本土相连的，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落差时。从1776年建国后不久开始，美国只经过大约100年的扩张，就形成了一个和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相当的国家——中国有4000年的国家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在本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是，美国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海外殖民地，尽管古巴和它隔海相望。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太弱小，又对美国太重要了。
与美国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情况类似，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荣已不复存在。英国回到它出发的那个小岛上，只留下了英联邦这个空壳。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此后，约翰牛只能在英伦三岛上遥望日出日落，还有百慕大群岛这样的准国土。他们在别处看到的都不是英国的太阳。英国甚至不能保有几个岛。独立后的爱尔兰占去了一个岛的大半部分，英国还不得不为那小半部分搏斗。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也颇有声势。在岛上的凯尔特人后裔中，只有威尔士因为太弱小而比较安静。不列颠也许能完整拥有一个岛。这是海、陆两种扩张的不同结局。在海外不能扩张的时候，那就只能收缩。英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将来也很可能大致如此。今后，美国将从全球各地退回到美洲，将退出阿富汗、伊拉克，从位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中的大部分撤出。美国将失去它在海外占有的大多数土地，但不会失去在美洲大陆侵占的印第安人的和墨西哥的土地。这是美国兼具大陆和岛国两方面的特征所决定的。
扩张、占领与打击
在20世纪之前，殖民扩张指向未开化地区。不过，欧亚大陆上的“未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些没有枪炮的、贫弱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并不是森林中的野蛮人。在许多地方，如印度和朝鲜，在遭受殖民之前300年，本土文明还没有落后于那些入侵者。早期的美洲也不是“未开化的”那里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广阔的帝国。在1532年被西班牙人灭亡之前，除了在武器和航海技术上，印加帝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当时的西班牙人差很多。“未开化”多在表面上，更多是一个神话、侵略者的借口。
到目前为止，新崛起的大国总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概无例外。美国、德国、日本是最新的三个例证。美国是成功的扩张者。德国、日本则遭遇失败，而且主要是被美国打败。在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它们能够适可而止，在英国和美国宣战之前停止侵略，它们也许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扩张成果。毕竟，那时的西方在国际关系中信奉强权政治，侵略和扩张是常态。德国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陆军，日本有西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德国的领土要求有历史和民族分布的支持，在许多个世纪中，德意志人与中欧、东欧的其他民族混居。二战初，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了捷克、波兰等国。德国战败后，捷克、波兰驱逐德国居民，既是报复，也是为了在它们国家之内保持简单的民族结构，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领土纠纷。德国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大量驱逐居民必然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今后将很难实施。而保留别国的人口，则可能后患无穷。日本的侵略东亚对西方的影响有限。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时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扩张，同时也无可奈何。它们在被逼入墙角的时候才不得不反击。德国和日本的最大失误都是不知收敛。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在其历史上，德国武装部队首次在一个有意无限寻求敌人的体系框架内履行职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16页，引文所在章节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尔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与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两国最后都因为领土扩张过度而失败。
土地是宝贵。人和资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过，如同战争已经从地毯式轰炸转向精确打击一样，对土地的广泛占领正在演变为对资源的具体控制。没有资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领。当然，资源不仅是矿产，还包括土地的战略位置。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当地人，那么，从长远来看，通过占领获得资源的行为很可能得不偿失。而征服或同化一个民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耗费很长时间、很多资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后却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战争相比，商业是获得资源的更好的办法。美国占领伊拉克对于美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民主国家经常比专制国家更富有侵略性，因为它们的内耗比较少。
与现在一般人对专制帝国和民主共和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罗马的历史上，共和国时期是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则是相对温和的。罗马的扩张在共和国时期就基本结束了。
与中国类似，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吉本说，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在屋大维之前，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进入罗马，打败对手庞培，赢得内战，任狄克推多（独裁者）。5年之后，恺撒被共和派杀死。屋大维是恺撒妹妹的孙子，被恺撒收为养子，成为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安东尼一起，共同打败谋杀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27年，他宣布还政于民，获得罗马元老院给予的“奥古斯都”（神圣）称号。屋大维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恢复者，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创立者。统治初期，帝国军队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将军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那片热带地区向南行进了约一千英里，但炎热的气候很快击退了这批侵略者，保护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区中从不好战的土著人。欧洲北部诸国价值甚微，几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领。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泽地带住满了一个死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19-2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限制罗马帝国疆域的，与限制中华疆域的情况大致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气候的原因。中国的北方也有“强悍的野蛮民族”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读的遗嘱中，奥古斯都为罗马帝国设定了边界，希望他的继任者留在以下范围之内：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这样一个版图把地中海包围在罗马帝国之中，罗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中段。无独有偶，奥古斯都的遗嘱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都告诫后人不要向外扩张。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遵守他的边界，倒不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国的皇帝们和将军们没有了开拓疆土的动力。唯一的例外是占领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罗马修筑了城墙，防备喀里多尼亚人的反击。今天，喀里多尼亚人的后裔苏格兰人仍在争取独立。
