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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说倒反而是实事求是了，别看大学里面平常吝啬的很，到了毕业鉴定的时候特别大方，反正是不花钱的礼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这样从湖北来到湖南，直接进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虽然学校的鉴定确实无可挑剔，虽然是优秀毕业生，虽然是预备党员，起点可谓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运不佳还是上头无人，熬了十几年，熬到老父亲都光荣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岁了，眼看着一批批三十几岁的后生都后来者居上了，他还是在处级的位置上徘徊。前两年岳洲县搞县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坚决要求下去任职。刚开始组织部并没有考虑他，因为地委几个头头早就有所考虑，说实话，各级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省委并不打算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人选问题跟地委去争，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毕竟泡了将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多少也有一点，最后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对地委放风：他只当市长，不当书记。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班子架构跟企业不一样，企业的行政领导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权书记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动提出只当市长不当书记，等于是甘当二把手而放弃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点让步吧，所以，最后好歹得到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杜治洪上任之后就立志要大干一场，直接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将县级市中的这个“县”字拿掉。
杜市长很坦诚，在班子的见面会上将这个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诚恳，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许。书记说：你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着。杜治洪握住书记的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将自己的左手又叠加在书记的右手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治洪当上市长后，父亲杜钧儒并没有声张，表现出只有在机关磨了几十年才能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添置了一个手机，可如今下岗职工都配手机了，他一个退休干部又是市长的父亲，配一个手机也说不上是根本变化。但手机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钧儒配上手机后，心情仿佛顿时开朗了许多，本来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一去那里，感觉谁的级别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几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里溜达溜达。更为难得的是，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至于经商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岳洲这些年去深圳的人多达数万，尽管良莠不齐，真正事业有成的人比例也非常低，但是由于基数很大，所以如今岳洲人在深圳做老板的并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齐心协力为岳洲的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真能成气候。特别是有一个叫聂大跃的，据说个人资产上亿，即使在深圳也算是个人物。于是，杜治洪决定借着在深圳开招商会的机会，打算好好会会这些人，说不定还就逮着一两条大鱼。
不知道是因为排查有功的原因还是格外重视的原因，此次杜治洪去深圳，还特意带上郑天泽，并派他去打前站，配合岳洲市驻深圳办事处做做准备，市长是不能在深圳耽搁很长时间的。
招商会之前，他们先搞了一个“岳洲在深人士联宜会”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举行。根据杜市长要求，规模宜大不宜小，尽可能把岳洲在深圳稍微有头有脸的人士全部都网罗进来。广告打出去之后，郑天泽又担心来的人太多，怕接待不了，但是杜市长明确指示：岳洲再小，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这些人都是我们岳洲的财富，”杜治洪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小老板或一般的白领，但是谁知道明天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即便不能成为大老板，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岳洲的贡献。”
杜市长讲的是实话，他已经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况：每年从深圳往岳洲的汇款已经构成岳洲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汇款绝大部分不是“老板”汇的。相反，还听说有老板回家乡集资的。所以，对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能忽视。
郑副主任还是担心地提醒：要是那些农民工也来怎么办？
“照接待。”杜市长说“不过我的担心正好相反，我怕没有那么多人来。”
杜治洪这种担心同样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一年他们搞毕业十周年活动，因为各种各样理由没有到场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认为并不得志的，而本来最让他们担心因路途太远不能赶回来的，居然从太平洋彼岸飞回来，所以，根据杜治洪的实际经验，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愿意来见家乡父母官的。
市长大人果然有先见之明，等到联宜会召开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几万岳洲人只来了几十人。郑天泽有点失望，但是杜治洪还蛮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兴还是觉得来的都是精英而高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市长蛮高兴，既然市长蛮高兴，郑副主任也就开心了。
联宜会在芙蓉宾馆中央大厅举行。本来在侧厅还准备了一些席位，由于没有来那么多的人，于是全部都集中在中央大厅，挤是挤一点，但是气氛反而更好。
