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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历史则不同，西方少有中国这样统一的历史，最接近统一的时期，则是古罗马时期。然而，时间未久，地位动摇。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天下，却不能用武力使天下宾服。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基督教才能达到安定民心、保证王权的目的，于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但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却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不但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而且要对世俗政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所以，在整个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斗争都不曾终止过。所区别的，只是斗争的激烈与缓和而已。十字军东征时代，教权大于王权;十字军东征之后，世俗王权在一些国家强大起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加上商业发达、近代城市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等种种原因，终于自13世纪开始，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简单地说，西方历史文明是双元性质的，王权为一元的代表，教权是另一元的代表。因为它具有双元的性质，所以很难建成类似中国汉唐王朝这样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但这也给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提供了方便，提供了动力。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虽有宗教，宗教地位不能和皇权相提并论，皇帝的权威远远在宗教之上。不但远远在宗教之上，而且在一切权力形态之上，帝王兼有君意与神意。所谓天人合一，反映在皇帝身上，就是应天命而君临天下，皇帝便是天子。天子的权威表面上看不是绝对的，实质上它是很难限制的。因此，国家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王朝的灭亡。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这样的方式标识国家的历史，在西方是很难想像的。说到古希腊，人们就想到雅典文化和斯巴达文化。说到古罗马，又想到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说到中世纪，便联想到基督教文化。到了文艺复兴之后，用帝王和宗教来代表其文化特征的事情就更没有了。西方古来也有和秦皇汉武一般的人物，如亚历山大和恺撒，然而，亚历山大开拓的乃是希腊化文明，而恺撒只是罗马共和制的终结者，用他们的姓名代表那两个时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然，君权一统天下，正是恰当的代表。而且除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谁更能代表那一段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呢？要说孔夫子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然而，孔夫子亦坚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让他老人家代表中国古代文明，便是对他的最根本的信念的背叛。惟有跳出这个历史圈子，回头望去，仿佛才可以说：喔，所谓中国封建时代其实正是儒学时代哩！
西方的历史则不同，西方少有中国这样统一的历史，最接近统一的时期，则是古罗马时期。然而，时间未久，地位动摇。罗马帝国以武力征服天下，却不能用武力使天下宾服。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基督教才能达到安定民心、保证王权的目的，于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但是，基督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却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不但不能全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而且要对世俗政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所以，在整个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斗争都不曾终止过。所区别的，只是斗争的激烈与缓和而已。十字军东征时代，教权大于王权;十字军东征之后，世俗王权在一些国家强大起来，双方斗争日趋激烈，加上商业发达、近代城市的确立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等种种原因，终于自13世纪开始，酿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简单地说，西方历史文明是双元性质的，王权为一元的代表，教权是另一元的代表。因为它具有双元的性质，所以很难建成类似中国汉唐王朝这样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但这也给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提供了方便，提供了动力。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虽有宗教，宗教地位不能和皇权相提并论，皇帝的权威远远在宗教之上。不但远远在宗教之上，而且在一切权力形态之上，帝王兼有君意与神意。所谓天人合一，反映在皇帝身上，就是应天命而君临天下，皇帝便是天子。天子的权威表面上看不是绝对的，实质上它是很难限制的。因此，国家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王朝的灭亡。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这样的方式标识国家的历史，在西方是很难想像的。说到古希腊，人们就想到雅典文化和斯巴达文化。说到古罗马，又想到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说到中世纪，便联想到基督教文化。到了文艺复兴之后，用帝王和宗教来代表其文化特征的事情就更没有了。西方古来也有和秦皇汉武一般的人物，如亚历山大和恺撒，然而，亚历山大开拓的乃是希腊化文明，而恺撒只是罗马共和制的终结者，用他们的姓名代表那两个时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然，君权一统天下，正是恰当的代表。而且除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谁更能代表那一段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呢？要说孔夫子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然而，孔夫子亦坚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让他老人家代表中国古代文明，便是对他的最根本的信念的背叛。惟有跳出这个历史圈子，回头望去，仿佛才可以说：喔，所谓中国封建时代其实正是儒学时代哩！