大国之间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攻岛战伤亡惨重。进攻塞班岛的7万美军伤亡1？5万，其中死亡3000多。在硫磺岛，美军伤亡2？5万，其中死亡6800多。在冲绳岛，美军仅死亡数字就高达1？3万。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岛，就无法压迫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为此，美国向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早一些时间拥有原子弹，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和艰难的第二战场，它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德国。反过来，如果希特勒拥有核武器，他也会用来挽救第三帝国的覆没。二次大战中，一些遭受空袭的城市，如英国的伦敦、设菲尔德，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苏联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伤亡惨重程度不亚于广岛和长崎。现在，一些大国使用常规空军和导弹也能给敌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拥有“制空权”的国家可以不经过领土或者领海对敌人实施打击。以前边打击边占领的过程因为代价太大而将较少采用。打击是少量人员参加的战争，目的是政治性的。从这一点来讲，高科技战争与恐怖行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恐怖组织打击目标时的区别能力较差，或根本不想区别，或根本就以平民为最终打击目标。他们经常不是根据目标的军事价值，而是根据其打击的难易程度进行选择的。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这是恐怖分子相对于大国来说打击能力弱的结果。由于技术上的落后，恐怖分子只能采取原始的打击手段。无论是人体炸弹还是绑架暗杀（或明杀），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击目标同样（甚至更）危险的境地。自杀爆炸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占领别国领土的代价大大上升。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已经过时。得到土地却得不到民心，占领的土地必将得而复失。因此，占领别国领土的回报率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数。由是，大规模入侵别国的诱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双方实力悬殊，且潜在的回报巨大，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但美国目前是得不偿失。更多将成为某一政策的附属选择，如为了控制油田。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将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他地缘政治玩家将趁机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占领别国土地必定要旷日持久驻军。孙子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
孙子反对长期用兵。其害处之一是耗费物质，造成国家经济凋敝，货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国家趁机抄其后路。最后的局势将不可收拾。所以，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今后将很少有军人面对面厮杀。较发达的国家将依靠打击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实施占领。不过，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并全力以赴，否则仅仅使用军事打击手段很难使对手屈服，却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难以收拾。如果因为军事打击轻而易举，从而心生贪婪，进一步实施土地占领，那么，胜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占领一个现代社会，即使没有遇到武装反抗，占领者也将在动荡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占领一个前现代社会，占领者将陷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的泥潭而不得抽身。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没有占领敌国的领土，就会缺少谈判筹码。所以，战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选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今后的战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战和海战。敌国互相打击战略目标，切断运输线，压迫敌方让步。科索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当打击而不是占领成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后，陆地军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经成功试飞了六倍音速的无人机x-43a，时速达到了7700公里，可在两小时内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使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轰炸机不再需要海外基地。当这种轰炸机进入实用阶段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改变。美国会很轻易地抛弃它不喜欢的盟友，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军事打击变得很方便，没有己方人员伤亡的担心。同时，因为不再需要盟友的军事支持，打击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积仍将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场，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会比较小。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人口。有了众多的高质量人口，国家就会繁荣强大。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人口更年轻，生育率更高，每年还接受许多移民。美国能够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广阔的土地，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且数量很多。在安全问题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严重依赖美国。这种依赖限制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需要依赖新加坡或以色列来保证它的本土安全。这就是大与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蕴藏的资源，国家对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各国的资源贫富不均，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也不同。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积越大，所蕴藏的资源就越多。今后，各种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还有粮食——是争夺的主要目标。土地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只是其重要性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武力不再是获得土地的有效途径，因为不能妥善处理被占领土上人的问题。地缘政治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技术进步所能解决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土地还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极和北极，尤其是靠近两极的国家。在地球上的其余地方，人口都已经饱和，不再有领土扩张的余地。如果强行扩张，必定纳入大量心怀异志的居民，使得占领国（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政体）难以正常运作，最后是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两败俱伤。在以前的战争中，打击和占领往往是战争的前后两个步骤。战胜者总是要对战败者领土实施一段时期的占领，甚至永久地割取领土。而战败者也顺从地接受这种占领，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抵抗，如美国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受到欢迎。然而，除了因领土纠纷直接导致的战争之外，今后的“军事打击”和“占领”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关系。
内部发展的压力将一个国家引向扩张。地缘政治学从理论上解释扩张，是有关扩张的学科。理论的好坏区别在于它倡导扩张的方式，以及维护扩张的方式。马丁？怀特断定“大国生性要扩张”权力政治，96页。他认为“大国的扩张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部压力以及周边国家的衰弱。”权力政治，99页。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没有内部压力就没有扩张动力；而外部的压力大于内部，就能够把压力压制在内部。这与物理学的渗透压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部压力，它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源、市场，有时乃至土地。压力无可避免。既然是一个大国，那么相对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强大的力量，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国了。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聚集的能量必须得到释放，不然就会爆炸。问题是：如何通过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释放压力？
这个问题在20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在内部压力和外部衰弱的条件之下，德国和日本都走向了战争。这两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惨败。另两个大国在战争中崛起了，它们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彼此冷战了40年。21世纪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新兴大国最好能够多途径、缓慢地释放其内部压力，给外界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现有大国应该容忍崛起中的大国，将其纳入到已有的国际秩序中，同时为了新的利益诉求而调整已有的秩序。现在，新一轮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g）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1。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是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4月把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毕加索画了一幅画，以这个小镇为名。他称他的画“格尔尼卡”为德国的杰作。作为战略攻击，日本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第一次实现了杜黑的预言。从1938年2月18开始，轰炸持续了5年半，日本飞机共炸死市民近1？2万人。然后，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伦敦轰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轰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轰炸、二战后期的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地毯式轰炸”更是志在杀伤平民。