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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满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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