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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由贺曙光现场解答，并表示欢迎人家来这里办工厂。但他发现，问的人多，承租的人少，他感觉不对劲。此时香港老板过深圳来办工厂成风，标准工业厂房十分紧俏，像他们村这么好的位置，应该供不应求，怎么问的多租的少呢？贺曙光以为是价格问题。跑到其他几个地方一比较，差不多，不是价格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贺曙光纳闷。
一天，又一个外商跑来打听。之后仍然没有承租，而是悄悄地走了。可能是走得比较犹豫，也可能是正在施工的现场道路不比香港的大马路平坦，总之，没走多远就把脚崴了。本来这不管村里的事，但贺曙光觉得人家是到我们这里来看厂房的，不管生意谈成谈不成，都算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就用的士头把外商送到医院，外商很感动，要跟他做朋友。后来，外商知道贺曙光是股份公司董事长，更加感动，说冲着董事长这样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我就在你们这里办厂了。贺曙光则说，那倒不必，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你该在哪里办厂就在哪里办厂。同时真诚地问对方：“如果不是朋友，你是不是不打算在我们这里办厂？”
外商犹豫了片刻，说：“那也不是，其实你这里位置靠关口，最方便，就是名字不好听。办工厂，图个吉利，当然希望名字好一点。”
贺曙光恍然大悟，原来是“皇坟岗”这个名字让外商忌讳，于是立刻就向对方请教：“您觉得起什么名字好呢？”
对方认真地看看贺曙光，感觉他是真心求教，就说：“既然已经叫这么皇坟岗了，就不要大改，只改一个字，叫‘皇凤岗’，听上去差不多，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都一样，但意思就大不相同了。”
“好！”贺曙光说“叫‘皇凤岗’好，就叫皇凤岗了！”
后来，工业区就正式确定名字叫皇凤岗。而且灵得很，把皇坟岗改成凰凤岗之后，厂房立刻就被外商承租一空。
那个外商就是麦建新。
麦建新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外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商”在香港，凡是能称其为“商”的人都是老板，而麦建新不是老板，他在香港是给老板打工的。大陆改革开放，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让麦建新看到了希望。他当时有几十万港币，这些港币在香港连一个象样的公寓都买不起，怎么能办工厂当老板呢？但是，到了深圳，节省一点，这就是钱，就是一笔能办一个小工厂的钱。因为深圳的房租金人员工资及各种各样开销都比香港便宜得多。麦建新看到了机会，想到深圳来办厂，把自己从打工仔变成老板。
麦建新在香港是给他姐夫打工的。给姐夫打工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是不会被老板炒鱿鱼，只要他好好地做，老板大小都会让他负点责任。麦建新在香港就帮姐夫管理一间工厂，经济收入还不错。不好的地方是永远长不大，做得再好也没用，父母和姐姐总是把他当孩子，不断地提醒他要多用心，一方面说“你不小了”一方面仍然把他当小孩子，经常教训他，工作中出点小差错，如果换个场合，根本就没什么，但在自己姐夫的手下小事情也能变成大事情。姐夫可能什么话也不说，却会对姐姐说，姐姐先把他教训一顿，然后再对父母说，意思是向父母表功，说弟弟又惹祸了，完全是她兜着才没有造成大的后果。接着，父母紧急招回麦建新，又苦口婆心地说一番，使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变成了很大的事情了，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另外就是收入永远饿不死撑不死，跟自己的姐夫做事，不好讨价还价，而且有苦没地方说。姐姐和父母永远都认为麦建新是靠姐夫吃饭的，能有一碗稳定的饭吃就不错了，哪有资格计较饭碗大小？他们总是把麦建新为姐夫打工看成是姐夫对他的恩惠，甚至是对他们整个麦家的恩惠，搞得父母在姐姐婆家人面前都没面子。麦建新不想这样生活，想变，甚至想换一家老板打工，但是权衡半天，下不了决心，如果他这样做，在客观上就起到了帮着外人挤垮姐夫的作用，不但让旁人笑话，父母和姐姐也坚决不会答应，所以，他只好忍着。边忍边等待机会。现在，机会来了。
麦建新的姐夫做玩具生意。从管理上说，他经营的裕祥公司主要为三大部门，一是写字楼，二是注塑厂，三是装配厂。写字楼相当于公司总部，主要负责业务接洽和结算，并给下面的两间工厂下任务单。注塑厂相当于国内玩具厂的一个塑胶车间，生产玩具的外壳和塑料配件，按写字楼下达的生产单配料，并把从注塑机里出来的塑料品修去毛边，然后送往装配厂。注塑厂的技术性比较强，麦建新玩不转，姐夫花大价钱请了专门的师傅帮助打理。装配厂的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是手工劳动，人很多，管理比较麻烦，这样的工作最好交给放心但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去做，所以姐夫就把它交给埋建新打理。