冷战后，武器进步减少了敌国平民的伤亡，但这只是精确制导技术的一个副产品，轰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战略，对城市和民用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以摧毁民众的信心和敌国的战争能力。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二战初期德国对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的空中闪击战。但是，轰炸并不像杜黑预言的那样，总是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并不总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制空权，62页。有时，轰炸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飞机也改变了海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搜索、侦查。那时的飞机还很简陋，携带的弹药很少，不足以对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中力量（陆基或海基）已经能够压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飞机比军舰击沉了更多的舰船，宣告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航空母舰战斗群成为海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两国海军爆发珊瑚海海战。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海战，但双方的军舰却根本没有交火。发起攻击的是舰载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军上将恩斯特？约瑟夫？金称之为海军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405页。日本在美国海空军的攻击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器是飞机投放的原子弹。
在非洲和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进展也得益于制空权。大西洋的反潜作战需要飞机，而盟军的飞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潜艇开始是攻击武器，后来成为被猎杀的目标。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的空降兵虽然非常不顺利，但还是在战线之后牵制了德军部署。
1948年，苏联以维修道路为理由，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西方占领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苏联的囊中之物。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空运持续了1年，突破了苏联集团的阻断。苏联挑起争端，最终却解除围城，在冷战中开局不利。这场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这是利用空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早例子。西方的物质从空中进入西柏林，同时，东方的人员经陆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数十万人逃亡。苏联和东德大伤脑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筑了柏林墙，沿途埋设地雷。加上古巴导弹危机，那段时间是冷战的高峰期。1989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
在二战之后很多年，拥有制空权能够压制地面部队，大量杀伤地面部队，却不能击溃或消灭地面部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地形复杂，森林广布，遮蔽了空中的视线。美国对越南实施地毯式轰炸，惨无人道地轰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进。不过，飞机技术和制导技术进步很快，空中的优势得到加强。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两场伊拉克战争中，空中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军持续轰炸，没有动用地面部队就迫使南联盟撤军。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主要担任最后的清理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军的作用仍将继续上升。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夺制空权的目的，一是保证己方，二是打击敌方。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可以从空中调动军队和物质，或直接打击敌人，而不必经过陆地或海洋，大大减少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对飞行的主要限制是技术因素。飞机的滞空时间和飞行速度相对有限。因此，一国需要在陆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潜在的目标。即使将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碍，时差、语言、文化、宗教不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美国在研制一种能够不间断飞行的环球轰炸机。它可以从美国起飞，在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这种飞机可以威胁欧亚大陆的安全，但不会帮助美国融入欧亚大陆。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使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国家，同样，新型轰炸机也不会。
d？对陆地的再重视
杜黑的理论不是凭空而出的。他在军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实际上把空军比作炮兵，从炮战中汲取灵感。英国军官j？f？c？富勒认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炮主义，只不过把发射（投掷）炮弹的角度从水平改为垂直。装甲战，300页。在飞机加入一战的时候，陆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空权理论没有一枝独秀。在制空权出版11年后，也出现了基于新的技术的陆战理论。1932年，富勒发表了装甲战。富勒的“装甲战”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军溃败时产生的。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它实际上是一本“野战勤务条令”讲义，侧重于装甲战术运用。富勒认为，可以用装甲部队来对付空中力量“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装甲战，35页。
富勒的理论在英国一度被忽视。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步兵学校只有6位军官借阅过刊登富勒“野战勤务条令”讲义的步兵杂志，装甲战，2页。这是别人所写的前言介绍的情况。还未必是为了读他的文章。不过，装甲战在德国和苏联都受到重视。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苏联的铁木辛哥元帅予以极高评价。古德里安是装甲战的另一位理论先驱。他的书籍被翻译成法文，却没有受到法国军官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国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地面攻击力量。一批名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德国有隆美尔，苏联有朱可夫。此外，美国有巴顿，英国有蒙哥马利。他们都是指挥装甲部队的将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飞机实施纵深轰炸、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闪电战（闪击战），捷克、波兰、法国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盟军和德军多次出现坦克集群的对攻。在库尔斯克战役，4000辆苏联坦克和2700辆德国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战。
因为铁路的普及，大陆上的交通便捷了许多。麦金德因此断言陆权将超过海权。但火车的载货量远远不及远洋货船，而且成本高过海运很多。现在有了高速铁路，却更适合客运，而不适合大宗货物的运输，因为成本太高。空运也同样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现有技术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陆地运输的成本，不能提高运输量。就军事行动而言，陆权对海权仍然处于劣势。但这个劣势不是不可弥补。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优劣及道德号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陆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陆国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条件下，大陆国家仍将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有类似声音，但角度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赢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大国政治的悲剧，121页。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错的。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也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必需要陆军对决。在军队严重依赖高技术装备的时代，拥有优势海军和优势空军的国家一定也有发达的陆军。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像另一个岛国人麦金德一样夸大了陆地力量。他的出发点是从岛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大陆国家则是从大陆出发，保证海洋航行的畅通。因此，米尔斯海默对陆海空军力量的判断标准与大陆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容易高估陆军的作用。比如，他的结论中有两条是“单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大国政治的悲剧，130页。“从海上进攻大国的领土要比从陆上入侵来得困难”大国政治的悲剧，160页可以看出，米尔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陆国家攻击时的困难；大陆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锁，而不是等到敌人登陆入侵——已经有了主动与被动。差异是由于海岛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过，米尔斯海默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大国政治的悲剧，120页。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曾经在短时期内征服了遥远地区。然而，它的全球霸权是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众多盟国的支持下做到的。这样的支持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获得。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帝国已经呈现颓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将更为分散，区域化的势头将更强劲。原因就是大国投射影响的能力有限。
