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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2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卜的白数码宇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升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
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
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太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遮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我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上扭下，直到整个身子都藏到了桌子底下，只有他的脑袋像摔跤运动员拱起身子时似的，留在了椅座上。“眼睛是橘红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他撩起桌布的一角，盖在了他那张漂亮却毫无表情的脸上。
“有时候他聪明可有时候又不聪明，”埃斯米说。“查尔斯，给我坐好！”查尔斯还是那样呆着。他好像在屏住呼吸。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给——杀——害——。”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难过。
埃斯米点点头。“父亲特别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啃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非常像我母亲——查尔斯，我指的是。我活脱脱是我父亲的样儿。”她继续咬她的指甲。“我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女子。她性格外向。父亲性格内向。他们很般配，不过，这也是表面上如此。坦率地说，父亲真是需要一位智力上优子母亲的女子作伴侣的。他是个天赋很高的才子。”
我默默地等候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可是她不再讲了。我低下头看看查尔斯，此刻他正将半个脸侧枕在他的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他便闭上跟睛，假装睡觉，睡得像小天使般的甜美，接着又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他这器官长得出奇——并且发出了在我们美国碰到棒球裁判眼神差劲时准会奉送的大声倒彩。这吵声把整个茶座震得够呛。
“别叫了，”埃斯米说，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不觉得意外了。“他见到一个美国人在排队买炸鱼带土豆片时这样喊过，现在他一感到无聊了便这样干。给我停下，听见没有，不然我立刻让梅格利小姐来管教你。”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1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一一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入看。”
我说这主意我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上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写什么的小说？”我说，身子向前倚了倚。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我正想从她那里再套出些细节来，可是我感到胳膊上让查尔斯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疼痛稍稍抽缩了一下。他站在我的右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 -->>
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2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卜的白数码宇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升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
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
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太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遮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我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上扭下，直到整个身子都藏到了桌子底下，只有他的脑袋像摔跤运动员拱起身子时似的，留在了椅座上。“眼睛是橘红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他撩起桌布的一角，盖在了他那张漂亮却毫无表情的脸上。
“有时候他聪明可有时候又不聪明，”埃斯米说。“查尔斯，给我坐好！”查尔斯还是那样呆着。他好像在屏住呼吸。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给——杀——害——。”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难过。
埃斯米点点头。“父亲特别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啃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非常像我母亲——查尔斯，我指的是。我活脱脱是我父亲的样儿。”她继续咬她的指甲。“我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女子。她性格外向。父亲性格内向。他们很般配，不过，这也是表面上如此。坦率地说，父亲真是需要一位智力上优子母亲的女子作伴侣的。他是个天赋很高的才子。”
我默默地等候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可是她不再讲了。我低下头看看查尔斯，此刻他正将半个脸侧枕在他的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他便闭上跟睛，假装睡觉，睡得像小天使般的甜美，接着又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他这器官长得出奇——并且发出了在我们美国碰到棒球裁判眼神差劲时准会奉送的大声倒彩。这吵声把整个茶座震得够呛。
“别叫了，”埃斯米说，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不觉得意外了。“他见到一个美国人在排队买炸鱼带土豆片时这样喊过，现在他一感到无聊了便这样干。给我停下，听见没有，不然我立刻让梅格利小姐来管教你。”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1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一一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入看。”
我说这主意我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上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写什么的小说？”我说，身子向前倚了倚。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我正想从她那里再套出些细节来，可是我感到胳膊上让查尔斯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疼痛稍稍抽缩了一下。他站在我的右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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