装配厂虽然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故，但由于人多，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由于香港的人工费用高，他负责的这个装配厂的人工费用支出是整个裕祥企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做老板的总是想把成本控制最低，而工人总是想少劳动多收入，所以这里也是整个公司矛盾最多的地方。特别是近两年，大陆搞改革开放，允许香港的企业到深圳建工厂，别的同行行动快，已经把人工费用大的部门建在了深圳河的对岸，成本大幅度降低，给裕祥公司造成一定的压力。姐夫把一部分压力转化给麦建新，让他想办法降低成本。麦建新想了很多办法，连厕所里的手纸都买最便宜的，但成本仍然高于同行，姐夫经常对他发火，而且麦建新常常是在姐夫那里受了气之后，回家不但得不到父母的安慰，反而要再受一遍气，因为父母总是认为姐夫比他有出息，所以姐夫总是对的，反过来还要说他，让他好好珍惜姐夫给他的这个机会，少给姐夫添麻烦。
这一次，姐夫又因为成本降不下来而向他发火，麦建新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向姐夫建议：我们也去大陆开厂。
姐夫也想到过去大陆开工厂，可考虑到大陆这边法律和政策方面有太多的可变因素，而且工厂放在大陆，天高皇帝远，没办法管理，麻烦，虽然人工会降低一点，但要额外加上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如果因为管理不方便而误单，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姐夫并不打算去大陆办厂。麦建新进一步说，如果仍然在香港，他没有办法再降低成本，如果姐夫认为他能力不行，可以另请高明。姐夫心里也有数，知道麦建新说的是实话，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态度让麦建新自己过深圳看看。
麦建新一到深圳，感觉就像鸟儿飞出了笼子，立刻就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与他在香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窝在四面高墙大白天也要开日光灯的作坊相比，这里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看着大片大片正在被开发的土地，瞧着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厂房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麦建新的心也和鸟儿一样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要说是人，就是一只鸟，也要有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他决定不回去了，就是姐夫不在深圳办厂，他来深圳打工，也不回香港了。
那次他崴脚，已经是第三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头一次来深圳完全是试探，以为这边的人都很野蛮，他甚至做好被打劫的准备，把大钱棒在小腿肚上，小钱放在衬衫口袋里，随时准备应付抢劫，可来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大陆的人待他都很友好，物价特别便宜。他在东门街口看见一个卖烧饼的，闻着味道很香，就想买一个尝尝。他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说买一个，卖烧饼的说这么大的钱找不开，你随便拿一个吃吧，不要钱了。麦建新说这怎么行，你不用找了，能卖几个就买几个吧。卖烧饼的笑，说那也不行。麦建新很疑惑，问为什么不行？卖烧饼的回答：“我就是把全部烧饼一起给你，也值不了你手上那一张钱。”所以，大陆留给麦建新的印象不仅是物价便宜得离谱，而且人也朴实得离奇，更加坚定了他来深圳发展的信念。
第二次过来的时候胆子大了许多，敢于到处走走看看，感触最深的还是大陆这边的人。这边的人个个都比香港人高大，比香港人漂亮。他去饭店吃饭，竟然发觉饭店的小服务员甚至比香港那边的某些大明星还漂亮，而且态度热情，一点都不高傲做作。再看看门口的保安仔，竟然比香港那边的大老板还有气质。这与他以前的印象正好相反。以前他以为大陆这边人营养不良，所以长不大，比香港人矮而且难看，现在通过两次实地考察，他感觉香港人像是营养不良，没有长大，而且气色不如大陆这边的人好。
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有了顾虑，觉得和大陆这边的人比较起来，自己实在太矮了，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特意卖了一双增高些。鞋子里面垫了一个暗跟，从外表看上去，就是普通的鞋，但实际上里面是垫高的，穿上去之后，个子会“长”高不少。但穿在脚上并不舒服，走得不好，还容易崴脚。果然，那天他把脚崴了。