e？高边疆与星球大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地方，他们会制造出适用的武器。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人类进入太空不过数十年，近地空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军事设施。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要经过空间。“和平利用太空”只是开发太空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开发初期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在空间科学合作方面的一个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会妨碍更多的空间项目被用于军事目的。
人类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于军事目的，是德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v-2是最著名的产品，在二战中被用来攻击英国。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技术直接得益于德国的火箭研究。在冷战期间，美苏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是太空。取得空间优势是他们发展空间技术的动力。苏联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率先实施载人太空飞行“东方”一号飞船距离地球表面302公里。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受到巨大压力。苏联人进入太空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j？f？肯尼迪宣布了载人登月工程。与苏联的航天计划相比“阿波罗”计划更复杂，也更宏伟。1969年7月，美国首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38万公里外的月球。此后美国宇航员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在递减，当它不再能显示美国的空间优势时，就在1972年12月结束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战的产物，是超级大国炫耀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两国的宇航员被当作国家英雄（也是人类英雄）。1960年代是人类走出地球，向太阳系扩张的开始。
空间被称为高边疆。对比地球表面的边疆开发历史，这个词本身已经隐含着军事意义。与以前的军事理论一样，在“高边疆”理论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毕业于西点军校，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4）、国防情报局局长（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是候选人罗纳德？里根的军事问题顾问。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们一起讨论过导弹防御计划。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边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营的“高边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动太空动能武器的发展。他是“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从苏联紧随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美国一直执行“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政策，对遭受的任何核打击实施核报复，从而吓阻苏联使用核武器。这个威慑政策是进攻型的。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提出了防御性的政策，其实是维护美国的核进攻优势。他说：“如果苏联加入我们大量减少武器的努力，我们将成功地稳住核平衡。然而，仍然有必要依靠报复的恐惧、相互的威胁。”有没有办法不采取报复呢？里根宣布他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开始一项计划，用防御的方法来对付令人胆寒的苏联导弹。让我们求助于我们的技术力量吧。正是这些力量生产出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给予我们今天享受着的生活质量。”里根询问道：“如果自由的人民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知道他们的安全不依靠美国即时报复的威胁来威慑苏联进攻，我们能够在战略弹道导弹到达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我们盟国的土地之前就拦截并摧毁它们，那会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呢？结果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因为苏联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核力量成为无用之物，同时却处在美国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反弹道导弹系统，而美国人认为苏联已经领先。迟至1986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总而言之，在战略防御作战经验的许多关键领域里，苏联都领先于美国，并保持反弹道导弹和雷达的生产线空闲，以便迅速扩大生产。”whileopposingreagan？ssdi，moscowpushesitsownstarwars，heritagefoundationbackg肉nder？no？540，october21，1986，kimr？holmes？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ussiaandeurasia/bg540？cfm？美国总是倾向于高估对手，并从不隐瞒对方的优势和自己的劣势。所以，任何头脑清醒的竞争对手都不会因为得到美国的较高评价而沾沾自喜。这次也不例外。在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前两个星期，里根在3月8日发表了关于苏联“邪恶帝国”的演讲。所以，1983年是冷战后期美苏的对抗小高峰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6年10月与里根举行了雷克雅未克会谈。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双方没有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达成妥协。在冷战结束20年之后，美国和俄国还在讨论如何开始削减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谈判。
最初，美国计划以天基的激光发射器为拦截武器。后来事实证明，那时的激光武器还很不成熟，其他相关技术也不成熟。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府一再缩小战略防御计划的内容，至今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但在当年，该计划却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被认为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众多。苏联内部和东欧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是主要原因，而经济已经临近崩溃。外部原因则有阿富汗战争的消耗，以及中国和美国站到一起等新因素。当然，在东西方对抗中，西方对苏联集团的压力一直存在（反之亦然）。在苏联已经不堪重负之时，星球大战计划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边疆”美国空军现在有一本高边疆期刊。很类似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美国向西开拓“边疆”是一场以武力为先导的运动。只有在驱赶和屠杀土著的印第安人之后，才有“边疆”地区可供美国人开发。太空本来无人居住，那里没有人因为“高边疆”运动而受到伤害。人类进入太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地面上的军事优势，不是向太空殖民，或者开发资源。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可能在太空过上可以自持的生活，从别的星球运回矿产并获取利润也很困难。除了接纳人类的探险精神之外，太空总是直接为人类在地面的生活和活动服务。这些活动多是军事的。“高边疆”运动比其他边疆运动（包括地理大发现）具有更多的军事成分。
侦查、通讯、指挥、控制——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已经搬上了卫星。卫星（以及以月球为基地的平台）不仅收集和传递信息，而且还将搭载武器。除非各国拿出足够的诚意，否则太空的非武器化必将成为空谈。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核武器控制的失败先例。
f？四权之外的争夺
以上这些理论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军队运动速度在提高、运动空间在扩大，军力投射距离在加大，同时，武器打击距离增加，烈度增加，并能够更好地保护使用者。在四权之中，能够更好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一个权必定占有优势，因而更受理论家注目。权力优势不是恒久的。现在有了对四权的争夺。在进入太空之后，人类的竞争和战争范围还没有达到最大化。人类的探索是无穷尽的，人类的竞争是无穷尽的，人类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无穷尽的。人类探索到哪里，权力争夺就会跟到哪里。战争将出现在人类身体和人类工具所能达到的一切空间和虚拟空间。所有这些争夺都应该是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在陆地、海洋、天空、太空实体空间之外，争夺已经进入了虚拟空间。现在不仅有了“信息战”理论中国的沈伟光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理论的人之一，也许是最早的一人。奇妙的是，他所受教育不多，不懂电脑，更不懂互联网。他有官方身份，却是私人著述。，一些国家还组建了信息战军队。在军事冲突中，黑客攻击对方的网络系统，瘫痪敌方的通讯、指挥和宣传，就像在热战中炸毁敌人的道路和大桥。据报道，在2008年的俄国和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中发生过网络攻击。俄国有非常好的数学和软件人才，但两国都不是信息产业发达的国家。所以，这样的攻击只是小试锋芒。将来也许会爆发“制虚拟空间权”的大规模战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曾多次指责中国的黑客攻击。这种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看不见实物，看不见硝烟，却能够达到战争的目的，使“敌人”遭受他们不能承受的损失，屈服于“我们的”愿望。信息战会像热战一样造成大量的财富损失，也会造成人员伤亡。1999年喧嚣一时的“千年虫”事件虽然有些夸张，有杀毒公司的商业炒作，但当时对“虫”后果的预言可能会出现在信息战中。