市长坐在紧靠主席台那边第一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主席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主席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宜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宜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第一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
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说倒反而是实事求是了，别看大学里面平常吝啬的很，到了毕业鉴定的时候特别大方，反正是不花钱的礼物，送的再多也不心疼。
杜治洪就是这样从湖北来到湖南，直接进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虽然学校的鉴定确实无可挑剔，虽然是优秀毕业生，虽然是预备党员，起点可谓不低，但是不知道是官运不佳还是上头无人，熬了十几年，熬到老父亲都光荣退休了，熬到杜治洪都四十岁了，眼看着一批批三十几岁的后生都后来者居上了，他还是在处级的位置上徘徊。前两年岳洲县搞县改市，方案恰好是杜治洪做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坚决要求下去任职。刚开始组织部并没有考虑他，因为地委几个头头早就有所考虑，说实话，各级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省委并不打算为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人选问题跟地委去争，但是杜治洪在省委大院毕竟泡了将近二十年了，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多少也有一点，最后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对地委放风：他只当市长，不当书记。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班子架构跟企业不一样，企业的行政领导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甚至是三把手，但是地方政权书记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杜治洪主动提出只当市长不当书记，等于是甘当二把手而放弃一把手，也算是做出一点让步吧，所以，最后好歹得到了这个位置。
大约是等待的时间实在太久的缘故，杜治洪上任之后就立志要大干一场，直接目标就是争取早日将县级市中的这个“县”字拿掉。
杜市长很坦诚，在班子的见面会上将这个意思委婉地表露了，表露的非常诚恳，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许。书记说：你是外地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大胆地干，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着。杜治洪握住书记的手，一句话没有说，只是将自己的左手又叠加在书记的右手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治洪当上市长后，父亲杜钧儒并没有声张，表现出只有在机关磨了几十年才能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大家风范。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添置了一个手机，可如今下岗职工都配手机了，他一个退休干部又是市长的父亲，配一个手机也说不上是根本变化。但手机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杜钧儒配上手机后，心情仿佛顿时开朗了许多，本来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一去那里，感觉谁的级别都比他高，而如今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几乎每天下午都就去那里溜达溜达。更为难得的是，杜钧儒居然偶尔也跟那些过去级别比自己高的老领导下下棋。反正大家都退休了，平起平坐了，在一起下下棋倒也无妨。下着下着，杜钧儒时不时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喂，找杜市长，我呀，我是他老子。”于是，对方诚惶诚恐地转到杜治洪那里。杜钧儒对着手机发脾气：“别以为当了市长就上天了，老子没烟抽了，赶紧差人给老子送两条回来。”于是，整个洪湖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杜钧儒的儿子在外面干大事了。当杜钧儒再次来到活动中心的时候，无论以前职务比他高的还是职务比他低的，或者是跟他平级的，都热情主动地上来打招呼套近乎。其实这些人也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会求到杜钧儒远在湖南岳洲的儿子那里，但是与领导或领导的亲属套近乎已经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想不套反而不习惯了。
杜治洪正式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排查。像公安机关追捕命案在身的嫌疑犯一样的仔细排查。父子两代在官场上的经验告诉杜治洪，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关系，做官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杜治洪是政策研究室出身的，于是他当上市长之后给岳洲市政策研究室下达一个硬性任务：排查整个岳洲市在外面做官做老板做学问的大人物。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政策研究室主任姓郑，叫郑天泽。其实是个副主任，但正主任缺位，由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杜治洪的硬性任务直接下在郑天泽头上。郑天泽虽然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工作，加上姓郑，无论是用起来还是听起来与正主任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一直想为自己摘帽子，想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副”字摘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主任。本来郑天泽离这个希望已经非常接近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个市改县，水涨船高，扶正的希望更加渺茫了。毕竟，他自己心里清楚，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市委和市政府本很少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会，所以政策研究室也就自然成了摆设，这些年政策研究室研究的主要政策都是围绕改革的，但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机关来说，所谓的改革可以归纳成两个字——精简，跟企业里裁员差不多，考虑到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先做的事情往往是拿自己的惜日的同类开刀，这样不仅可以避嫌，趁机树立自身的威信，还可以防止这些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底细而对自己不能足够地尊敬，岳洲市政策研究室包括郑天泽在内的几个二吊子虽然够不上与杜治洪属于同类，但在找不到正宗同类的情况下，拿他们开刀也未见不可，所以，杜治洪上任之后，郑天泽及其手下的几个闲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该机构被砍掉，未曾想新市长不但没有把他们精简掉，反而直接给他们下达了任务，郑天泽及其部下像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突然接到了特赦令，而且立刻获得重用一般，受宠若惊，自然不敢怠慢，任劳任怨，格外卖力。同时马上就推断出一个与前面的逻辑截然相反的逻辑：既然市长是做政策研究出身的，那么对于搞政策研究的人应该格外重视，一上任马上就直接给我们布置任务正好说明这一点，说不定我们的机会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工作，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没用多长时间，排查结果就出来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岳洲县，居然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人物。