给他，由贺曙光现场解答，并表示欢迎人家来这里办工厂。但他发现，问的人多，承租的人少，他感觉不对劲。此时香港老板过深圳来办工厂成风，标准工业厂房十分紧俏，像他们村这么好的位置，应该供不应求，怎么问的多租的少呢？贺曙光以为是价格问题。跑到其他几个地方一比较，差不多，不是价格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贺曙光纳闷。
一天，又一个外商跑来打听。之后仍然没有承租，而是悄悄地走了。可能是走得比较犹豫，也可能是正在施工的现场道路不比香港的大马路平坦，总之，没走多远就把脚崴了。本来这不管村里的事，但贺曙光觉得人家是到我们这里来看厂房的，不管生意谈成谈不成，都算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就用的士头把外商送到医院，外商很感动，要跟他做朋友。后来，外商知道贺曙光是股份公司董事长，更加感动，说冲着董事长这样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我就在你们这里办厂了。贺曙光则说，那倒不必，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你该在哪里办厂就在哪里办厂。同时真诚地问对方：“如果不是朋友，你是不是不打算在我们这里办厂？”
外商犹豫了片刻，说：“那也不是，其实你这里位置靠关口，最方便，就是名字不好听。办工厂，图个吉利，当然希望名字好一点。”
贺曙光恍然大悟，原来是“皇坟岗”这个名字让外商忌讳，于是立刻就向对方请教：“您觉得起什么名字好呢？”
对方认真地看看贺曙光，感觉他是真心求教，就说：“既然已经叫这么皇坟岗了，就不要大改，只改一个字，叫‘皇凤岗’，听上去差不多，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都一样，但意思就大不相同了。”
“好！”贺曙光说“叫‘皇凤岗’好，就叫皇凤岗了！”
后来，工业区就正式确定名字叫皇凤岗。而且灵得很，把皇坟岗改成凰凤岗之后，厂房立刻就被外商承租一空。
那个外商就是麦建新。
麦建新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外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商”在香港，凡是能称其为“商”的人都是老板，而麦建新不是老板，他在香港是给老板打工的。大陆改革开放，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让麦建新看到了希望。他当时有几十万港币，这些港币在香港连一个象样的公寓都买不起，怎么能办工厂当老板呢？但是，到了深圳，节省一点，这就是钱，就是一笔能办一个小工厂的钱。因为深圳的房租金人员工资及各种各样开销都比香港便宜得多。麦建新看到了机会，想到深圳来办厂，把自己从打工仔变成老板。
麦建新在香港是给他姐夫打工的。给姐夫打工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是不会被老板炒鱿鱼，只要他好好地做，老板大小都会让他负点责任。麦建新在香港就帮姐夫管理一间工厂，经济收入还不错。不好的地方是永远长不大，做得再好也没用，父母和姐姐总是把他当孩子，不断地提醒他要多用心，一方面说“你不小了”一方面仍然把他当小孩子，经常教训他，工作中出点小差错，如果换个场合，根本就没什么，但在自己姐夫的手下小事情也能变成大事情。姐夫可能什么话也不说，却会对姐姐说，姐姐先把他教训一顿，然后再对父母说，意思是向父母表功，说弟弟又惹祸了，完全是她兜着才没有造成大的后果。接着，父母紧急招回麦建新，又苦口婆心地说一番，使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变成了很大的事情了，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另外就是收入永远饿不死撑不死，跟自己的姐夫做事，不好讨价还价，而且有苦没地方说。姐姐和父母永远都认为麦建新是靠姐夫吃饭的，能有一碗稳定的饭吃就不错了，哪有资格计较饭碗大小？他们总是把麦建新为姐夫打工看成是姐夫对他的恩惠，甚至是对他们整个麦家的恩惠，搞得父母在姐姐婆家人面前都没面子。麦建新不想这样生活，想变，甚至想换一家老板打工，但是权衡半天，下不了决心，如果他这样做，在客观上就起到了帮着外人挤垮姐夫的作用，不但让旁人笑话，父母和姐姐也坚决不会答应，所以，他只好忍着。边忍边等待机会。现在，机会来了。
麦建新的姐夫做玩具生意。从管理上说，他经营的裕祥公司主要为三大部门，一是写字楼，二是注塑厂，三是装配厂。写字楼相当于公司总部，主要负责业务接洽和结算，并给下面的两间工厂下任务单。注塑厂相当于国内玩具厂的一个塑胶车间，生产玩具的外壳和塑料配件，按写字楼下达的生产单配料，并把从注塑机里出来的塑料品修去毛边，然后送往装配厂。注塑厂的技术性比较强，麦建新玩不转，姐夫花大价钱请了专门的师傅帮助打理。装配厂的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是手工劳动，人很多，管理比较麻烦，这样的工作最好交给放心但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去做，所以姐夫就把它交给埋建新打理。