在今天的战争中，电磁战已经是战争手段之一。在设计时注重飞机、军舰等作战平台的隐形性，以加强它们的自我防护和突防能力。同时，侦查技术也在进步，以更早地发现更远处的目标。远离敌人在非打击武器中也同样适用。雷达是侦查工具，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雷达的搜索面积大、实时，取代了飞行员在空中用肉眼搜索。和无线电一样，雷达的出现也可被看做符合武器系统的进步模式。很多年来，不仅战斗机、轰炸机等作战飞机装上了雷达，还出现了专门用雷达搜索目标的预警机，以及间谍飞机。对于地缘政治学，这些具体的军事技术可以归入更大的种类。详细研究是军事学的内容了。
在物理学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进入更多的空间维度。那时，也许会出现“制第八维空间权”之类的理论和实践，以控制进入其他宇宙的通道。我们这一代人大概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但假如看到了，合格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会为此惊讶。人类有掠夺和杀戮的本能。除非受到政治的制约，战争具有向更大规模发展的倾向。
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人类杀戮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加速了武器的研发。一战时的新武器是飞机、坦克，还有大量使用的毒气。二战时期是核武器。冷战时期是导弹。20世纪末是信息化、精确制导炸弹。21世纪初的标志性武器还没有出现。可能是冷血的（无血的）人工智能士兵。这样下去，武器总有一天会失控，落入有毁灭人类决心的狂人手中，或脱离人类而具有独立意志。不过，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的其他生命会幸福很多。
地缘政治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彻底改变。所有技术的目的都要归根为“人”或为人服务，或为了控制和杀伤人，还是为了己方的目的服务。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上，这一事实长期不会改变。今后人类也许能够终生在太空生活、繁衍。但他们可能在数代之后变异为别的物种。技术没有灵魂。先进武器可以控制人，杀伤人，却不可能争取到人心，也难以长期控制地面上的财富。空中的、海上的胜利者最终还要回到地面上来。
显然，在三权和四权之外，还有需要争夺和控制的权力。军人们更了解这些技术性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人权。人权是权利（right），也是权力（power）。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没有权力保障的权利则是一纸空文。人权是中国人的权利，不会因外国人提倡就变成了国外特有的权力。人权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儒家的先圣们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和“仁者无敌”等观念。在距今2300多年前，儒家的“仁”是超前的，也是有限的。他们要求权力者向人们施舍他们原有的权利，不知道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早期的儒者是理想主义的权力崇拜者，后世有更多匍匐在权力之下者。当他们试图现实地操纵权力时，就变成了法家。法家擅长的是权术，很少是法律。如果非要与现代比较，他们更接近于狡诈的律师，而不是正直的法官。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以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为起点，恢复传统的仁爱文化，建立起能够真正、充分保障人权的制度，必将在世界上为中国增添巨大权力。
陆地、海洋与领土的关系
在讨论了陆权、海权、空权和太空权之后，还是要回到地面上。制海权、制空权和制太空权都离不开陆地上的基地，它们的目的是取得陆地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帮助在陆地获得优势，各权就失去了意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总是生活在陆地上，因此，权力也必须落实到地面。古希腊神话说，巨人安泰（antaeus）的母亲是大地女神盖亚（gaea）。他只要接触大地就能百战百胜，因为他能够从母亲那里汲取无穷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了他的秘密，在搏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这个神话大概是空权打败陆权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杀死敌人，取得胜利的。
这场搏斗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盖亚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亲。算起来，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两辈。他的胜利表明，新权力取代了旧权力。
a？清末的陆防与海防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这也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之前，对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中国的目光朝向内陆，一向缺乏向海洋扩张的动力。而在陆地上的扩张也不积极。汉、唐两朝都有向西方的扩张，但主要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为守，不是扩大帝国的疆界。南宋皇室为躲避元兵而逃难于海上。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海洋没有能够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汉、唐的强盛之后，中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出现在元、清两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军队进攻外海岛屿（日本、爪哇）都遭到失败，证明游牧民族不擅长跨海作战。不过，台湾在元朝时正式归属中国。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大的壮举，却仅限于炫耀帝国的强盛。大船队满载着士兵和财宝，却对海外土地和商业利益没有任何兴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遭到强敌入侵，漫长的边境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清廷左支右绌，无奈虎狼之国太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为害中国最深的国家是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除了俄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入侵之外（它确实也这么做了），从其余三国到达中国都要经过海洋。对于中国，英、法、日是海上强权。但这个判断并不完整。它们也从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在中国海岸登陆，抢占租界，还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殖民地。对于中国不易到达的内陆地区，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上渗透、蚕食。日本占领朝鲜后，也主要从陆地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这些殖民地从前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成员国。
在20世纪初之前，英国和法国在中国主要追求贸易利益和小块租界，没来得及抢占大片殖民地。进入20世纪，它们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在远东扩张的势头大大减缓。所以，英法两国在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时机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并能够动手瓜分的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位芳邻一个来自陆地，一个来自海洋。与英法相比，它们是次一级的帝国。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虽然比俄国的晚很多，但发展速度却比俄国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扩张不像俄国那样有多个方向。从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方向（琉球、朝鲜等目标是中国藩属）。
俄、日把扩张目标对准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1850年，清朝与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等国打败，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可能。因此，俄国转向东方，先后吞并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俄国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1854年，日本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明治维新，实力渐强。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变成藩属，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入侵台湾，索取清廷50万两赔款后退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清朝在快速衰败。太平军（1850-1864）、捻军（1852-1868）等内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乱。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规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寻衅，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掠夺并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普遍吸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下降，白银外流。大清朝气息奄奄，呈现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亏了几位能干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内乱，发展工业。因为“同治中兴”（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强维持了30多年。