政策研究室的排查报告还专门对这些人物进行了分类。从区域上分，岳洲市在外埠的有价值人物主要分布在深圳、长沙和北京，还有少数在国外。从行业类别上分，主要分为从政的、经商的和做学问的。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杜治洪重操旧业，亲自动手进行了案头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从政的主要在长沙和北京，可惜没有什么大官。根据杜治洪的经验，这些小官往往把自己的乌纱帽看的比亲娘老子都重要，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并且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为着岳洲的发展而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可能性几乎没有。杜治洪还将心比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个人物了，难道自己会为家乡洪湖市的发展去冒政治上的风险吗？所以，这些人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时间紧迫，必须急用先选。先考虑经商的和做学问的。
做学问的人主要分布在长沙、北京和国外。但是在国外的主要是搞理科的，而且在国外也没有什么大名气，并不掌握定单权，对岳洲的经济发展和由县级市改地级市转变的工作暂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倒是在北京和长沙的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许可以对改善岳洲市的软环境做点贡献，比如呼吁呼吁这类的事情。于是，杜治洪在一些名单上面画了圈圈，指示秘书处以他的名义给这些人写慰问信，并且要求所有的慰问信全部由他过目，经他签字之后再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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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是我们岳洲的财富，”杜治洪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今天只是一个小老板或一般的白领，但是谁知道明天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不会成为大老板？即便不能成为大老板，也不能否认他们对岳洲的贡献。”
杜市长讲的是实话，他已经掌握到一个最新情况：每年从深圳往岳洲的汇款已经构成岳洲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些汇款绝大部分不是“老板”汇的。相反，还听说有老板回家乡集资的。所以，对岳洲在深圳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能忽视。
郑副主任还是担心地提醒：要是那些农民工也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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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治洪这种担心同样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一年他们搞毕业十周年活动，因为各种各样理由没有到场的恰好正是那些自认为并不得志的，而本来最让他们担心因路途太远不能赶回来的，居然从太平洋彼岸飞回来，所以，根据杜治洪的实际经验，他相信不是在深圳混得很好的人是不愿意来见家乡父母官的。
市长大人果然有先见之明，等到联宜会召开的那一天，在深圳的十几万岳洲人只来了几十人。郑天泽有点失望，但是杜治洪还蛮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高兴还是觉得来的都是精英而高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市长蛮高兴，既然市长蛮高兴，郑副主任也就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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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坐在紧靠主席台那边第一张桌子上。如今深圳许多酒店的大厅也效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做法，都设有一个主席台，尽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席上去过，但是有了这个主席台仿佛大厅就上档次了。至少，能够区分出主要的席位和次要席位了。
杜治洪所在的这个“主要席位”桌子很大，总共大约能坐十几个人。市长背靠主席台，面朝大家。这样，市长就能够看到整个联宜会的会场，到会的来宾也都能从各个角度看见市长热烈的脸。而紧靠市长旁边的就是聂大跃。
联宜会开始的时候，杜治洪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杜市长的讲话没有讲话稿，但是风趣幽默，生动热情，不断地被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打断。
市长在讲话的时候还自然而然地将他这一桌的来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今天跟市长第一次见面，甚至有几个是几分钟之前刚刚认识的，但是，杜治洪在介绍的时候却像是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往往寥寥数语就能画龙点睛。于是，一个年轻、高素质、有理想、善于沟通的新市长的形象马上就在岳洲在深人士的脑海中确立起来了。
杜市长在介绍聂大跃的时候多占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来深圳之前他就仔细研究过聂大跃的资料，所以介绍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杜治洪说：“我来岳洲之前就知道‘安视’这个品牌，我知道她是深圳的品牌，但是创造这个品牌的却是我们湖南人，因此我感到非常骄傲。那一年我被省委机关评为标兵，省工委要奖励我，让我自己选一个奖品。我问工委书记：有没有价格限制？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就选‘安视’牌vcd。书记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品牌是我们湖南人创造的。书记问是不是？我说是。书记这时候走过去把门关上，小声对我说：那我奖励你两台，但是你必须给我一台做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