装配厂虽然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故，但由于人多，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由于香港的人工费用高，他负责的这个装配厂的人工费用支出是整个裕祥企业的主要生产成本。做老板的总是想把成本控制最低，而工人总是想少劳动多收入，所以这里也是整个公司矛盾最多的地方。特别是近两年，大陆搞改革开放，允许香港的企业到深圳建工厂，别的同行行动快，已经把人工费用大的部门建在了深圳河的对岸，成本大幅度降低，给裕祥公司造成一定的压力。姐夫把一部分压力转化给麦建新，让他想办法降低成本。麦建新想了很多办法，连厕所里的手纸都买最便宜的，但成本仍然高于同行，姐夫经常对他发火，而且麦建新常常是在姐夫那里受了气之后，回家不但得不到父母的安慰，反而要再受一遍气，因为父母总是认为姐夫比他有出息，所以姐夫总是对的，反过来还要说他，让他好好珍惜姐夫给他的这个机会，少给姐夫添麻烦。
这一次，姐夫又因为成本降不下来而向他发火，麦建新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向姐夫建议：我们也去大陆开厂。
姐夫也想到过去大陆开工厂，可考虑到大陆这边法律和政策方面有太多的可变因素，而且工厂放在大陆，天高皇帝远，没办法管理，麻烦，虽然人工会降低一点，但要额外加上运输成本和管理费用，如果因为管理不方便而误单，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姐夫并不打算去大陆办厂。麦建新进一步说，如果仍然在香港，他没有办法再降低成本，如果姐夫认为他能力不行，可以另请高明。姐夫心里也有数，知道麦建新说的是实话，就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态度让麦建新自己过深圳看看。
麦建新一到深圳，感觉就像鸟儿飞出了笼子，立刻就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与他在香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窝在四面高墙大白天也要开日光灯的作坊相比，这里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看着大片大片正在被开发的土地，瞧着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和厂房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麦建新的心也和鸟儿一样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不要说是人，就是一只鸟，也要有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他决定不回去了，就是姐夫不在深圳办厂，他来深圳打工，也不回香港了。
那次他崴脚，已经是第三次踏上深圳的土地。头一次来深圳完全是试探，以为这边的人都很野蛮，他甚至做好被打劫的准备，把大钱棒在小腿肚上，小钱放在衬衫口袋里，随时准备应付抢劫，可来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大陆的人待他都很友好，物价特别便宜。他在东门街口看见一个卖烧饼的，闻着味道很香，就想买一个尝尝。他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说买一个，卖烧饼的说这么大的钱找不开，你随便拿一个吃吧，不要钱了。麦建新说这怎么行，你不用找了，能卖几个就买几个吧。卖烧饼的笑，说那也不行。麦建新很疑惑，问为什么不行？卖烧饼的回答：“我就是把全部烧饼一起给你，也值不了你手上那一张钱。”所以，大陆留给麦建新的印象不仅是物价便宜得离谱，而且人也朴实得离奇，更加坚定了他来深圳发展的信念。
第二次过来的时候胆子大了许多，敢于到处走走看看，感触最深的还是大陆这边的人。这边的人个个都比香港人高大，比香港人漂亮。他去饭店吃饭，竟然发觉饭店的小服务员甚至比香港那边的某些大明星还漂亮，而且态度热情，一点都不高傲做作。再看看门口的保安仔，竟然比香港那边的大老板还有气质。这与他以前的印象正好相反。以前他以为大陆这边人营养不良，所以长不大，比香港人矮而且难看，现在通过两次实地考察，他感觉香港人像是营养不良，没有长大，而且气色不如大陆这边的人好。
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有了顾虑，觉得和大陆这边的人比较起来，自己实在太矮了，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特意卖了一双增高些。鞋子里面垫了一个暗跟，从外表看上去，就是普通的鞋，但实际上里面是垫高的，穿上去之后，个子会“长”高不少。但穿在脚上并不舒服，走得不好，还容易崴脚。果然，那天他把脚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