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妹妹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四，第131页，薛福成。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10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薛福成（1838-1894）时在李鸿章幕府中任职。有了铁路之后，陆地运动速度加快，陆权对比海权的劣势大大减少了。当时中国在新疆既无铁路，又无（有线）电报。最大的挑战来自后勤补给。左宗棠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10页。同时，左宗棠也知道，如果海疆不定，朝廷也不能够顾及西疆。他又说：“只盼海上宴然，英事速结，再做区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五，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页。转引自左宗棠传论，328页。“英事”指1875年的马嘉里事件。这次事件起因于英国吞并缅甸后对中国西南的窥探。
李鸿章对形势的判断没有错。清朝确实无力同时在东西方打两场战争，对手分别是日本和俄国。李鸿章的错误在于对时机的判断。在中亚的大角逐中，俄国与英国互相牵制，它们都在利用阿古柏。在东海，日本对中国还不具有海上优势。那时，海防和塞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在两个方向上短期都不会形成战事。所以，清朝没有遇到东西海陆两线作战的问题，甚至连单线作战都算不上。这两个问题都通过谈判得以解决。中国支付赔款，从俄国收回了伊犁，从日本收回了台湾。但是，真正的危机将在数年之后到来。
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担任新疆省第一任巡抚。西部暂时较为平安。1879年，日本宣布废除琉球国，建冲绳县，又遣使来中国谈判。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海军正式成军。这时的日本还不那么确定它的实力，提出把琉球群岛南端的先岛群岛（包括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分还给中国。当初，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西部，是想在东部更强硬地对付日本。他（或执笔的薛福成）设想，如果中日谈判不利，清廷将“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代李伯相复张观察书，庸盦文别集，卷五，第177页，薛福成。转引自李鸿章传，311页。以武力威逼日本的想法或出自薛福成。设想很宏大，显示出李鸿章对海防有很大的信心。但中国终于失去了琉球。李鸿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3年，中日海上力量的对比就完全倒转了。
1884年6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到北京，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月，法国攻击驻越南的清军，接着又侵犯基隆，袭击福州。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遭到轰炸。左宗棠这时已经病重，但仍请旨出征，离京赴闽，于12月到达福州。他督办福建防务，筹办台湾省，未几，于1885年9月3日去世。次年，台湾脱离福建，单独建省。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消灭。根据马关条约，建省不到9年的台湾被割去。1900年，八国联军直入北京。事实证明，中国既无海防，也无塞防。战后的烂摊子还要李鸿章去收拾。庚子议和时，他已经是烛光摇曳，光影昏暗了。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俄国又图谋东北。在俄国一击之下，李鸿章终于不支，于11月7日去世。梁启超很推崇李鸿章。他如此评价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垢，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梁启超：李鸿章传，100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
在1875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时，清廷如果能励精图治，还有振兴的机会。但要振兴，非有大变革不可，而大变革远非臣下之权所能及。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局势迅速糜烂到不可收拾。李鸿章只是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太后的奴才，权力仍然很有限。面对太后和满清权贵的无知和掣肘，官僚阶层的腐败和颟顸，以及官场上的倾轧，他无可奈何。李鸿章为清廷没落承担了最后的骂名。但是，谴责者们忘了，国家的灾难不是他制造的，他只是奉命收拾残局的人。当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时候，清朝已经奄奄一息，不可救药了。国运衰竭，而后才会有海防塞防之争。
中国是一个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大陆国家，因此是一个海陆二元的国家。中国既不是完全的大陆国家，也不是完全的海洋国家，而是兼而有之——既兼有优势，也兼有劣势。中国在海洋和陆地上都有极大的利益，不可采取海权和陆权分离的理论。海陆都不可放弃，也没有出现必须放弃其一的最后关头。在清朝覆没前30多年，清廷（慈禧太后）还有能力兼顾两者。对于中国，海权和陆权是相辅相成的“水陆并进”才是正路。海权的发展离不开陆权的支持，反之亦然，不可顾此失彼。另外，美国在海洋和陆地对所有国家都仍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没有必要在现阶段突出某一方向，展现出挑战的姿态。况且空权和太空权早已使海陆二分、对立的观点过时了。
中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不是给中国贴上一张“陆权”或“海权”的标签就可以解答的。它将由中国的国内国际大战略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不应该是“国家机密”
b？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
一个国家的成长必定伴随着扩张，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扩张大致有两种类型：土地扩张和市场扩张。在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和俄国属于前一个类型。中国首当其冲。这两个国家的扩张来源于对安全的焦虑，对土地的渴望，对征服的期待，以及对欧美的模仿。每当占领了新的土地之后，又会出现新的边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又需要新的扩张。如果不知收敛，就会导致扩张链条崩溃。领土扩张是这样，市场扩张也是这样。
领土扩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陆地扩张和海洋扩张。俄国和英国是扩张大国。俄国是陆地领土扩张，新占领的土地与原来的国土相连。英国是海外领土扩张，新的土地远离本岛。在1890年代之前，美国的扩张是陆地型，之后为海洋型。如今，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民族意识高涨，宗教情绪对立。而且，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几乎每一个适宜居住的角落都是人头攒动，许多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都住着人。这个时候的领土扩张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成果却很难守住。同时，军事行动的耗费与代价越来越大。但是，大国仍然要扩张，这是它们的生性所决定的。
俄国的扩张继承了草原帝国的基因，在16世纪国家形成初期已经开始。在1689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固了它在远东占领的土地。在尼布楚之前，俄国已经占有亚洲最东部的堪察加半岛。那时，东西方的差距刚开始加大，俄罗斯暂时无法对中国下手，而且它那时的主要目标放在海洋上。同在1689年，彼得一世把他执政的姐姐幽禁起来，独自掌握大权，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俄国走向海洋。俄国的第一步是争夺出海口，为此，这个大陆国家要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尼布楚条约之后，中俄之间长期相安无事。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卷土重来。这时的清帝国已无还手之力了，于是割地赔款。俄国从中国侵占的领土都是在陆地上与俄国相连的，甚至在它只想制造一个缓冲区时，也能够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俄国没有能够从海上割取中国领土，旅顺港最终还是归还给中国了。
俄国历史是由领土扩张塑造的。没有扩张就没有俄国，而不能够扩张的俄国就会失去国家的目标，变得无所适从。俄国学界对扩张的评价非常高。米罗诺夫罗列了许多好处：
俄国史学泰斗（c？m？索洛维约夫、b？o？克柳切夫斯基、П？h？米柳克夫等）认为，领土扩张是俄国历史的关键问题。这是对的。扩张为俄国带来了重要而积极的后果：自然资源的增加；人口中心和经济活动从北向南，向更适宜的地理环境转移；在边境地区俄国人的安全系数提高和由此带来的在老居住区和新居住区之间劳动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在被合并的西部地区具有更发达文化和经济的等级—团体组织，对俄国社会制度的有效影响。没有领土扩张，俄罗斯就像16世纪前一样，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欧洲一隅之国，在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领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绩，人民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4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俄国扩张的最初动力是为了保证安全。欧洲东部的大平原一望无际，无险可守，而且还很寒冷。拿破仑和希特勒是欧洲数百年来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位军事强人。他们都曾入侵俄国并遭遇惨败，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俄国士兵，还有严寒和广阔的土地。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曾试图入侵英国，都因为不能安全渡海而放弃。拿破仑法国的海军被英国击败，希特勒德国的空军被英国雷达照射，不能取得制空权，海军也就不能渡海。与俄国广阔的平原不同，英国可以固守一条狭窄的海峡而自保。
到目前为止，陆权国家走向海洋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标志是掌握“制海权”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出海口。俄国夺得芬兰湾出海口，修建圣彼得堡，在远东夺得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短暂拥有过旅顺（阿瑟港），但俄国从来没有成为海上强国。冷战后，俄国失去了芬兰湾边上的塔林、里加，现在有可能失去黑海上的塞瓦斯托波尔。
陆地扩张与海洋扩张的结果不同。在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挫折之后，俄国仍是今天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国遭受到美国和北约的打压，但仍是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仍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不会像英国那样依附于美国或其他大国。俄国扩张所得的土地都与原来的国土相连，殖民扩张比较容易站稳脚跟，尤其是在人烟稀少和文化落后的地方。当年，俄国甚至前进到北美的俄勒冈一带与美国争夺土地，最终退了回来，还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因为北美与俄国本土隔着白令海峡，不便管辖。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国的领土一直在增加。苏联的失败，更多是制度的失败，对抗的失败，而较少是扩张的失败。在冷战失败之后，俄国必然会失去东欧卫星国。但如果苏联不是那样压制本国人民、压迫其他民族，冷战失败未必会使苏联失去领土，至少不会失去那么多。
英国的扩张是海洋型的，追求的是利益。对于英国，土地更是市场、更是利益的安全保证。在殖民时代，英国在全球各大洲都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但对欧洲没有领土要求（直布罗陀是个例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原住民被英国人及其后裔大量消灭，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的一部分，新的土地为英国移民占有，伦敦能够对殖民地发号施令。其二是原住民的人口稠密，如印度、缅甸，英国殖民者和原住民在阶级上完全隔离，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无论哪一种，英国最后都没有保住，这些殖民地最后都独立了。前者是自己人的独立，后者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英国和俄国的扩张方式的不同，原因除了海洋和陆地的区别之外，也与两国国内制度的不同有一定关系。1688年英国在分权，基本上完成了议会制度的建立。在同一时期，彼得大帝的俄国、路易十四的法国都在集权。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是市场扩张为先导的土地扩张，一个是直接的土地扩张。
从占有土地的结果来看，大英帝国的扩张比俄国更失败，但英国传播文明的成就却是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其实，英国的实力比它现在显现的要雄厚一些。英国在高等教育、经济规模、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等许多方面都在俄国之上，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也更好，政治更为稳定。在欧洲大陆开始一体化之后，限制英国发挥应有作用的是它的岛国性质和岛民心态。
海权国家便于扩张，却难以守成。陆权国家的扩展缓慢，但成果往往是稳固的。这是因为新增领土是和本土相连的，在各个方面都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落差时。从1776年建国后不久开始，美国只经过大约100年的扩张，就形成了一个和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相当的国家——中国有4000年的国家历史，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在本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是，美国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海外殖民地，尽管古巴和它隔海相望。美国占有夏威夷群岛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太弱小，又对美国太重要了。
与美国失去海外殖民地的情况类似，在殖民地独立之后，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荣已不复存在。英国回到它出发的那个小岛上，只留下了英联邦这个空壳。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此后，约翰牛只能在英伦三岛上遥望日出日落，还有百慕大群岛这样的准国土。他们在别处看到的都不是英国的太阳。英国甚至不能保有几个岛。独立后的爱尔兰占去了一个岛的大半部分，英国还不得不为那小半部分搏斗。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也颇有声势。在岛上的凯尔特人后裔中，只有威尔士因为太弱小而比较安静。不列颠也许能完整拥有一个岛。这是海、陆两种扩张的不同结局。在海外不能扩张的时候，那就只能收缩。英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将来也很可能大致如此。今后，美国将从全球各地退回到美洲，将退出阿富汗、伊拉克，从位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中的大部分撤出。美国将失去它在海外占有的大多数土地，但不会失去在美洲大陆侵占的印第安人的和墨西哥的土地。这是美国兼具大陆和岛国两方面的特征所决定的。
扩张、占领与打击
在20世纪之前，殖民扩张指向未开化地区。不过，欧亚大陆上的“未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些没有枪炮的、贫弱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们有自己的国家和文明，并不是森林中的野蛮人。在许多地方，如印度和朝鲜，在遭受殖民之前300年，本土文明还没有落后于那些入侵者。早期的美洲也不是“未开化的”那里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广阔的帝国。在1532年被西班牙人灭亡之前，除了在武器和航海技术上，印加帝国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当时的西班牙人差很多。“未开化”多在表面上，更多是一个神话、侵略者的借口。
到目前为止，新崛起的大国总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概无例外。美国、德国、日本是最新的三个例证。美国是成功的扩张者。德国、日本则遭遇失败，而且主要是被美国打败。在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扩张非常顺利。如果它们能够适可而止，在英国和美国宣战之前停止侵略，它们也许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扩张成果。毕竟，那时的西方在国际关系中信奉强权政治，侵略和扩张是常态。德国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陆军，日本有西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德国的领土要求有历史和民族分布的支持，在许多个世纪中，德意志人与中欧、东欧的其他民族混居。二战初，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了捷克、波兰等国。德国战败后，捷克、波兰驱逐德国居民，既是报复，也是为了在它们国家之内保持简单的民族结构，减少以后可能出现的领土纠纷。德国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大量驱逐居民必然导致人道主义灾难，今后将很难实施。而保留别国的人口，则可能后患无穷。日本的侵略东亚对西方的影响有限。在1929开始的经济危机时期，英美可以容忍德日的扩张，同时也无可奈何。它们在被逼入墙角的时候才不得不反击。德国和日本的最大失误都是不知收敛。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在其历史上，德国武装部队首次在一个有意无限寻求敌人的体系框架内履行职能。”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16页，引文所在章节的作者是丹尼斯？e？肖瓦尔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与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两国最后都因为领土扩张过度而失败。
土地是宝贵。人和资源都在土地之上或之下，不过，如同战争已经从地毯式轰炸转向精确打击一样，对土地的广泛占领正在演变为对资源的具体控制。没有资源的土地不值得占领。当然，资源不仅是矿产，还包括土地的战略位置。如果不能有效地征服或同化当地人，那么，从长远来看，通过占领获得资源的行为很可能得不偿失。而征服或同化一个民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耗费很长时间、很多资源（包括人的生命），最后却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与战争相比，商业是获得资源的更好的办法。美国占领伊拉克对于美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民主国家经常比专制国家更富有侵略性，因为它们的内耗比较少。
与现在一般人对专制帝国和民主共和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罗马的历史上，共和国时期是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而在帝国时期的对外政策则是相对温和的。罗马的扩张在共和国时期就基本结束了。
与中国类似，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疆界也受到自然地理的限制。吉本说，在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在屋大维之前，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进入罗马，打败对手庞培，赢得内战，任狄克推多（独裁者）。5年之后，恺撒被共和派杀死。屋大维是恺撒妹妹的孙子，被恺撒收为养子，成为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和安东尼一起，共同打败谋杀恺撒的共和派，又于公元前30年打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27年，他宣布还政于民，获得罗马元老院给予的“奥古斯都”（神圣）称号。屋大维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恢复者，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创立者。统治初期，帝国军队在南方和北方都遇到挫折。
他的将军曾试图征服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他们在那片热带地区向南行进了约一千英里，但炎热的气候很快击退了这批侵略者，保护了那些居住在荒野地区中从不好战的土著人。欧洲北部诸国价值甚微，几乎不值得花人力、财力去占领。日耳曼的大片森林和沼泽地带住满了一个死也不愿丧失自由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19-2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限制罗马帝国疆域的，与限制中华疆域的情况大致相同，基本是地理和气候的原因。中国的北方也有“强悍的野蛮民族”在去世之前向元老院宣读的遗嘱中，奥古斯都为罗马帝国设定了边界，希望他的继任者留在以下范围之内：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这样一个版图把地中海包围在罗马帝国之中，罗马就在深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中段。无独有偶，奥古斯都的遗嘱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都告诫后人不要向外扩张。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遵守他的边界，倒不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威望，而是帝国的皇帝们和将军们没有了开拓疆土的动力。唯一的例外是占领了不列颠省，但遇到了土著的激烈抵抗。罗马修筑了城墙，防备喀里多尼亚人的反击。今天，喀里多尼亚人的后裔苏格兰人仍在争取独立。
大国之间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攻岛战伤亡惨重。进攻塞班岛的7万美军伤亡1？5万，其中死亡3000多。在硫磺岛，美军伤亡2？5万，其中死亡6800多。在冲绳岛，美军仅死亡数字就高达1？3万。如果不入侵日本本岛，就无法压迫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为此，美国向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早一些时间拥有原子弹，就不会有诺曼底登陆和艰难的第二战场，它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德国。反过来，如果希特勒拥有核武器，他也会用来挽救第三帝国的覆没。二次大战中，一些遭受空袭的城市，如英国的伦敦、设菲尔德，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苏联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平民伤亡惨重程度不亚于广岛和长崎。现在，一些大国使用常规空军和导弹也能给敌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拥有“制空权”的国家可以不经过领土或者领海对敌人实施打击。以前边打击边占领的过程因为代价太大而将较少采用。打击是少量人员参加的战争，目的是政治性的。从这一点来讲，高科技战争与恐怖行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恐怖组织打击目标时的区别能力较差，或根本不想区别，或根本就以平民为最终打击目标。他们经常不是根据目标的军事价值，而是根据其打击的难易程度进行选择的。而平民是最容易的目标。这是恐怖分子相对于大国来说打击能力弱的结果。由于技术上的落后，恐怖分子只能采取原始的打击手段。无论是人体炸弹还是绑架暗杀（或明杀），恐怖分子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和打击目标同样（甚至更）危险的境地。自杀爆炸者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武器投放工具。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占领别国领土的代价大大上升。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为已经过时。得到土地却得不到民心，占领的土地必将得而复失。因此，占领别国领土的回报率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数。由是，大规模入侵别国的诱惑力随之下降了，除非双方实力悬殊，且潜在的回报巨大，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但美国目前是得不偿失。更多将成为某一政策的附属选择，如为了控制油田。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将受到严格控制。否则，其他地缘政治玩家将趁机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占领别国土地必定要旷日持久驻军。孙子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
孙子反对长期用兵。其害处之一是耗费物质，造成国家经济凋敝，货物匮乏；之二是其他国家趁机抄其后路。最后的局势将不可收拾。所以，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今后将很少有军人面对面厮杀。较发达的国家将依靠打击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必实施占领。不过，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并全力以赴，否则仅仅使用军事打击手段很难使对手屈服，却容易把事情弄糟，更难以收拾。如果因为军事打击轻而易举，从而心生贪婪，进一步实施土地占领，那么，胜利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占领一个现代社会，即使没有遇到武装反抗，占领者也将在动荡中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如果占领一个前现代社会，占领者将陷入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的泥潭而不得抽身。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没有占领敌国的领土，就会缺少谈判筹码。所以，战争通常不是最好的政策选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今后的战争形式可能更多地限于空战和海战。敌国互相打击战略目标，切断运输线，压迫敌方让步。科索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当打击而不是占领成为更好的政策选择后，陆地军事力量的作用被削弱，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04年3月28日已经成功试飞了六倍音速的无人机x-43a，时速达到了7700公里，可在两小时内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使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轰炸机不再需要海外基地。当这种轰炸机进入实用阶段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改变。美国会很轻易地抛弃它不喜欢的盟友，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军事打击变得很方便，没有己方人员伤亡的担心。同时，因为不再需要盟友的军事支持，打击的政治成本降低了。
土地面积仍将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市场，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会比较小。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人口。有了众多的高质量人口，国家就会繁荣强大。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人口更年轻，生育率更高，每年还接受许多移民。美国能够大量接受移民，原因之一是它有广阔的土地，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且数量很多。在安全问题上，新加坡和以色列都严重依赖美国。这种依赖限制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需要依赖新加坡或以色列来保证它的本土安全。这就是大与小的差别。
比土地更重要的是土地所蕴藏的资源，国家对土地的要求是隐性的。各国的资源贫富不均，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也不同。一般而言，土地的面积越大，所蕴藏的资源就越多。今后，各种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可能还有粮食——是争夺的主要目标。土地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只是其重要性的表现方式改变了。武力不再是获得土地的有效途径，因为不能妥善处理被占领土上人的问题。地缘政治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技术进步所能解决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是与人有关的问题，土地还在其次。
今天，土地（以及海面、海底）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是南极和北极，尤其是靠近两极的国家。在地球上的其余地方，人口都已经饱和，不再有领土扩张的余地。如果强行扩张，必定纳入大量心怀异志的居民，使得占领国（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政体）难以正常运作，最后是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两败俱伤。在以前的战争中，打击和占领往往是战争的前后两个步骤。战胜者总是要对战败者领土实施一段时期的占领，甚至永久地割取领土。而战败者也顺从地接受这种占领，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抵抗，如美国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受到欢迎。然而，除了因领土纠纷直接导致的战争之外，今后的“军事打击”和“占领”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再有因果关系。
内部发展的压力将一个国家引向扩张。地缘政治学从理论上解释扩张，是有关扩张的学科。理论的好坏区别在于它倡导扩张的方式，以及维护扩张的方式。马丁？怀特断定“大国生性要扩张”权力政治，96页。他认为“大国的扩张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内部压力以及周边国家的衰弱。”权力政治，99页。其实，这两个原因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没有内部压力就没有扩张动力；而外部的压力大于内部，就能够把压力压制在内部。这与物理学的渗透压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部压力，它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资源、市场，有时乃至土地。压力无可避免。既然是一个大国，那么相对于外部世界，它必然有强大的力量，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国了。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聚集的能量必须得到释放，不然就会爆炸。问题是：如何通过克制的、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式释放压力？
这个问题在20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在内部压力和外部衰弱的条件之下，德国和日本都走向了战争。这两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惨败。另两个大国在战争中崛起了，它们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彼此冷战了40年。21世纪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新兴大国最好能够多途径、缓慢地释放其内部压力，给外界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现有大国应该容忍崛起中的大国，将其纳入到已有的国际秩序中，同时为了新的利益诉求而调整已有的秩序。现在，新一轮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g）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1。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